山東省諸城市劉墉祖籍及劉氏家族

劉墉祖籍及劉氏家族——劉氏文化

來源：劉氏宗親家族

在編修《東港區志》過程中，發現了一份明代萬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的記述清代劉墉的始祖的族譜，激起筆者濃厚興趣。

劉墉是中國歷史上著名廉吏之一，同時劉氏家族在“康乾盛世”，以劉統勳、劉墉、劉鐶之祖孫三公二宰相，轟動朝野，成為中國文壇文學創作百用不厭的歷史題材，如《天下糧倉》、《劉公案》、《宰相劉羅鍋》、《和珅捱打》、《江南圍》等眾多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

劉墉與日照的關係，查閱清代《日照縣誌》、建國後的《日照市志》等史料，皆無有關記載。筆者深深感到，這既是一項歷史空白，又是今天東港區、乃至日照市經濟、社會事業發展不可多得的一大人文資源，有著可開發利用的巨大價值。

為此，筆者通過實地調查，尋根溯源，走訪了諸城、高密、濰坊、臨沂等地村鎮的劉氏後裔德高望的重長者，拜訪了大學、博物館的有關專家教授，廣泛蒐集了明、清兩代史料，經初步整理，草成此文，以饗讀者。以期挖掘歷史文化資源，為經濟建設服務。

由於作者水平等制約，不妥之處，則俟各位方家斧正！

一、始遷日照

明太祖朱元璋（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為鞏固初建的大明江山，採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明初有組織地組織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移民活動。

明代大規模的移民活動，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間的戰爭，造成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使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另一方面，戰爭不斷、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遊牧民族重牧輕農政策，使北方地區荒蕪人煙。

元末明初的連年戰爭，先是明軍與元軍殊死的博鬥、後是燕王朱棣與建文帝殘酷的爭奪皇位的“靖難之變”，加之大規模的兵災期間，天災連年不斷。水災、蝗災、旱災輪流發作，……廣闊的山東、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人煙稀少、虎豹出沒、土地荒蕪，甚至淪為“無人區”，軍民糧食短缺，財政收入劇減。

而在南方，宋元以來的地主豪富勢力日盛，左右地方官吏，威協朝廷；在沿海，倭寇在從遼、山東到福建、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屢犯海疆，登岸剽掠；在漠北，新建王朝在元殘餘勢力包圍中。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

面對內憂外患，朱元璋採納了知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臬（《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建議，採取了移民和軍、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強北部邊防，開墾荒地，保障軍民用糧，恢復農業生產。

朝廷數次頒佈了遷徙貧民流民墾荒、“遷大戶實畿輔”、屯田戍邊的詔命，讓數百萬人告別了洪洞大槐樹、告別富庶的魚米之鄉蘇杭、沿海……地少人多的“狹鄉”居民徙遷往地多人少的“寬鄉”——北方地區、 淮河流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人口大遷移。

山東的眾多鎮村就形成於這一時期，眾多居民從晉、浙、蘇、豫、皖（南直隸）等地遷入。

江南直隸南京徐州府碭山縣大劉村（今屬安徽）居民劉思源眾族人（按年代推算應為祖、高祖輩，以劉思源為始祖的原因見下文），遵奉朝廷詔命，於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踏上了北向移民之路。

劉氏眾族人一行循道迤儷北去，來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今日照市東港區黃墩鎮與莒縣交界處，打量了一下這裡的地形地貌。只見這裡群山環繞，澗水涓流，花草茂密，樹木繁蔭。澗泉邊參天古樹上，住著一窩喜鵲；澗邊山嶺，兩翼寬闊，北高南低，象一隻傳說中的鳳凰……果真是個好地方，於是便在這兒定居下來。後人為這裡取名喜鵲窩，後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稱草澗。

這就是日照西部劉姓的始祖。

大明萬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的日照劉氏家譜（注：２００３年在日照市東港區三莊鎮卜落崮村劉祿後人處發現），記載了這一歷史情況，記下了這一劉氏家族的大事：

“我劉氏自漢隸籍於莒，由來久矣……委因元社將屋，我祖見機，遷居徐州府碭山縣大劉家村。紅巾（徐劉）亂起，我祖逃居東海當蘆村。至熙朝洪武三年，下旨遷民，我祖復由東海遷居日照喜雀窩”。

民國十三年（１９２４年）的一幢石碑記載：“我劉氏原籍江南徐州碭山大劉家村，明成化年間（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始祖思源公遷日照草澗莊。生我二世祖福、祿、壽、禧、詩、書、忠、厚兄弟八人。”

二、兄弟分離

時間到了天順年間（１４５７—１４６５年），劉家人丁日盛。家裡一場意外火災，幾乎燒掉了一切。面對這場意外，劉思源決定讓兒子們先分開，四處謀求生路，只留四子劉僖與劉思源留守故里。

明譜記載：“天順年間，該村（注：日照喜雀窩）被火……成化年間（憲宗１４６５—１４８８年），我高祖（注：從日照喜雀窩）移居草澗莊（與喜雀窩相距裡許），生福、祿、壽、喜、詩、書、忠、厚兄弟八人。餘與弟君質修譜，斷以思源為始祖，以福、祿諸祖為二世焉。雖然，惟喜祖仍住故里。如福、祿二祖，同遷大劉家溝。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恆公遷居諸誠逄哥莊，將長子志幹、次子志貞託付於我二世祖祿。壽祖分居劉家莊子。詩祖分居洙洲莊。書祖分居西劉家溝。忠祖遷居蘭山全劉莊。厚祖遷居沂水劉家店，分支卜全莊。”

碑刻記載：“福、祿二公同遷劉家溝（今三莊鎮劉家溝），福公弘治年間（孝宗１４８８—１５０５年）又遷諸城逄哥莊（現屬高密市）。壽公遷劉家莊（今三莊鎮劉家莊）、詩公遷注州（今黃墩大株州）、書公遷莒縣、忠公遷臨沂、厚公遷沂水，族譜備志。惟我禧祖仍住故里。”

經過幾百餘年的子孫繁衍，到現在，故里劉禧後人已是人丁興旺，有３０００多人的大家族了。

劉福後人，清嘉慶十九年（１８１４），即九世孫劉墉卒後１０年其族重修家譜時，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譜者不計在內，劉氏家族已繁衍十四代，其家族已有８２２人。

這是後話。

明譜的發現，不僅重現了世遠年湮於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填補了劉統勳初立其諸城族譜時無法上溯的一段歷史。

劉統勳在丙子年（高宗乾隆１７５１年），即其祖劉福遷移到諸城縣２５０餘年始創家譜，在凡例中說：

——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間始祖諱福公遷諸城後，至祖諱恆公，家譜因遭兵燼，中間世次莫考。故列祖諱恆公為第二世。

——族譜刊於都中，丙子冬間，凡我族人有遊宦他省及在家鄉者，其新生男口名字家郵未及致，蓋不譜載。…………，蓋未及載，容後紀——統勳謹識。

三、海岱門第

逄哥莊地處袤闊的膠萊平原上，土地肥沃，明屬青州府諸城縣。劉福來到這裡，先是為人做耕種收割的幫工，人勤快，吃苦耐勞，贏得主家的喜歡，並被主家留下，定居下來。經過幾代人的創業，家境從貧窮漸至小康。傳到第五代，即劉墉的高祖父劉通，已考中了秀才。第六代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已考中了進士，當上了戶部廣西員外郎，是劉氏在外任職的第一任高官。到劉墉的祖父劉棨，已官至四川布政使，劉棨二哥劉果官至江南學政。父親劉統勳，官東閣大學士，四庫全書總裁。劉墉父輩中、同輩、子孫輩為官者就更多了。

清代嘉慶十九年（１８１４年）劉家重修家譜時統計：從劉福五世孫劉通科舉考得秀才算起，全家先後科考得中１９８人，其中進士１１位，舉人３５位。科考取中者，約佔其家族男丁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五；考取進士、舉人者又佔科考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五還多。

在官位上，自清順治初年六世孫劉必顯步入仕途算起，至道光末止的六個朝代中，七品以上的官員就出了７３位，接近家族男丁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出任的官職，從知縣、知府、道臺、學政、布政使、巡撫、總督、御史、尚書直至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各個級別的重要官職都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了第八代上，竟一門出了“文正”公劉統勳、“文清”公劉墉、“文恭”公劉鐶之，祖孫三公二宰相，轟動當朝上下。成為書香門第，名門望族。

在劉墉以優異成績殿試結束後，乾隆皇帝欣然御賜“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予以鼓勵。（海岱：大海到岱嶽，指當時青州府所轄地域）。

四、恪守家訓

是什麼力量造就了劉福後人的“海岱高門第”？

這要從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說起。

劉必顯，字微之，號西水，為劉家第一個進士。生於明萬曆廿八年（１６００年），明朝天啟四年（１６２４年）中舉，清順治九年（１６５２年）中進士，卒於清康熙卅一年（１６９２年），享年９２歲。他的官位不算顯赫，僅做到員外郎，但他為官清廉，正直有膽識。在他晚年，對後人立下家訓：“當官清廉、積德行善、官顯莫誇、不立碑傳、勤儉持家、喪事從簡”。他為後世晚輩的成才建立了規範。

他十分崇向教育。他認為：“教家之道，千條萬緒，非言語文字能罄述。然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教子之方，莫要於讀書。必能讀書乃能明理，能明理始能成器，始能保家，至進取成名。登科、發甲，固視乎命運。然其家三世讀書而發始達者十居八九；若先世目不識丁，而其身崛起田間，至登甲、乙榜者，百中僅一二焉。俗語所以胡‘書讀三世發’之言也。”

良好的家教，使劉氏子孫不依賴父輩，樹立了較強的自尊心和進取心，一個個成為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這使劉統勳、劉墉父子能先後被皇帝欽點任《四庫全書》總裁、副總裁，統領四千三百多人，編纂經、史、子、集一萬二百四十六種，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典籍，幾乎包攬殆盡。

劉必顯歸裡後，常住槎河山莊（今屬五蓮縣，劉家槎河一帶）。劉統勳兄弟們、劉統勳、劉墉父子多在此讀書用功過。愛屋及烏，他們對這個杜鵑花盛開、“月明星影窺窗際，夜靜溪聲到枕時”，給他們人生打下良好基礎的地方，感念至深。曾請當朝名家繪製了《槎河山莊圖》，並請紀曉嵐等眾多名流題寫詠吟詩篇，極一時之盛。

“清廉做官”，子孫們恪守了這一家訓。

劉必顯有四個兒子。長子劉楨，次子劉果，三子劉棨、四子劉棐。

劉楨字世卿，號石齋，貢生，考授從六品；

次子劉果，字毅卿，號木齋，順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中舉，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中進士，第六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康熙六年改補直隸河間縣知縣。康熙八年為刑部江南司主事。康熙十二年升四川司員外郎。康熙十八年升江南提學道。

三子劉棨（１６５７－１７１８年，劉統勳之父），字弢子，號青岑。康熙十四年（１６６５年）十八歲中舉，十年後中進士。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任湖南長沙縣知縣。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擢陝西西寧羌州知州。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升寧夏中路同知。後補湖南長沙府同知。康熙四十九年任天津道副使。一次在天津迎駕時，詔許從官恭瞻。因奏其兄劉果在河間縣任知縣時受到“清廉愛民”褒獎的事，並順便請求康熙皇帝賜書。康熙帝十分高興地賜寫了“清愛堂”這三個字。從此，御賜“清愛堂”便成為了劉墉家族的堂號。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九卿應詔舉廉能吏員，以知府被舉者，唯劉棨與陳鵬年二人。《清代名人傳略》稱其為“是當時以清廉聞名的幾位官員之一，聲望與陳鵬年同等”。

劉統勳（１６９８－１７７３年），他自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中進士，入仕途。他“服官５０年，家原有田數十畝，茅舍一處，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異常，當日親臨祭奠，晉贈太傅銜，賜祭葬，入祀賢良祠，諡文正。柩歸故里前，詔令沿途２０裡以內的文武官員，均至靈前弔祭”。

他一生雖然位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等顯官要職，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是清朝最有建樹的幾位水利名臣之一，做了許多大事，可他沒有給後人留下富足的家產，家裡沒蓋樓堂瓦舍的閣老府，門前和祠堂裡沒有炫耀官顯的旗杆，塋裡沒有歌功頌德的石碑，就連當時皇帝御賜他祖塋的蟠龍石碑也沒有樹起來。這都是尊其祖父家訓辦的，他只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清官的美名流傳至今。

劉墉，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能夠聽到歷史腳步前行之聲的家庭裡。

在劉墉謝世後，清禮親王昭木連在《嘯亭親錄》一書中尚有這樣一段追憶文字：“劉文清公墉為文正之子，少時知江寧，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以一介知府，而獲全國聲譽，甚至以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包公來比擬他的正直、清廉，可以怎樣想見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該是怎樣勵精圖治、與利除弊，又該是以怎樣的高明手法與南京這一數朝古都內的大戶貴戚們做鬥爭，才贏得了這一聲譽的（史有詳細記載）。以致後人有婦孺皆知的《江南圍》、《劉墉私訪》、《劉公案》等相聲、戲劇。目睹王公大臣、豪門權貴競相誇侈，炫耀富貴的厚葬之風愈燃愈烈時，劉必顯不為時風所動，為子孫訂下遺訓：“凡我兒孫不必厚葬”。

劉必顯讓劉氏子孫們把一筆筆“財富”留給了老百姓！留給了清王朝！

也同時使劉氏子孫們“獨善其身”，走出了在同時代與和珅等人命運不同的從政之道。

透過《清代七百名人傳》等歷史記載，讓我們再回到３００年前，聽歷史老人再講述一個個“海岱高門第”裡的“父母官為民蕩產”、“不拘一格薦英才”、“濃墨宰相”……的故事。

五、知州蕩產

劉棨在任陝西寧羌州（今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一帶）時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劉棨由湖南長沙知縣升任陝西寧羌州知州。恰逢關中大旱，荒年歉收。上任途中，只見逃荒要飯者成群結隊，百姓面黃肌瘦，衣不遮體，餓死者新墳四處可見。觸景生情，不覺吟出“迢迢車馬奔長安，滿目淒涼不忍觀，十里路逢千百冢，家家哭聲不一般”。面對百姓的困苦和官府束手無策，他甚不安。

不幸的是，他上任的地方，連年歉收，州已無糧可賑，災民度日如年。“無論如何不能再餓死人，先向附近無災區借糧”。寧羌北依秦嶺，南枕巴山，層巒疊嶂，溝壑縱橫，難於運輸。劉棨發動饑民，凡運一斗者給三升，不十日，就運糧三千石。在發放賑糧時，他對知縣說，：“此糧是借糧，倘若秋收後百姓不能還，我得變賣家產還上。”由於措施及時得力，救災工作進展很快，使很多饑民得以存活，災情得以緩解。

寧羌土地瘠薄，百姓收入很低，貧苦農民很多。遇上災年，多數百姓飯都吃不上，根本沒有能力交納國家的賦稅，更談不上歸還貸糧。因此，州中沒有能力交納國家賦稅和貸糧的困難戶很多。劉棨深知老百姓的困難，就寫了封家信，叫四弟劉棐，把他家中的地快快賣掉，立即把錢送到寧羌。

劉棐接到兄長的家信，知道兄長在任上為老百姓賣地付債，心情很急，他知道，兄長家的地產並不多，就是全賣了，也解決不了眾多百姓欠國庫的債款。經過反覆考慮，他為了支持兄長的正義事業，就把自己的土地也賣了一些，把兩家的賣地錢，一同寄到了寧羌州署。

劉棨兄弟二人，變賣家產，為州中百姓付債的消息，不翼而飛，在百姓中傳遍，特別是那些吃到糧食而能存活下來的人，更是感動得熱淚盈眶。

州中稍富裕的人紛紛捐錢，要知州劉棨贖回家產。劉棨說，“我既食皇上俸祿，理應盡職盡責，看到大災之年存活下來的人，吾心足矣，豈敢再有他求”。有人關心地問道，“那你的子孫後代咋生活”。劉棨說，“子孫強似我，要地待如何，子孫不如我，要地待如何”。

眾人不甚理解，問，“大人，這是什麼意思？”。劉棨說，“子孫比我強，知書達理，光明正大，當好官，吃國家俸祿，要地如何？子孫不如我，貪贓枉法，罷官抄家，要地又如何？養了為民的子孫，把許多地產留給他，養成好逸惡勞、不能自力更生，甚至者不務正業，地產再多也守不住。教育後人自力更生，奮發創業，不依靠祖上的遺產過日子，這才是長久之計”。眾人無不為佩服其高瞻遠矚，更為其寬闊的胸懷和大仁大義所感動。

為提高當地百姓的收入，劉棨在多次的翻山越嶺，現場實地調查中，他發現當地的山上生長著很多柞樹，根據在老家山東的經驗，葉子可以養柞蠶。他馬上從山東老家，聘請了許多養柞蠶能手，帶著蠶種到寧羌，教老百姓養蠶。幾年後，養蠶戶越來越多，他又教百姓抽絲織綢來發家致富。百姓為感念這位父母官，就把織成的綢子命名為“劉公綢”。深得百姓擁戴。

因果輪迴有其封建色彩。劉棨的多年以德治吏，一方面嚴守祖訓，言傳身教，為兒孫樹立了榜樣，另一方面，卻隱隱昭示了兒孫有所作為的內在原因。

六、文衡薦賢

劉統勳屢掌文衡，是選拔賢才極多的賢相之一。在人生境界上，他還是一位器識宏遠、慎終追遠的智者。

乾隆皇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位“聖明君主”，“康乾盛世”締造者，尤其懂得思想統治的重要。在繼位之初，就開博學鴻詞科，擴充科舉取錄名額，蒐羅天下人才，為他的治國效勞。同時開館修書，先後完成了典章制度的史籍《清三通》（《皇朝通志》、《皇朝文獻通考》、《清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編纂。到了他繼位３０年以後，更要宣揚起封建統治的文治武功，進一步籠絡天下的文人學子，他下決心要編纂一部囊括中國古今圖書典籍的大叢書。在規模上，不但要超過康熙、雍正時編輯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而且要超過明代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創中國亙古未有之偉業。可是，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歷代書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業，非有學識淵通、博聞強記而且年富力強的奇才，才有可能擔此重任。

乾隆思來想去，將朝野的文人學士，一個個地排隊，確信東閣大學士劉統勳能擔總裁之任，並由其他大學士以及各部尚書協理，頭腦中形成了總裁、副總裁一班人馬的考慮，但總纂一職卻無人能夠勝任。

這天，乾隆皇帝又把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劉統勳召進宮來，廷議由誰擔任總纂一職，皇上嘆道：“古來兵家常雲，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編纂四庫全書一事，乃千秋偉業，比疆場征戰更難啊！朕沉思已久，難道以中國之大，竟無一人堪當此任嗎？”

劉統勳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舉薦紀曉嵐，但這位東閣大學士，久在朝中為官，當然是老於世故，思慮極其周密，他想到紀曉嵐是帶罪發配之人，掌握不好時機，反倒事與願違，於事無補。如今見皇上思賢若渴，正是為紀曉嵐奏請開釋的好時機，便慢吞吞地說道：“聖上乃真龍天子，當朝以後，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謂國泰民安，萬民樂業，為曠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勝於往昔，今聖上創千秋之偉業，成萬世之宏章，地輔天助，定早已降下堪當此任的輔臣。只是老臣愚鈍不慧，不敢貿然薦舉。”

乾隆從劉統勳的話中，聽出劉統勳已物色了人才，便催促說道：“看來你心中已有人選，何不從快奏來？”

劉統勳看皇上急切地催促，欲擒故縱，更不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向皇上笑著說道：“哪個朝代都有傑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與國朝相比。依老臣看來，堪當此任者，已侍奉聖上多年，也深得聖上垂愛，只是這位才子遠離聖上幾年，聖上一時想不起來罷了。”說到這裡，劉統勳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嘆了一口氣。

乾隆看劉統勳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繞彎子，便又催促道：“老愛卿，此人是誰？你快快為朕奏來！”

“聖上操勞國事，日理萬機，此人又久居邊塞，所以聖上一時想不起來啊！這人就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當過侍讀學士的紀曉嵐啊！”

乾隆聽劉統勳說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後問道：“老愛卿，難道你是有意為他說情來啦？”

劉統勳連忙下跪說：“聖上明鑑，臣蒙聖上恩寵，處以高位，自當鞠躬盡瘁，報效萬歲隆恩。幾十年來，臣以國事為重，忠心耿耿，今萬歲爺求賢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沒了人才，豈非罪在不赦。臣嘗思古人尚能‘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今吾皇萬歲乃賢明聖主，廣開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陳。紀昀雖是臣的門生，但他更是聖上的寵臣。丁卯順天鄉試，臣蒙聖恩主其事，為國選優拔萃，不敢稍有懈怠，看到紀昀的才華出眾，列榜首之人，非他莫屬。中進士之後，他恭敬侍上，深得聖上嘉許。戊子年坐‘洩鹽’案發戍烏魯木齊，乃聖上英明，愛惜英才，免其死罪，寬大至極。他在西域軍中，也勤奮不已，並深為洩鹽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負聖上隆恩！”劉統勳侃侃奏來，入情入理，乾隆聽著不由得頻頻點頭。

這三年的工夫，內廷沒有紀曉嵐走動，乾隆總感覺缺點什麼，遇有許多事情時常想，要是紀曉嵐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詩、聯屬和之時，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難言的苦衷，不好將紀曉嵐馬上召回京城。自從動了纂修四庫全書的想法之後，皇上也在想著，由紀曉嵐主持總纂，恐怕是最為合適的人選了。現在劉統勳奏請，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順水推舟，堵住和珅等一幫人的嘴巴。乾隆說道：“看在老愛卿的面上，朕赦紀昀回京。”

於是，乾隆頒下詔書，要紀曉嵐火速回京。這年六月，紀曉嵐回到了北京。成為《四庫全書》的總纂修官。

四庫全書的編校，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間的一個盛舉，對於紀曉嵐來說，則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紀曉嵐日坐書城，博覽群籍，尋章逐句，從《永樂大典》搜輯散逸，盡讀各行省進獻書籍，極盡艱辛。整整用了８年時間，刪定潤色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稱《四庫總目》、《四庫提要》）２００卷、創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２０卷，收正式入庫書三千四百五十八種，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種，總計一萬二百四十六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提要》著錄基本上概括了清代中葉以前中國的重要著作，這萬餘部典籍的提要，“門類允當，考證精華”，對了解中國古籍，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前後用了近２０年時間，《四庫全書》最終告成。

七、濃墨宰相

清代早、中期的康熙、乾隆年間，康熙、乾隆二帝對董其昌、趙孟 的書法格外垂青和倡導，使“二王”（王羲之、王獻之）以來的貼學，繼明末中興之後延續了一百餘年的興旺局面，出現了王鐸、劉墉、王文治等一批帖學名家。與此同時，官方書體——“館閣體”形成，在科舉制度對應試中皆以小楷書寫，並規定用墨要烏黑，結體要方正，點書要光澤。

《中國通史》（蔡美彪，１０卷５８３頁），記載：“清代書法——劉墉處於帖學碑學交替之際，被稱為融會歷代諸家書法之集大成者，筆筆力厚骨勁，氣蒼韻遒，極為後代書論家推重”、有“濃墨宰相（劉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之稱。

劉墉書法外表樸拙，內涵深厚。劉墉與翁方綱、鐵保合稱清朝書法三大家。又與成親王、翁、鐵合稱四大家。其詩歌創作與藝術，在清亦享名，然與政績皆為書名所掩。

隨著《天下糧倉》、《宰相劉羅鍋》等電視劇、京劇等文學作品在全國電視臺及華人世界的熱播，“羅鍋宰相”的一些書法遺存於世的書法作品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視，劉墉的書法真跡、著作等也隨之身價大增。

八、劉墉家族

人物小傳

【劉統勳】 劉統勳（１６９８－１７７３），字延清，另字爾鈍，清內閣學士，刑部尚書，高密縣逄戈莊（原屬諸城）人。

他１７２４年（清雍正二年）中進士，入仕途。１７２９年任湖北鄉試正考官。１７３６年升內閣學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１７４１年９月，被提拔為右都御史。

１７４６年３月署漕運總督，９月還京。１７４７年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１７４８年３月，受命同大學士高斌查辦山東賑務。５月，先後至濟南府德州哨馬營、東昌府及聊城縣運河東岸、泰安府東平縣戴村壩以及沂河西岸江楓口，改壩浚河，成績卓著。１７４９年１２月，遷工部尚書，繼而兼翰林院學士，又遷刑部尚書。１７５２年以查驗通倉短少米石不實被免職留用。

１７５３年９月，銅山一帶黃河決口，他奏陳疏防之策，繪圖以進。朝廷據圖令其隨地規劃堵御。黃河復歸故道，朝廷嘉其績，令與策楞、舒赫德一併敘升。他十視河壩，兩修海塘，前後奏章數十起，皆中機宜，剔除積弊，利於民生。河南百姓為之立祠於黃河南岸。

１７５４年，朝廷加劉統勳為太子太傅。協辦陝甘總督事務，賜孔雀翎。朝廷命他巡視巴里坤、哈密駐兵，正遇睦爾撒納（回部首領）兵擾伊犁；定西將軍永常自木累退師巴里坤。他據此上奏，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朝廷震怒，即行革職押解回京。其子亦被拿交刑部，家資充作軍用。未幾，從寬免罪，命他以司員辦理軍需，效力贖罪，１７５６年補授刑部尚書，發還本籍家產。

１７５７年５月，雲南巡撫郭一裕慫恿總督恆文購金制鑢，他受命前往審查。得實後，皇帝賜恆文自盡，令將一裕發往軍臺效力贖罪。１２月晉太子太保。翌年正月，遷吏部尚書。１７５９年２月，西安將軍都賚剋扣軍餉，由他往查，按律被斬。又與巡撫塔水寧會審山西歸化將軍保德、同知世圖侵吞公款案。奏議如實，保德受斬。

１７６１年，他受任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事務，繼又兼管兵部事務。１７６３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任尚書房總師傅。１７６５年，兼管刑部事務，充國史館總裁。１７６８年１２月，他７０歲，乾隆帝賜御書贊元介景匾額。

１７７３年任四庫全書總裁。１１月卒，年７５歲。有子墉、孫鐶之。著有《文正公詩集》。

家原有田數十畝，茅舍一處，服官５０年，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異常，當日親臨祭奠，晉贈太傅銜，賜祭葬，入祀賢良祠，諡文正。柩歸故里前，詔令沿途２０裡以內的文武官員，均至靈前弔祭。

劉統勳不僅是劉氏家族中最大的官，在清史上他是一個佔有相當地位的政治家。《諸城縣續志》評價說：“劉統勳剛毅篤厚，久值機密，襄贊綸扉，隨事獻納，推賢黜奸，為百餘年名臣第一”。在乾隆中期，他是最有名，最有遠見卓識，最公正無私的政治家。

【劉 墉】 劉墉（１７１９－１８０５），字崇如，號石庵，清朝官吏，書法家，高密縣逄戈莊（原屬諸城）人。大學士劉統勳之子。

１７５１年（乾隆十六年）中進士，入仕途。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１０月，其父（時任陝甘總督）以辦理軍務失宜下獄，他時任翰林院侍講，亦遭逮治，逾月獲釋，降為編修。次年，提安徽學政，任職３年，調任江蘇學政。１７６２年（乾隆二十七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１７６５年（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寧道臺。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內失察陽曲縣令段成功貪侵公帑，坐罪革職擬死。詔免，發軍臺（清廷設在邊疆的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仍授編修。１７７０年（乾隆三十五年），遷江西鹽驛道。１７７２年（乾隆三十七年）擢陝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歸籍丁憂。

１７７６年（乾隆四十一年）初還京，授內閣學士。１０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翌年，復任江蘇學政。在此任內，他劾舉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學政績顯著，擢湖南巡撫。時值該省多處受災，哀鴻遍野，貪官汙吏猖獗，民怨載道。他嚴劾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習，撫卹災民，頗有政績，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１７８２年（乾隆四十七年）４月，充任三通館總裁，５月，為吏部尚書，奉旨審理山東巡撫國太（皇妃伯父）結黨營私、貪髒舞弊案。他至山東境內，化裝道人，步行私訪，查明事實。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太邀功請賞，以荒報豐，開徵時，凡無力完納者，一律查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９名。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太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他如實報奏朝廷，奉旨拿國太回京，並開倉賑濟百姓。時皇妃已為國太說情，有的御史從旁附合。他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太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太伏法。

１７９７年（嘉慶二年），他升任東閣大學士。１７９９年（嘉慶四年），奉嘉慶皇帝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結黨營私、勒索納賄一案。他不畏權勢，立即查明和珅及其黨羽橫徵暴斂、搜刮民脂、貪汙自肥等罪２０條，回奏朝廷。皇帝處死和珅，並沒收其家財三分之二（白銀二億三千萬兩）入官。不久，嘉慶皇帝加賜他太子少保，後命其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他外嫻政術，內通掌故，博通經史，長於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國子監，數任鄉試、會試正考官。又籌辦編撰過《四庫全書》、《西域圖志》和《日下舊聞考》。並擅長書法，其書貌豐骨勁，味厚神藏，有“棉裡裹針”之妙，與翁方綱、樑同書、王文治、鐵保等齊名。其中部分墨跡，由其侄劉鐶之整理，摹勒上石，以《清愛堂石刻》刊行。著有《劉文清公遺集》１７卷及《劉文清公應制詩》１部。

【劉鐶之】 劉鐶之（１７７５—１８２１），字佩循，號信芳。

三歲喪父，自幼由伯父劉墉撫養教育。１８歲中舉，２８歲中進士（１７８９），任翰林院庶吉士。１７９９年（嘉慶四年）出任浙江學政，十月遷詹事府詹事，誥授資政大夫。次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１８０１年（嘉慶六年）遷兵部右侍郎，七月轉兵部左侍郎。１８０４年（嘉慶九年）正月命提督江蘇學政，六月調吏部右侍郎，仍留學政任，誥授榮祿大夫。１８０７年（嘉慶十二年）任順天學政。嘉慶十五年（１８１０）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江蘇學政。次年擢兵部尚書。１８１３年（嘉慶十八年）署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兼任不久，大興人林清領導的起義，潛入北京，由太監接入皇宮，失察，應降職。皇帝加恩留任。１８１４年（嘉慶十九年）調任戶部尚書。１８１５（嘉慶二十年）將伯父劉文清書法湊集出版。１８１７（嘉慶二十二年）嘉慶皇帝從熱河秋獵回京，鐶之入見，皇帝詰問：“為何奏事不多？”又問“怎麼不及時捕教匪？”鐶之不能對。皇帝責其玩愒（憩），降為侍郎候補。次年年底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順天府尹。１８２０年（嘉慶二十五年）春任兵部尚書。道光皇帝嗣統，調任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次年卒於官，賜祭葬，諡“文恭”，《清史稿》有傳。鐶之居官清廉，卒後，道光皇帝謂其“明白敢言、深為悼惜”。

總的看來，劉鐶之官做得甚大，也深得皇帝寵信。但時局多變，朝廷上下實心幹事的人愈來愈少。鐶之也難脫俗，與其祖輩相比，就平庸許多，這也是整個劉家衰落與時代衰敝叢生相互作用的結果。

九、日照劉氏祠堂建立始末

為憑弔劉墉的公德，劉墉的族人出資在祖籍草澗建造一座劉氏祠堂，草澗的劉氏族人也發動籌集建祠銀兩和徵集能工巧匠建祠，逄哥莊北寺劉墉族人親自派人監工。建祠在清道光年間（具體年份不詳）。劉氏祠堂坐落原村南始祖思源墓地東側，與思源公墓地依次排列，祖林古柏參天。林地東側一棵古槐，樹粗兩人合抱，樹高三丈有餘。林前有一塊幾千斤重的大白火石。思源公後裔遍佈諸城、臨沂、莒縣、沂水以及江蘇贛榆等全國各地。“四清”以前，常有各地劉氏後裔來草澗祖墓祭奠、憑弔。社會上也稱“大白火石劉”，現在大白火石尚在原處。

劉氏祠堂建地一畝二分，祠堂正堂為三間，磚木結構，重樑掛柱。壁內朱漆粉刷，祠堂東西兩挑簷爬爬狗依次排隊（爬爬狗張著口），祠堂東西兩山尖，安著鋼杈守。祠堂院牆是用青磚砌成的花牆，院內有兩棵黃洋樹，分植在祠堂正門兩側，有三棵銀杏樹，其中兩棵大的直徑有六十多公分，高兩丈有餘，還有柏樹數株。祠堂內的儀仗是由劉墉家族的族長專程護送來的，皇帝御賜恩典的半臺鑾駕陳列祠中。祠堂正面懸掛著長１.８米，寬０.９米橫匾一塊，上面五個燙金大字“御賜清愛堂”。祠堂正中安放著劉墉神位。寫著“吏部天官劉墉之位”。神位前是香案，香案兩側插著旗牌三扇，金瓜、鋮斧、朝天鐙半臺鑾駕，還有龍鳳棍、銅鑼等儀仗。祠堂正門簷下分別懸掛著御賜紗燈一對，光澤照人，整個祠堂富麗堂皇，引人起敬。祠堂正堂西南側有偏房兩間，是專供守祠人居住。

據傳：過去凡是路過此地的清朝官吏，都必須三里路之前文官下轎，武官下馬，步行到祠堂行大禮拜鑾駕。建祠以來每到春節和正月十五，劉氏族人扶老攜幼前來祠堂叩拜、祭奠、憑弔劉墉英靈，省內外一些始祖思源公的後裔也時常來此憑弔。

祠堂內儀仗等遺物，１９４７年“土改”時絕大部分被損壞，祠堂也多年失修，如不盡快搶救，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將永遠消失。

後記 “羊年伊始”，劉墉故里的人們，赴諸城、高密、濰坊、臨沂、沂水等地的村鎮、大學、博物館等實地走訪調查，蒐集資料，經初步整理，彙編成了《劉墉研究》；根據老人回憶，繪製當年建築圖。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正在規劃著以《劉墉研究》為紐帶，建立劉墉紀念館，發展旅遊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