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首先，面對孫權的咄咄逼人，士族勢力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他們抱團取暖、互為聲援，擰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化解孫權的攻勢，藉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鄭胄受誣時，潘濬、陳表上疏替他說情，顧雍、陸遜、潘濬等人遭難時，步騭站出來為他們開脫，稱“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像這樣的疏言，僅步騭一人就上奏了數十次，為士族集團免受更為嚴厲的打擊發揮了重要作用。
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賴。——《三國志·吳書·步騭傳》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首先，面對孫權的咄咄逼人，士族勢力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他們抱團取暖、互為聲援，擰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化解孫權的攻勢，藉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鄭胄受誣時，潘濬、陳表上疏替他說情，顧雍、陸遜、潘濬等人遭難時，步騭站出來為他們開脫，稱“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像這樣的疏言，僅步騭一人就上奏了數十次，為士族集團免受更為嚴厲的打擊發揮了重要作用。
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賴。——《三國志·吳書·步騭傳》
其次，對呂壹等人的卑劣手段，士族集團企圖還以極端手段，不惜以死相拼。受到嚴重迫害的太常潘濬計劃刺殺呂壹剪除禍患，然後自己願以命相抵。這種極端的方式震懾了呂壹等校事的囂張氣焰，也讓孫權確切感受到了士族集團憤懣之心。
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三國志·吳書·潘濬傳》
再次，利用一切機會揭發呂壹等人的惡劣行徑，共同向孫權施加壓力。潘濬每次進見孫權，“無不陳壹之奸險”，步騭則上疏孫權，激烈斥責呂壹等校事“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首先，面對孫權的咄咄逼人，士族勢力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他們抱團取暖、互為聲援，擰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化解孫權的攻勢，藉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鄭胄受誣時，潘濬、陳表上疏替他說情，顧雍、陸遜、潘濬等人遭難時，步騭站出來為他們開脫，稱“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像這樣的疏言，僅步騭一人就上奏了數十次，為士族集團免受更為嚴厲的打擊發揮了重要作用。
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賴。——《三國志·吳書·步騭傳》
其次，對呂壹等人的卑劣手段，士族集團企圖還以極端手段，不惜以死相拼。受到嚴重迫害的太常潘濬計劃刺殺呂壹剪除禍患，然後自己願以命相抵。這種極端的方式震懾了呂壹等校事的囂張氣焰，也讓孫權確切感受到了士族集團憤懣之心。
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三國志·吳書·潘濬傳》
再次，利用一切機會揭發呂壹等人的惡劣行徑，共同向孫權施加壓力。潘濬每次進見孫權，“無不陳壹之奸險”，步騭則上疏孫權，激烈斥責呂壹等校事“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
四、孫權在博弈中再次慘敗
不僅士族勢力群起與孫權相抗爭，孫吳宗室內部對孫權的手段也存在反對的聲音，太子孫登就是其一。孫登為人謙和，陳壽評價他“有茂德之美”，南宋葉適認為他“德兼於能”，比曹丕曹植要強得多。而且孫登與顧雍、陸遜等人關係緊密，顧雍人品學識深受孫登敬重，其孫顧譚是孫登的侍讀，陸遜則在孫登鎮守武昌時期的得力助手。因此，孫登對孫權利用呂壹迫害顧、陸等大臣的做法持反對態度，數次向孫權進諫，都被孫權拒絕。但是，孫登的反對暴露出了孫權的不得人心，也讓孫權感到了事態的嚴重程度。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首先，面對孫權的咄咄逼人，士族勢力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他們抱團取暖、互為聲援，擰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化解孫權的攻勢，藉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鄭胄受誣時，潘濬、陳表上疏替他說情，顧雍、陸遜、潘濬等人遭難時，步騭站出來為他們開脫，稱“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像這樣的疏言，僅步騭一人就上奏了數十次，為士族集團免受更為嚴厲的打擊發揮了重要作用。
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賴。——《三國志·吳書·步騭傳》
其次，對呂壹等人的卑劣手段，士族集團企圖還以極端手段，不惜以死相拼。受到嚴重迫害的太常潘濬計劃刺殺呂壹剪除禍患，然後自己願以命相抵。這種極端的方式震懾了呂壹等校事的囂張氣焰，也讓孫權確切感受到了士族集團憤懣之心。
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三國志·吳書·潘濬傳》
再次，利用一切機會揭發呂壹等人的惡劣行徑，共同向孫權施加壓力。潘濬每次進見孫權，“無不陳壹之奸險”，步騭則上疏孫權，激烈斥責呂壹等校事“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
四、孫權在博弈中再次慘敗
不僅士族勢力群起與孫權相抗爭，孫吳宗室內部對孫權的手段也存在反對的聲音，太子孫登就是其一。孫登為人謙和，陳壽評價他“有茂德之美”，南宋葉適認為他“德兼於能”，比曹丕曹植要強得多。而且孫登與顧雍、陸遜等人關係緊密，顧雍人品學識深受孫登敬重，其孫顧譚是孫登的侍讀，陸遜則在孫登鎮守武昌時期的得力助手。因此，孫登對孫權利用呂壹迫害顧、陸等大臣的做法持反對態度，數次向孫權進諫，都被孫權拒絕。但是，孫登的反對暴露出了孫權的不得人心，也讓孫權感到了事態的嚴重程度。
士族集團和宗室內部的一致反對，使孫權揹負著巨大的壓力，也讓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為了緩和與士族集團之間的矛盾，修補其統治的基礎，孫權像當初犧牲暨豔一樣，再次選擇拋棄了呂壹。由於呂壹平日樹敵太多，行徑過於卑汙，在討論處死他的方式上，很多人主張將其處以火燒車裂的極刑以解心中憤恨，但是孫權暗示重臣闞澤出面圓場，以“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為藉口，最終將呂壹斬首了事。孫權對呂壹這枚棄子的最後袒護，充分顯示出他在對士族集團的妥協上並不是心甘情願的。除了拋出呂壹當替罪羊，為了安撫士族勢力，孫權還不得不放低姿態，“引咎責躬”，向受到迫害的諸位大臣低頭認錯，“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雙方的矛盾得到暫時的緩和。
自從孫策草創江東以後，東吳政權和士族勢力之間的博弈就沒停止過。孫權從孫策手中接過權力棒，將對士族的政策由鎮壓改為合作，繼而在合作中又刻意進行打壓。公元224年，孫權利用選曹尚書暨豔進行吏治改革，企圖削弱士族勢力在孫吳政權中的分量，結果遭到強烈的反撲，孫權不得不犧牲暨豔來向士族勢力妥協。此後，不甘心失敗的孫權捲土重來，和士族勢力展開了新一輪的博弈。這次，他的目的更加露骨、手段更加凌厲、失敗也更加慘重。
一、呂壹和校事制度
孫權首次和士族勢力較量，啟用的馬前卒是暨豔，在吏治改革的幌子下進行的。而這一次他採用的是名為“校事制度”的特務手段，依然躲在幕後操控刀柄，在前臺充當利刃的是個叫呂壹的人。和暨豔“性狷狹，好為清議”的剛正人品不同，呂壹“性苛慘，用法深刻”， 說白了就是一個陰狠歹毒的的奸佞之徒。這樣一個品行不端的人卻被孫權倚為心腹，授予中書典校郞的要職。
中書典校郞一般被稱為校事，也被稱為典校、校曹，這一官職最初由曹操發明，《三國志·魏書·高柔傳》記載“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曹操設立校事的目的是為了廣設耳目，擴大情報渠道，加強對各級官吏和將領的控制，藉以穩固自己的統治。校事直接聽命於曹操以及繼任者曹丕，有著極大的權柄，“上察宮廟、下攝百司”，王公貴戚和各級官吏將佐的言行舉止無不在其監察刺舉的範圍之內，因此檢事們倚仗權力擅作威福，“隨意任情，唯心所適”，以致於“法造於筆端，獄成於門下”，百官群臣無不對其忌憚三分。
撫軍都尉，秩比兩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於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職官部·都尉》引《魏略》
校事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為最高統治者集權和專制服務的特務制度，清朝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一書中指出：“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廠衛”,將校事列為和明朝東廠、錦衣衛一樣令人生厭的特務組織。但校事制度給統治者集權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因此崇尚曹操法治之術的孫權全盤吸收了這一制度，繼而加以發揮，成為他制馭臣下、清除異己的一大利器。以呂壹為代表的校事直接聽命於孫權，對士族出身的官員進行瘋狂地迫害。
二、呂壹對士族官員的迫害
呂壹當了校事後，藉助孫權的威勢，利用職務便利，不僅監察百官吏民，更是大肆製造冤案，誣告陷害朝中重臣。史載“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受到呂壹迫害的不僅有建安太守鄭胄、江夏太守刁嘉等州郡大吏，更有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驃騎將軍步騭、左將軍朱據等頂級重臣。從這些呂壹製造出的案件可以看出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被誣告的大臣多是士族勢力，尤其以江東士族為主。顧雍、陸遜、朱據都是“吳郡四姓”的領軍人物，潘濬、步騭也都出身世家大族，不僅在士族集團中有著廣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而且身居高位，長期執掌孫吳政權的行政和軍事大權，對皇權構成嚴重威脅。
第二，這些案件大多數是呂壹的刻意誣陷，涉案大臣的罪由也都是子虛烏有，並沒有真憑實據。如左將軍朱據被誣告貪贓，最後事實證明朱據是清白的，貪腐的事情與他無關。而有的案件則是呂壹公報私仇，如建安太守鄭胄，由於處罰了呂壹門下的賓客，受到呂壹的忌恨而遭受惡意打擊報復，最終被免官。
孫權在這些重臣的處置上顯得十分輕率，對呂壹舉報揭發的問題沒有深入調查落實，而是直接將呂壹的說辭當成罪證草草定案。由於缺乏實質性證據，涉案的大臣沒有受到刑事處罰，但卻被孫權藉此剝奪了權力。顧雍的丞相職權被他人代管，“使他官監其所司”，而且和朱據等人“皆見禁止”，失去了出入宮廷覲見孫權的權利，事實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這種不上不下的處置讓涉案的重臣們憂心不已，顧雍“夙夜兢兢，寢食不寧”，陸遜、潘濬等人則“同心憂之，言至流涕”，以至於後來平反時仍然惴惴不安，唯恐身遭不測。
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不難看出，孫權支持呂壹迫害朝臣，槍口指向十分明確，就是勢力龐大的士族集團，目的也顯而易見，就是要通過打擊士族集團的首腦人物，削弱士族集團在政權內部的力量佔比，從而強化皇權的穩固性，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
三、士族勢力的抗爭
同樣是出於打擊士族的目的，相比十餘年前暨豔案時相對溫和圓滑的手腕，此次孫權的手段也變得陰狠毒辣，從光明正大的陽謀博弈轉為赤裸裸地陰謀迫害，因而激起了士族勢力的極大憤慨，他們也進行了激烈抗爭。
首先，面對孫權的咄咄逼人，士族勢力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他們抱團取暖、互為聲援，擰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化解孫權的攻勢，藉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鄭胄受誣時，潘濬、陳表上疏替他說情，顧雍、陸遜、潘濬等人遭難時，步騭站出來為他們開脫，稱“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像這樣的疏言，僅步騭一人就上奏了數十次，為士族集團免受更為嚴厲的打擊發揮了重要作用。
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賴。——《三國志·吳書·步騭傳》
其次，對呂壹等人的卑劣手段，士族集團企圖還以極端手段，不惜以死相拼。受到嚴重迫害的太常潘濬計劃刺殺呂壹剪除禍患，然後自己願以命相抵。這種極端的方式震懾了呂壹等校事的囂張氣焰，也讓孫權確切感受到了士族集團憤懣之心。
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三國志·吳書·潘濬傳》
再次，利用一切機會揭發呂壹等人的惡劣行徑，共同向孫權施加壓力。潘濬每次進見孫權，“無不陳壹之奸險”，步騭則上疏孫權，激烈斥責呂壹等校事“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
四、孫權在博弈中再次慘敗
不僅士族勢力群起與孫權相抗爭，孫吳宗室內部對孫權的手段也存在反對的聲音，太子孫登就是其一。孫登為人謙和，陳壽評價他“有茂德之美”，南宋葉適認為他“德兼於能”，比曹丕曹植要強得多。而且孫登與顧雍、陸遜等人關係緊密，顧雍人品學識深受孫登敬重，其孫顧譚是孫登的侍讀，陸遜則在孫登鎮守武昌時期的得力助手。因此，孫登對孫權利用呂壹迫害顧、陸等大臣的做法持反對態度，數次向孫權進諫，都被孫權拒絕。但是，孫登的反對暴露出了孫權的不得人心，也讓孫權感到了事態的嚴重程度。
士族集團和宗室內部的一致反對，使孫權揹負著巨大的壓力，也讓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為了緩和與士族集團之間的矛盾，修補其統治的基礎，孫權像當初犧牲暨豔一樣，再次選擇拋棄了呂壹。由於呂壹平日樹敵太多，行徑過於卑汙，在討論處死他的方式上，很多人主張將其處以火燒車裂的極刑以解心中憤恨，但是孫權暗示重臣闞澤出面圓場，以“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為藉口，最終將呂壹斬首了事。孫權對呂壹這枚棄子的最後袒護，充分顯示出他在對士族集團的妥協上並不是心甘情願的。除了拋出呂壹當替罪羊，為了安撫士族勢力，孫權還不得不放低姿態，“引咎責躬”，向受到迫害的諸位大臣低頭認錯，“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雙方的矛盾得到暫時的緩和。
呂壹案是孫權在暨豔案後，第二次向士族集團發起的大規模鬥爭。儘管在士族集團的激烈抗爭和宗室內部的反對下，孫權再次遭遇失敗，不得不以妥協的方式向士族集團低頭，但雙方的裂痕卻由此進一步擴大，鬥爭也日趨白熱化，最終在孫權晚年的“二宮構爭”案中爆發了決戰。孫權堅定不移地為集權而打擊士族勢力，最終自毀長城，動搖了自己的統治根基，孫吳政權也因此一步步滑向了滅亡的深淵。《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說：“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可謂一語中的。
參考資料：《三國志》《太平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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