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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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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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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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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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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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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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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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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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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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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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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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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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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關雲長夜走麥城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正義與道義在《三國演義》中並不是同義語。這裡特別需要指出，小說虛構的人物行為往往在正義與道義相對立的情形中陷入價值悖謬。比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中，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是功是罪，便有兩說。在劉備看來此人棄暗投明功莫大焉，諸葛亮卻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即認為魏延賣主求榮，亦如“三姓家奴”的呂布一類。這裡，劉備講的是政治正義，諸葛亮講的是人倫道義。在小說語境中，二者往往互為因果，卻又不是一回事。
由於小說將劉備“匡扶漢室”之訴求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書中一些背棄舊主而投奔蜀漢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是棄暗投明的選擇，如黃忠、馬超、嚴顏、張鬆、姜維、夏侯霸等。不過，這些人在讀者心目中並不具有相同的人格價值，像張鬆早與劉備暗通款曲（還曾打算將益州賣與曹操，在人家那兒討了個沒趣才轉售劉備），你可以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卻也難以擺脫賣主求榮的惡諡——其投靠劉皇叔算是正義之舉，恰恰以捐棄士者道義為代價。按說諸葛亮也該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聽斬，只是取西川之事關涉戰略大計，還得待之以上賓。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如何將正義與道義完美地捏合到一起，這是小說敘事難以迴避的大問題。其實，自開篇桃園結義而始，小說家就明顯給出以江湖道義依傍家國大義的思路。不可低估這套私盟為公義的敘事話語，作為結契的大目標——“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維繫漢家社稷，同時涵納了相應的組織和紀律，包括士者的忠誠、勇敢與節義。此後在劉關張和蜀漢陣營的敘事中，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感人情節，如關羽千里護嫂尋兄，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君臣之義、兄弟之情一併寫入，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是盡法而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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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關雲長夜走麥城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正義與道義在《三國演義》中並不是同義語。這裡特別需要指出，小說虛構的人物行為往往在正義與道義相對立的情形中陷入價值悖謬。比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中，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是功是罪，便有兩說。在劉備看來此人棄暗投明功莫大焉，諸葛亮卻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即認為魏延賣主求榮，亦如“三姓家奴”的呂布一類。這裡，劉備講的是政治正義，諸葛亮講的是人倫道義。在小說語境中，二者往往互為因果，卻又不是一回事。
由於小說將劉備“匡扶漢室”之訴求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書中一些背棄舊主而投奔蜀漢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是棄暗投明的選擇，如黃忠、馬超、嚴顏、張鬆、姜維、夏侯霸等。不過，這些人在讀者心目中並不具有相同的人格價值，像張鬆早與劉備暗通款曲（還曾打算將益州賣與曹操，在人家那兒討了個沒趣才轉售劉備），你可以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卻也難以擺脫賣主求榮的惡諡——其投靠劉皇叔算是正義之舉，恰恰以捐棄士者道義為代價。按說諸葛亮也該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聽斬，只是取西川之事關涉戰略大計，還得待之以上賓。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如何將正義與道義完美地捏合到一起，這是小說敘事難以迴避的大問題。其實，自開篇桃園結義而始，小說家就明顯給出以江湖道義依傍家國大義的思路。不可低估這套私盟為公義的敘事話語，作為結契的大目標——“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維繫漢家社稷，同時涵納了相應的組織和紀律，包括士者的忠誠、勇敢與節義。此後在劉關張和蜀漢陣營的敘事中，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感人情節，如關羽千里護嫂尋兄，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君臣之義、兄弟之情一併寫入，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是盡法而盡情。
關雲長五關斬將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關羽在下邳城外陷於曹軍重圍，不得已歸附曹操，這個本來可稱之失節的插曲，卻被轉寫為曲折而動人的忠義傳奇。按陳壽《三國志》記述，建安五年（二○○）劉備投奔袁紹時，關羽被曹操擒獲，其時劉備家眷並不在其軍中。小說虛構了護嫂一節，於是委身曹營就成了忍辱負重的正面文章。被人津津樂道的“降漢不降曹”之說，可謂小說家調文飾詞的神來之筆，如同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徐庶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那是另一種兩難境況），實在是一種刮垢磨光的修辭，徹底改寫了這段不體面的經歷。從史書上看，關羽被俘，因曹操待之優厚，斬顏良以報效，之後又回到劉備身邊，這些固然有之，但這些固有的素材顯然不足以支撐小說家的英雄敘事。畢竟，史書上“各為其主”的舊說只是出於士者的人倫道義，而關羽形象還須體現“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正義。
小說家清晰地意識到，忠誠的兩個不同取向儘管往往被混為一談，但終歸有其悖謬的一面，只能用一種更高的意識形態原則加以統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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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關雲長夜走麥城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正義與道義在《三國演義》中並不是同義語。這裡特別需要指出，小說虛構的人物行為往往在正義與道義相對立的情形中陷入價值悖謬。比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中，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是功是罪，便有兩說。在劉備看來此人棄暗投明功莫大焉，諸葛亮卻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即認為魏延賣主求榮，亦如“三姓家奴”的呂布一類。這裡，劉備講的是政治正義，諸葛亮講的是人倫道義。在小說語境中，二者往往互為因果，卻又不是一回事。
由於小說將劉備“匡扶漢室”之訴求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書中一些背棄舊主而投奔蜀漢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是棄暗投明的選擇，如黃忠、馬超、嚴顏、張鬆、姜維、夏侯霸等。不過，這些人在讀者心目中並不具有相同的人格價值，像張鬆早與劉備暗通款曲（還曾打算將益州賣與曹操，在人家那兒討了個沒趣才轉售劉備），你可以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卻也難以擺脫賣主求榮的惡諡——其投靠劉皇叔算是正義之舉，恰恰以捐棄士者道義為代價。按說諸葛亮也該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聽斬，只是取西川之事關涉戰略大計，還得待之以上賓。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如何將正義與道義完美地捏合到一起，這是小說敘事難以迴避的大問題。其實，自開篇桃園結義而始，小說家就明顯給出以江湖道義依傍家國大義的思路。不可低估這套私盟為公義的敘事話語，作為結契的大目標——“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維繫漢家社稷，同時涵納了相應的組織和紀律，包括士者的忠誠、勇敢與節義。此後在劉關張和蜀漢陣營的敘事中，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感人情節，如關羽千里護嫂尋兄，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君臣之義、兄弟之情一併寫入，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是盡法而盡情。
關雲長五關斬將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關羽在下邳城外陷於曹軍重圍，不得已歸附曹操，這個本來可稱之失節的插曲，卻被轉寫為曲折而動人的忠義傳奇。按陳壽《三國志》記述，建安五年（二○○）劉備投奔袁紹時，關羽被曹操擒獲，其時劉備家眷並不在其軍中。小說虛構了護嫂一節，於是委身曹營就成了忍辱負重的正面文章。被人津津樂道的“降漢不降曹”之說，可謂小說家調文飾詞的神來之筆，如同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徐庶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那是另一種兩難境況），實在是一種刮垢磨光的修辭，徹底改寫了這段不體面的經歷。從史書上看，關羽被俘，因曹操待之優厚，斬顏良以報效，之後又回到劉備身邊，這些固然有之，但這些固有的素材顯然不足以支撐小說家的英雄敘事。畢竟，史書上“各為其主”的舊說只是出於士者的人倫道義，而關羽形象還須體現“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正義。
小說家清晰地意識到，忠誠的兩個不同取向儘管往往被混為一談，但終歸有其悖謬的一面，只能用一種更高的意識形態原則加以統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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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中，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文章節選自《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 著 三聯書店2019-6）。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94版《三國演義》劇照
《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關雲長夜走麥城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然而，正義與道義在《三國演義》中並不是同義語。這裡特別需要指出，小說虛構的人物行為往往在正義與道義相對立的情形中陷入價值悖謬。比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中，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是功是罪，便有兩說。在劉備看來此人棄暗投明功莫大焉，諸葛亮卻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即認為魏延賣主求榮，亦如“三姓家奴”的呂布一類。這裡，劉備講的是政治正義，諸葛亮講的是人倫道義。在小說語境中，二者往往互為因果，卻又不是一回事。
由於小說將劉備“匡扶漢室”之訴求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書中一些背棄舊主而投奔蜀漢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是棄暗投明的選擇，如黃忠、馬超、嚴顏、張鬆、姜維、夏侯霸等。不過，這些人在讀者心目中並不具有相同的人格價值，像張鬆早與劉備暗通款曲（還曾打算將益州賣與曹操，在人家那兒討了個沒趣才轉售劉備），你可以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卻也難以擺脫賣主求榮的惡諡——其投靠劉皇叔算是正義之舉，恰恰以捐棄士者道義為代價。按說諸葛亮也該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聽斬，只是取西川之事關涉戰略大計，還得待之以上賓。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如何將正義與道義完美地捏合到一起，這是小說敘事難以迴避的大問題。其實，自開篇桃園結義而始，小說家就明顯給出以江湖道義依傍家國大義的思路。不可低估這套私盟為公義的敘事話語，作為結契的大目標——“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維繫漢家社稷，同時涵納了相應的組織和紀律，包括士者的忠誠、勇敢與節義。此後在劉關張和蜀漢陣營的敘事中，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感人情節，如關羽千里護嫂尋兄，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君臣之義、兄弟之情一併寫入，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是盡法而盡情。
關雲長五關斬將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關羽在下邳城外陷於曹軍重圍，不得已歸附曹操，這個本來可稱之失節的插曲，卻被轉寫為曲折而動人的忠義傳奇。按陳壽《三國志》記述，建安五年（二○○）劉備投奔袁紹時，關羽被曹操擒獲，其時劉備家眷並不在其軍中。小說虛構了護嫂一節，於是委身曹營就成了忍辱負重的正面文章。被人津津樂道的“降漢不降曹”之說，可謂小說家調文飾詞的神來之筆，如同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徐庶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那是另一種兩難境況），實在是一種刮垢磨光的修辭，徹底改寫了這段不體面的經歷。從史書上看，關羽被俘，因曹操待之優厚，斬顏良以報效，之後又回到劉備身邊，這些固然有之，但這些固有的素材顯然不足以支撐小說家的英雄敘事。畢竟，史書上“各為其主”的舊說只是出於士者的人倫道義，而關羽形象還須體現“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正義。
小說家清晰地意識到，忠誠的兩個不同取向儘管往往被混為一談，但終歸有其悖謬的一面，只能用一種更高的意識形態原則加以統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
三國如何演義
李慶西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4226 定價: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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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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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的敘事悖謬
文 | 李慶西
魯迅對《三國演義》多有負面評價，在一次講演中列其“缺點有三”：曰“實多虛少”，曰“描寫過實”，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這裡不擬討論前兩條關於虛實的問題，其中第三條意見涉及敘事悖謬，魯迅作此解釋：“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應該說，這種悖謬恰好印證了這部小說美學意義上的複雜性，其中有些問題可以作進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種“缺點”。
筆者認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關於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緣起、著錄和體式之沿革，或亦涉及敘事藝術和審美批評，自有洞貫灼見，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說，就很有討論餘地。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
批評家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曾提示過這樣一種創作現象：“一個作家原來企圖寫一部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較好的作品，而現在作品已經寫出來了。結果是，他從前的具體意圖倒不是他的意圖了。哈代筆下的鄉巴佬警官說過：‘他就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那是真的，可是他並不是我們要找的人，原因是：我們尋找的那個人並不是我們要找的那個人。’”（《意圖說的謬誤》）這就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經意處自有收穫。
當然，這種悖謬在《三國演義》中可能呈現更為複雜的情形，事實上很難斷識，小說家是要將歷史進程演繹為一種忠奸對立模式，還是以人物各自命運印證“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曠世讖言？這部大書，既是表現忠勇節義的英雄敘事，何以又成了玩轉謀略的優勝記略？
一
《三國演義》敘事邏輯最明顯的悖謬是優汰劣勝，最具政治優勢的蜀漢最先出局，贏家是篡漢的曹魏，最後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馬氏。從大處看，小說並沒有篡改歷史走向，但小說提供的倫理和情感內容卻與歷史本身的經驗範圍形成某種錯位。問題就在這裡。
在小說語境中，劉備絕對是“政治正確”，作為漢室嗣息，又極具“以人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諸葛亮這樣安邦定國的良相和謀略大師，加之關張馬趙黃等驍勇善戰的一流戰將，政治上軍事上都佔盡優勢。還有一點很重要，從先主到後主，蜀漢一向內政穩定，幾乎沒有內部訌爭（唯諸葛亮死後魏延倒戈，旋即被滅），而魏、吳兩國屢見廢立之局，宗室和權臣的內鬥相當慘烈。蜀漢看上去樣樣都好，雖說後主昏聵、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孫吳三嗣主也差不到哪裡去，何況有姜維這般忠心輔主的大將軍，可到頭來非但未能進取中原，自己卻先覆亡。這故事如何講得通？
作為講史小說，《三國演義》自然不可能改寫賡續曹魏的司馬氏最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但不管結局如何，基本敘述過程納入了“漢賊不兩立”的對抗語境，並且不斷再現蜀漢軍事征伐之輝煌，以其合法、正義和持續勝利操縱讀者的審美反應。這是一種留滯或延宕的敘事策略，可以暫且撇開實際的歷史進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也就是說，結局歸結局，重要的是講述過程。
劉玄德初顧茅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其實，漢末的豪強紛爭不能簡單地判識正邪之分。按史書記述，蜀漢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說描述的諸多優勢，諸葛亮也沒有那麼神奇。宋人蘇轍《三國論》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人優劣，認為劉備“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不過，他認為劉備用人行事略有漢高祖劉邦之風，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術”。蘇轍具體提出這樣三條：一、“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二、“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入，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前兩條說的是諸葛亮的問題，最後是指劉備親自率師為關羽報仇之事。入巴蜀是諸葛亮三分天下的戰略擘劃，但在蘇轍看來遠離中原就很難爭天下；至於諸葛亮相業有餘而將才不足，原是《三國志》本傳之定讞。不管蘇轍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所依據的正是蜀漢僻陋一方之頹勢，這是宋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三國事況。顯然，後來成書的《三國演義》給劉備、諸葛亮和蜀漢將士注入了正義和道義的力量，亦賦予其種種神奇色彩。
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符合悲劇美學原則，也便於掩蓋敘事的邏輯悖謬。
定三分亮出草廬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小說在編織蜀漢神劇的同時，似乎並沒有完全迴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緣由。最嚴重的挫敗自然是荊州之失。因關羽被害，劉備率師伐吳，結果兵敗猇亭，又歿於白帝城。同樣，關羽的噩耗亦導致張飛之死。小說不是繞過這些對蜀漢不利的史實，只是挫折之後又不斷注入新的敘事動力，讓讀者欣喜之中產生新的期待。如，劉關張之後，諸葛亮重拾連和東吳政策，很快扭轉了外部局勢，其國內情形轉而蒸蒸日上：
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廒，財盈府庫。（第八十七回《徵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在閱讀中這樣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這是小說家確立的一種敘述基調。接下去便是諸葛亮征服南方蠻夷的戰爭，“七擒孟獲”寫得繪聲繪色，大為提振人心。然後進入“六出祁山”的連續征伐，因為已將戰場推至魏境，不難讓人對蜀漢的王者之師正義之師充滿期望。其實，蜀軍進入的只是魏國邊陲之地，尚且不能據而有之——即便按小說描述，諸葛亮最終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讀者腦子裡不算這本賬，人們印象至深的卻是蜀軍捷報頻傳：陳倉道口斬王雙，木門道中狙殺張郃，上方谷火燒司馬懿……小說家筆下蜀軍總是勝多負少。縱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計”化險為夷，繼而“斬馬謖”更將諸葛亮治軍之法、德、情一併提升和完善。改編為京劇的《失空斬》可以說是濃縮了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敘事策略，也即如何將實際的不利轉化為精神層面的勝利。
孔明智退司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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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歿後，又有姜維“九伐中原”的故事。雖然依舊虛構蜀軍的勝利，但虛構的軍事優勢在逐漸消弭，因為距離蜀亡不遠，小說敘述不得不照應被敘述的歷史。這期間宦官黃皓成了顛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和一百十五回（《詔班師後主信饞 託屯田姜維避禍》）兩度說到黃皓唆使後主詔令姜維撤軍，因此北伐之計終成畫餅之談。其實，小說是將黃皓弄權的作用放大了。姜維從祁山回來要殺黃皓，後主解圍說：“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這個出自《華陽國志》的說辭倒是一句大實話。黃皓亂政之事固然亦見史書記載，但要將蜀亡的根源歸咎這“趨走小臣”，實在是過於勉強。不過，這亂臣賊子的解釋亦自有讀者的經驗介入。
於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時候就變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後邊，姜維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顯得悲慨而動情。其假手鍾會逆襲天下的詐降之計幾乎功敗垂成，姜維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讀者看到這裡，真可為之一哭。毛宗崗說“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假投降巧計成虛話再受禪依樣畫葫蘆》總評），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義優勝的表達方式，這裡情感意義變成了指示意義，足以控馭讀者心智，彌合那種優汰劣勝的邏輯悖謬。應該說，不是彌合，是直接刪除。
蜀亡於亂臣賊子，更亡於天命，便無可究詰，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換了敘事邏輯。
二
就文本而言，《三國演義》複雜的敘事意圖不像是敘述者的主觀意圖，這樣說似乎本身也是悖謬。不過考慮到這部小說由史乘到“說話”再到成書的整個過程，其敘事意圖亦未必就是小說家自出機杼。按照所謂“元敘事”的本體論觀念考量，在相互纏繞的各種意圖中，建構“政治正確”的忠奸對立模式無疑是最重要的敘事動機，亦藉此表達了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士人情懷。自開篇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小說就以忠誠二字捏合了公義與私誼，歸結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行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倫道義自然構成了敘事話語的正義性。然而，僅憑道義和忠義、正義不能實現光復漢室的政治目標，在武力紛爭的殺局中自然離不開武力塑造的英雄主義。
祭天地桃園結義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這就有一個問題：三國語境中的英雄主義有其特殊語義，實際上往往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因為“英雄”既以天下為念，成其功業與建樹，不能不倚助機會主義運作。落實到故事裡，心機、謀略與手腕不僅是敘事策略，也被作為一種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揚。譬如，劉備得益州之前，投靠過袁紹，依附過呂布，歸順過曹操，又奔走於劉表、孫權之間，那些豪強沒有一個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沒有一個彼此能夠好聚好散。作為權且之計，如此蠅營狗苟斡旋於各派勢力，要說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卻被譽為英雄韜略。小說一邊揚厲節操與義行的政治倫理，一邊則標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則，英雄主義的人格與道德原則無法聚焦於兩個互相悖離的主題，卻改頭換面整合在機會主義的行動之中。說來這種行事方式並非源自說書人或小說家之想象，亦非魏晉史家之構撰，而是先秦縱橫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種古老的充滿勵志色彩的政治傳統。
在劉備開創蜀漢基業的過程中，弱肉強食和詭詐權變是兩條最根本的原則。劉備掛靠劉表之日，諸葛亮總是惦著如何吞下荊州這塊肥肉。後來出兵西川，是打著幫助劉璋抵拒張魯的旗號。這裡沒有道義和忠誠可言，曹操篡漢是攫取中央政權，劉備覬覦的荊、益二州亦是漢家宗室地盤，他們的攘奪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曹操在劉備面前挑明瞭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在當日豪強紛爭的語境中，英雄亦是梟雄、奸雄同義語，劉備有梟雄之稱，曹操更負奸雄罵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梟雄二者煮酒論英雄。關於“英雄”，曹操給出這樣的定義：“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天地宇宙的說辭何其壯哉，卻是剔除了道義與忠誠。一部弘揚忠勇節義的講史小說，落實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為，歸根結底還是成王敗寇的價值標準。
曹操煮酒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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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要的是，撇開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為契合那個紛亂時代的倫理常例和複雜的政治生態。這也是劉備、曹操、司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夠擺脫臉譜化的根本原因。其實，即便相對次要的人物，譬如呂布，亦因此獲得了既招人喜愛又讓人鄙夷的多面性（關於呂布，可參見本書《白門樓記》一文）。有意思的是，小說明明以忠奸對立模式展開敘事，許多角色並不是簡單地標識為好人壞人。比如，王允以貂蟬美色設套，使董卓、呂布反目為仇，最後成功地刺殺董卓，此公為漢室之存亡續絕可謂苦心卓絕。可是連環計那種齷齪手段，以及刺董卓後主持朝政的大清肅（如縊殺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陰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無疑是對忠奸對立模式的矯正。應該說，小說家以“尊劉抑曹”的立場敘寫蜀漢悲劇，大抵反映著宋元以後現實語境帶來的悲慨訴求，“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這種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會成為標籤化的東西。所以，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歷史現場，在三國語境中刻畫三國人物，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對立的說教意圖。
王允授計誅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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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國志》和裴松之注所引魏晉諸史來看，漢末至三國之風俗人心頗似縱橫家大行其道的戰國時期，在割據與紛爭的大格局中難以確立衡定的價值理念。顧炎武論及週末風俗說過這樣的話：“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亦如七國，處處要講權謀機變，也很難容得下“禮”與“信”二字。但看《三國演義》，小說家倒是很有意識地表現這般歷史風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權謀和計策施用推向極致。眾多軍師和謀士的運籌和較量讀者自是耳熟能詳，諸葛亮、龐統、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司馬懿、魯肅、張昭、闞澤、陳宮、田豐、沮授、審配……這些智謀人物和計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實不光是戰場上的智力角逐，從王允的連環計到司馬懿智賺曹爽，從劉備的韜晦之計到東吳幾度廢立之局，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兒玩計謀，書中這些描述更甚於《三國志》和魏晉諸史提供的史實，這部講史小說最大的虛構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編織謀略的情節。
司馬懿謀死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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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另一方面看，小說敘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國現場。首先，不能忽視其成書在中原淪喪後的實際語境，此際以小說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歷史，自然難免代入國家認同的政治倫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爭而相激相蕩，早已確立了忠奸對立的思維模式。因之，小說家借講史闡發國家意識形態自是其敘事意圖之一，而小說文本亦必然反映讀者構成的能動性（不能忽視之前說話、戲曲與接受層面之互動）。尤其後來通行的毛宗崗評改本，敘述者的政治情懷和道德情懷更是處處可見。最明顯的是對蜀漢政權合法性、正義性的充分肯定（有關《三國演義》的爭論多半緣此而發，大抵由歷史評價糾纏其間），除了表現劉備之仁厚與政治正確，還突出塑造關羽的忠義和諸葛亮的忠恪。
小說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關係闡釋家國倫理大義，卻又無可奈何地讓所有人置身於那個齷齪而黑暗的世界。
三
有關人物形象的悖謬因素，亦須作進一步探討。
魯迅說《三國演義》要寫曹操之“奸”，結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類似的悖謬還見於劉備與諸葛亮：“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按魯迅的看法，小說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過甚，以致出現反面效果。這不能不說是敘事悖謬的幾個顯例。關於“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民間向有“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的歇後語，無疑亦是受眾的一種共識。
看上去確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實，“欲顯……而似……”這種悖謬恰好顯出性格塑造的某種妙詣，即由不同話語路徑楔入而形成敘述張力，凸顯人物形象的多個側面。
按說，劉備本性良善是小說刻意用筆之處，但問題是：人主之仁厚大抵與治國平天下之宏大目標相聯繫，故而往往轉移為手段，脫離其仁者之本義。作為統馭人心（或曰“收買人心”）的手段，實際上很難擺脫某種偽飾意味。比如，第四十一回（《劉玄德攜民渡江趙子龍單騎救主》）當陽撤退攜十萬民眾而不棄不離，乃謂“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云云，其實目標恰恰已非“以人為本”，而是“濟大事者”。所以，後來就有陣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崗評曰：“袁紹憐幼子而拒田豐之諫，玄德擲幼子以結趙雲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稱之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種心機，是以仁厚統馭人心的表演與說辭。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紹、袁術、呂布、孫權、司馬懿等各色強人，劉備身上“惡”的成分確實很少，卻未必沒有“偽”的色彩，其性格刻畫之妙，亦恰恰在於很難落實為長厚還是偽善。他的某些仁義之舉，如“三讓徐州”，竟讓人看不透是出於仁者謙謙之意，還是為賺取名聲的作秀，抑或軍事上的審時度勢？人物形象能有這些耐人尋味的多面性和不確定性，實在是一種極好的敘事手段。
劉玄德平定益州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過去有一種流行說法，認為《三國演義》寫的全是類型化人物（更有臉譜化之說），其實像劉備、曹操、袁紹、呂布、關羽、孫權、周瑜、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物，都是極富審美內涵的複雜性格。正因為他們身上集合著某些悖謬因素，絕非單向度的描述，很難用某一類型去認定。比如，曹操就是另一個典範，其雄才大略與無賴氣質集於一身，生性狡獪而豁達，權變而清通，多疑而果斷……你能說這是何種類型人物？
（按：《三國演義》人物眾多，大多亦屬類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類型化造型應歸咎三國題材的戲曲作品。三國戲至少在元雜劇中已是一個重要門類，後世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種的三國戲更是不勝枚舉，影響極大。戲曲注重情節與衝突，至於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顯性格之某個方面，如戲臺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殘奸詐的二花臉。在文化尚未普及時代，民眾接受的三國敘事主要是三國戲，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國演義》，來自戲臺的臉譜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種接受定勢。）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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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義》書寫的大量人物中，佔據道德制高點的是劉備與關羽，而偏偏劉備有偽善之嫌，關羽則剛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準則，他們也不是完人。關羽丟了荊州，劉備輕率伐吳，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誤。有意思的是，小說從各種悖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豐富性，並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顯其政治正確和道德情懷。尤其關羽，儼然成為正義和道義之神（關羽成為官方與民間祭祀的神祇，亦與小說傳播的顯聖有關，此姑不論）。此中手法之高明，遠非一味頌揚正氣的《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那樣的歷史演義所能比肩。
關雲長夜走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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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義與道義在《三國演義》中並不是同義語。這裡特別需要指出，小說虛構的人物行為往往在正義與道義相對立的情形中陷入價值悖謬。比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義釋黃漢升孫仲謀大戰張文遠》）中，魏延救黃忠、殺韓玄、獻長沙，是功是罪，便有兩說。在劉備看來此人棄暗投明功莫大焉，諸葛亮卻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即認為魏延賣主求榮，亦如“三姓家奴”的呂布一類。這裡，劉備講的是政治正義，諸葛亮講的是人倫道義。在小說語境中，二者往往互為因果，卻又不是一回事。
由於小說將劉備“匡扶漢室”之訴求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書中一些背棄舊主而投奔蜀漢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是棄暗投明的選擇，如黃忠、馬超、嚴顏、張鬆、姜維、夏侯霸等。不過，這些人在讀者心目中並不具有相同的人格價值，像張鬆早與劉備暗通款曲（還曾打算將益州賣與曹操，在人家那兒討了個沒趣才轉售劉備），你可以說是良禽擇木而棲，卻也難以擺脫賣主求榮的惡諡——其投靠劉皇叔算是正義之舉，恰恰以捐棄士者道義為代價。按說諸葛亮也該喝令刀斧手推出去聽斬，只是取西川之事關涉戰略大計，還得待之以上賓。這可以說是典型的雙重標準。
如何將正義與道義完美地捏合到一起，這是小說敘事難以迴避的大問題。其實，自開篇桃園結義而始，小說家就明顯給出以江湖道義依傍家國大義的思路。不可低估這套私盟為公義的敘事話語，作為結契的大目標——“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維繫漢家社稷，同時涵納了相應的組織和紀律，包括士者的忠誠、勇敢與節義。此後在劉關張和蜀漢陣營的敘事中，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表現力的感人情節，如關羽千里護嫂尋兄，趙雲長阪坡單騎救主，君臣之義、兄弟之情一併寫入，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是盡法而盡情。
關雲長五關斬將
《三國演義》清初大魁堂本插圖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關羽在下邳城外陷於曹軍重圍，不得已歸附曹操，這個本來可稱之失節的插曲，卻被轉寫為曲折而動人的忠義傳奇。按陳壽《三國志》記述，建安五年（二○○）劉備投奔袁紹時，關羽被曹操擒獲，其時劉備家眷並不在其軍中。小說虛構了護嫂一節，於是委身曹營就成了忍辱負重的正面文章。被人津津樂道的“降漢不降曹”之說，可謂小說家調文飾詞的神來之筆，如同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徐庶是因為忠孝不能兩全，那是另一種兩難境況），實在是一種刮垢磨光的修辭，徹底改寫了這段不體面的經歷。從史書上看，關羽被俘，因曹操待之優厚，斬顏良以報效，之後又回到劉備身邊，這些固然有之，但這些固有的素材顯然不足以支撐小說家的英雄敘事。畢竟，史書上“各為其主”的舊說只是出於士者的人倫道義，而關羽形象還須體現“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正義。
小說家清晰地意識到，忠誠的兩個不同取向儘管往往被混為一談，但終歸有其悖謬的一面，只能用一種更高的意識形態原則加以統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記
三國如何演義
李慶西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6
ISBN: 9787108064226 定價: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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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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