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以市民人物作為主要描寫對象，深刻表現活躍在社會轉型期的歷史剖面中，正在崛起壯大的市民們日新月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以及他們的思想精神面貌。它不僅有著較高的文學鑑賞價值，而且有著較高的史料價值，透過它我們可以發現晚明市民意識的特點。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佔據著社會的主體地位。儒家傳統思想重義輕利、重本抑末。“士農工商”排位的社會意識一直佔據著人們的內心。儒家傳統的義利觀儘管並沒有完全否認利的存在，但在實踐中卻更加重視義的價值，因此儒家的義利觀延伸出抑商主義，從事商業歷來被認為是賤業，是有識之士不屑的行為。
到了宋明理學階段，“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觀念將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從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觀性和必要性。而明中葉以後，隨著市鎮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新興市民階層重視商業，從商人員大量增加，晚明社會內開始呈現出一股追逐金錢，逐末營利蔚為成風的時代氣象。
《金瓶梅》小說打破以往專注描寫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等大人物的手法，將視角轉向生活於塵世中的平民百姓，全書圍繞著西門慶這個商人來展開。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社會人們對商業的普遍重視。
書中大量描寫了西門慶的發家致富的經商活動，描寫了身份高貴的士大夫蔡御史、宋御史主動結交西門慶，描寫了孟玉樓不願嫁給“斯文詩禮人家”的尚舉人為繼室，而願意嫁給地方商人的西門慶做妾……這些都是晚明時期商人在社會中獲得了不同於以往的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認可度，市民出現重商意識的體現。
很多學者都以《金瓶梅》的西門慶為代表來分析晚明時期市民階層追求財富，追求金錢至上的價值標準。在《金瓶梅》裡“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成為正常的社會現象。金錢之多寡，成為衡量人的價值的標準。
西門慶作為商人，熟知商人經商的哲學，對金錢有著清醒的認識。西門慶曾說過銀子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曾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五十六回)所以，他是不會讓他的銀子在一個地方呆著不挪窩，而是用來不斷地再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和項目。
他在經營的過程中，通過合資(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合夥(店主出資，夥計經營)、向別人提供貸款等新方式開展經營活動。例如，小說第五十一回寫到西門慶與其親家喬大戶合資經營鹽行買賣，第三十三回西門慶開絨線鋪，與夥計韓道國按力股、錢股三七分利。第三十八回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需資萬兩，向西門慶借貸了一千五百兩，“每月五分行利”等。簡單概括，金錢至上，只要是能賺錢，西門慶就會去做。
同時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西門慶利用“官商”身份，想盡一切辦法打通官僚，提前摯取鹽引三萬引，從而獲得為一般商人所不能想象的鉅額暴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到他死的時候，他叮囑道:“……段子鋪裡五萬銀子本錢……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印子鋪佔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第七十九回)
從這裡可以看到，西門慶所積累的財富是巨大的。和傳統依靠土地收入的地主相比，西門慶的大部分收入是來源於商業經濟行為，另外一部分財富是通過攀附權貴，利用特權得來的。但是他攀附權貴的本意並不在於依附權貴擠上仕途，而是要憑藉權勢為他的巧取豪奪打開門路，這只是他追求更多的金錢的手段而已。
西門慶如此，書中其他的人物也是如此。例如韓道國為了金錢主動出讓妻子給西門慶，並且還為妻子出謀劃策:“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待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路!”(第三十八回)這本來是很令人羞恥的，但韓道國夫婦卻不以為恥。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人眼裡也根本不以他們夫婦的行為為恥，只要他們有錢，還尊稱他們為“韓大哥”、“韓大嫂”。
《金瓶梅》裡體現出了世人對金錢狂熱追求的意識，客觀上打破了傳統重義輕利思想的束縛。同時，以西門慶為代表的市民追求金錢採取了對封建傳統經濟依附，依靠官商勾結而瘋狂斂財的經商形式。
其次，中國作為農業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由於小農經濟自身的侷限性，生產的物品只能滿足自己家庭的溫飽，於是封建社會在消費上歷來倡導節儉，人們形成了守禮制、節儉的消費心理。晚明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的各種消費活動開始發生變化，出現了享樂主義的傾向。
市民階層的享樂主義表現為社會生活的世俗化，意味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不再由超越塵世的理論來支配，日常生活的自然法則在社會生活中取得正當的地位。《金瓶梅》裡出現了去樸從豔、競相奢侈、違禮逾制等現象，在衣食住行樂等方面隨處可見這種享樂主義的盛行。
第十五回寫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等正月十五到獅子街燈市賞燈，她們的穿戴是：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緞裙，貂鼠皮襖”；“孟玉樓是綠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當時人們見了西門慶這幾個妻妾的裝飾，驚歎不己，議論紛紛，有的認為是“公侯府裡出來的宅眷”，有的則猜測是“貴戚王孫家豔妾”。
第三十二回，妓女李桂姐認吳月娘為義母，她的打扮是頭上“周圍金累絲釵梳，珠翠堆滿，上著藕絲衣裳，下著翠縷裙，尖尖翹翹一對紅鴛，粉面貼著三個翠面花兒。”這些描寫都反映了晚明出現了一股“去樸從豔”、“逾禮越制”的時代風尚潮流。
第三十四回記的午餐是：“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炸的燒骨，禿肥肥幹蒸的劈晒雞。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飯：濾蒸的燒鴨，水晶膀蹄，白炸豬肉，二炮炒的腰子。落後才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魚，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刺皆消。”菜餚的品類多樣，烹飪極其精良，表現出了晚明市民競相奢侈的一面。
晚明時期畜養家樂成風。在《金瓶梅》的世界裡，大小酒筵除家樂外，還必有妓樂歌唱。如第十一回西門慶十兄弟在花子虛家擺酒會茶，“一個粉頭，兩個妓女，琵琶箏奏，任席前彈唱”。第十五回元宵節家宴，叫妓女董嬌兒、韓金釧來“彈唱飲酒”。除妓女外，還經常叫男性小優兒前來斟酒。如第十六回西門慶為應伯爵做生日，“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個是吳銀兒兄弟吳惠，一個是鄭愛月的哥哥鄭奉。第四十二回元宵節西門慶叫“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這在明初的禮制中是絕對不容許的。
另外，在中國古代，家庭是國家組織的基本形式結構，是宗法血緣為基礎的倫理綱常的具體實施單位，封建社會的一整套禮法如忠孝觀念、君臣父子綱常、夫婦之道、人倫關係等無不以家庭為基礎，也因此，儒家把家國視為一體，把治家與治國相提並論，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
但在《金瓶梅》裡這種傳統的道德倫理被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呈現為各種利益聯結。在西門慶的家中，西門慶夫妻、妻妾、翁婿、主僕、朋友之間表面的屈從、溫順、相讓與內心的嫉恨、厭惡、排斥各種複雜情形同時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說到底都是各種利益互相爭奪的結果。
喬親家和西門慶是兒女親家的關係，小說第五十八回寫西門慶和其合資做生意，“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五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西門慶更多地考慮的是利益的組合，合同非常分明，利益分得十分清楚。
應伯爵與西門慶是結拜兄弟，但所做的事情絲毫沒有兄弟之義。對西門慶的巴結、討好等只是為了能帶給自己更多的利益，《金瓶梅》裡描寫他為湖州何官人的絲線生意給西門慶牽線得了二十五兩銀子；西門慶囚禁一批光棍，應伯爵替他們求情，得了二十五兩銀子；替吳典恩向西門慶借錢，也得了十兩銀子；向西門慶推薦人，如韓道國、資四，他當然也賺了銀子。
其平時對西門慶的應酬、奉承等也是有所圖的，可以混吃混喝混樂。他們的親密關係是建立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的。因此，當西門慶一死，這種經濟合作的基礎不在，他馬上就靠上了另一個西門慶—張二官，開始挖西門慶的牆腳。《金瓶梅》第八十回寫道：
“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都是衝著利益而去的，人際關係的合與不合全靠利益為紐帶而聯結著。但同時，《金瓶梅》裡也體現出傳統人身依附關係具有強大的力量。奴僕要依附於主人，妻妾要依附於丈夫，妾要聽命於正妻……潘金蓮在西門慶死後不守婦道，作為正妻的吳月娘就有權把她賣掉；而龐春梅一旦成為守備夫人，就有了和吳月娘相等的地位。封建等級依附關係鏈條並沒有被打破，仍體現為以男權為中心的身份等級制度。
總之，《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市民意識在經濟生活中表現出重商意識，金錢至上的觀念；在人倫關係中表現為傳統血緣關係的淡薄，由享樂利益聯結彼此；在生活中體現為市民競相奢侈，相互攀比。但是，《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市民意識也表現出商人對封建統治的極強依附性；封建人身依附關係仍牢牢控制著世人，正處於新舊意識共處和更迭的狀態。
來稿/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