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述而》篇有一句千古流傳的話：“子不語怪力亂神。”一般的理解是，孔子是不談論那些怪力亂神的事情的。因為孔子不語怪，這句話傳著傳著，也就有了對“怪力亂神”不以為然，乃至否定的傾向。儒家這一觀念，在歷代文人心中可謂根深蒂固——你從任何文人別集和志怪小說評點中都能看到，甚至於，“語怪力亂神”會被置於道德批判的境地。

《四部備要》本《論語》

《論語·述而第七》

所以，這似乎是一個矛盾現象——既然正統文人極力駁斥“怪力亂神”之談，為什麼古往今來，還有那麼多文人致力於志怪小說創作呢？

一、嗜好志怪是歷代文人的最大愛好之一，談鬼說怪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內容，所謂“吾儕之所喜樂者也”

從心理學上講，喜歡新奇的東西是人的本能。古人雖然表面上都秉持了儒家的關注現實人生的中庸的觀念，但也有個人化的生活內容，而這些，他們往往不會輕易寫到“別人會看到”的集子裡的。

很多志怪小說的作者，是一般階層的讀書人，但是也有一些高官顯位的大文豪名士，也痴迷於志怪。蒲松齡《聊齋自志》中就提到了“喜人談鬼”的蘇東坡和“雅愛搜神”的幹寶。蘇東坡千古文豪，自不必我多說，如此天才也痴迷於鬼怪故事。幹寶曾為晉朝著作郎，領國史，撰《晉紀》，卻也寫了志怪的典範之作《搜神記》。

但要說到嗜好“志怪”的極致，還得是南宋的洪邁。《夷堅志》四百多卷的鴻篇鉅製，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暫且不說，單是洪邁在《夷堅志》各卷序言中說的創作情狀，就足以令人動容。我印象深刻的一處是，洪邁七十餘歲時，為了蒐集記錄怪異傳聞，大雪之中長途跋涉，受盡風刀霜劍之逼迫，面容凍煞，兩腳瘀腫；卻毫無怨言，反而當作一件光榮事蹟來炫耀。

洪邁（1123—1202）

《夷堅志》

魏晉南北朝是志怪小說的繁榮期，這一時期的志怪作者，很多本就是文名遐邇、博學多才的名士。比如寫《博物志》的張華，題名編《神仙傳》的葛洪，題名寫《搜神後記》的陶淵明，《列異傳》的作者曹丕，等等。後代的志怪小說作者，知名人物不勝枚舉。唐代的牛僧孺、張鷟，五代的徐鉉，宋代的歐陽修，金代的元好問，明代的祝允明，清代的袁枚、蒲松齡乃至紀曉嵐。。。志怪小說的名字千差萬別，但創作緣由中有“好奇尚異”這一點，卻是出奇的一致。如若不信，大可以去翻他們的序跋。

《古小說叢刊》

本文沒有提到的是，古代小說的產生理路中，對“怪奇”風格的追求是一以貫之的。從宋代話本到明清長篇小說，皆是如此。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序》所謂“怪怪奇奇盡萃於斯”，就是指此。

二、文人面對“子不語”的精神桎梏，想出了諸多“解套策略”

除了難以抗拒的志怪嗜好外，文人們還運用各種邏輯論證了“語怪”“志怪”的合法性，謂之“解套策略”。

1. 由於孔子只是不講那些怪力亂神的事情，而沒有明確的否定話語，所有後代文人以此為邏輯起點，認為孔子“並不反對怪力亂神”。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志怪作家的序跋中經常會提到“孔子豈不語怪哉”一類的話，並列舉《左傳》《國語》一類文獻的怪異內容來說明。

2. 強調“實錄”，主觀上與“荒誕無根”者劃清界限

其實，今天我們看來是“志怪”的作品，古代未必這麼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得很清楚，魏晉南北朝的一些佛徒和道教人士，張皇靈異，而鬼道大熾，由此誕生的志怪小說，也多宣揚鬼神實有。幹寶撰寫《搜神記》，自言目的之一便在於“發明鬼神之不誣”。那個時代的人，是相信這些鬼神怪異存在的。但記載這類事情需要一個前提——實錄。

這裡的實錄，不是指所錄之事必須眼見耳聞，二是記錄的方式要求是徵信。具體到志怪作品裡，就是註明出處來源，不論是自己的見聞，還是聽來的傳聞。我們看一些志怪小說的鈔本、刻本，常會發現一些毛筆字批註，內容往往是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云云，即屬於此種判斷。

志怪之實錄，有一特重要之根據，便是正史五行志。五行志的相關內容，與志怪小說往往同質同構，有相近的思想傾向和話語。五行志中的志怪，有著配套的邏輯體系——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學說，這是儒家解經話語之一種，於漢代尤其盛行，旨在揭示怪異事件的現實隱喻。在此一話語下，五行志之內容，並非四庫館臣所說“荒誕無根、神怪不經”，而是有據而發。

後世的志怪小說作者汲取了這一點，常常宣揚所作是實錄，且模仿讖緯之敘述，目之若有深意在焉。雖然實際效應未必如實，但至少在作家意圖上，是每每強調這一點的。

3.公開標榜效仿前人，證明自己志怪的合法性

這種心態今人也能體會——當別人指責你幹了某件事時，你會說：你看那誰誰誰不是做了？你看那誰，那麼有名，不也做過這種事嗎？——藉助他們來為自己轉圜。

古代的文人也有類似情況。比如晉代的幹寶寫《搜神記》就說：“苟有虛錯，願與前賢共分譏謗。”洪邁也是如此，說明自己志怪乃追摹前人。明代的祝允明則更狡獪，不但表明自己是效仿洪邁，還說萬一受到責難，那也是“洪書先吾而廢”，吾又何懼焉？清代的蒲松齡，一篇自序也多是此類話語，先借別人起興，再表一己之懷。凡此種種，皆是借前人之酒杯，而澆自己之塊壘。客套的奉承背後，夾雜著找擋箭牌的小心態。

祝允明（1461—1527）

4. 萬能辯辭——“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常言道：說有易，說無難。這看起來是一句狡辯的話，但實際上古人早已經用到。尤其是在為自己創作志怪辯護時，列舉過前人的“擋箭牌”之後，往往也會來一句“世界這麼大，啥沒有”的話。明代祝允明就說過：“幽詭之事，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尋常人念慮所及。”此類例子還有很多。其實，不唯小說家如此，在宋明以來的理學家那裡，論證萬物之理時，也常用到類似的語言。

《志怪錄》自序

這種邏輯，實際帶有了粗拙的唯物辯證的意味。往往屬於自洽自證，自娛自作。小說家也只是象徵性地說幾句謙讓的話，內心裡並不會因為別人的非議而停下筆頭。

“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句話，對後代文人的精神桎梏是現代人難以想象的，由此帶來的種種無法破解的懸案和謎團。比如，包括志怪小說在內的“小說”，在古代被目為“小道”，為大達所不言，故而文人在創作小說時，不但名字起得特別謙虛（野史、野乘、野記、偶記等），而且往往不以真姓名示人，託之筆名。所以如今研究小說，才有那麼多的“作者之謎”。但從另一面說，這一精神桎梏也催生了諸多狡獪的活潑景象，很多志怪小說徑以“語怪”“子不語”等為名，名為自謙，實則帶有調侃揶揄意味。

儒家文化綿延幾千年，在經典書寫之外，也催生了豐富多彩的志怪文學，這顯示出的文人的雙重面相，才是頗堪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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