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不捨國學欄目又跟大家見面啦。

提起魏晉，想必很多人腦海中會浮現衣袂飄飄，任誕狂放的形象。其實，這只是魏晉人的表面。真實的魏晉人是什麼樣的？本期如斯精舍帶小夥伴們瞭解一下魏晉人的真實生活。

魏晉人有哪些流行穿法？

魏晉男子的服飾沿襲秦代，又有所發展。魏晉的名士們多光身著寬大外衣，或者外衣內著一件類似今天吊帶衫的奇特內衣，並不穿中衣，此衣式僅見於這一時代。

魏晉人有時也穿褲褶，它是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服裝，基本款式為上身穿齊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褲，常用較粗厚的毛布來製作。上襦下褲，貴族必須在襦褲外加穿袍裳，只有騎馬者、廝徒等從事勞動的人為了行動方便，才直接把褲露在外面。

當時南朝女子一般上身著衫、襖、襦，下身著裙，款式多為上儉下豐。衣身部分緊身合體，袖口寬大，裙為多褶襇裙，裙長曳地，下襬寬鬆，從而達到俊俏瀟灑的效果。

到了北朝時期，女子流行穿裲襠，並常與褲合穿，整個形制與男子一致。此時的女服還有如下穿法：對衿，衿的下角相互交叉，呈小型燕尾狀。此時女子的服飾已開始趨向華麗、瀟灑、飄逸之風尚，再加上披帛的使用和高髻髮式，使著裝者顯得端莊華貴。

魏晉人的穿衣風尚跟一種毒藥有關？

衣著是生活的一部分，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酒之關係》裡提到，魏晉人的穿著跟當時的貴族流行吃五石散的風尚有密切關係。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由名士何晏開頭吃的。配方大約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夾以其他的藥材。

其功效類似於一些毒品，能使人在短期內，精神處在亢奮迷狂的狀態。副作用極強，如果不配合適當的方法進行“散發”，人就會毒發身亡。因此，五石散是一種貴族藥品，普通人是吃不起的。

怎麼“散發”呢？吃了五石散不能馬上休息，要走路，稱為“行散”。六朝人的詩“至城東行散”，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走路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身體又會變冷。普通人發冷應該多穿衣服，吃熱的東西。但五石散剛好相反，需要少穿衣，吃冷食，洗冷水澡，喝熱酒。

因為服藥之後身體發燒，所以魏晉人不能穿緊身的衣服，為了防止敏感的皮膚被衣服擦傷，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穿鞋也不方便，所以不穿鞋襪而穿屐。名人們率先穿衣寬大，普通人效仿起來，在別人看來他們衣著飄逸，其實內心未必如旁人想象。

古代素來講究禮法，父母的喪期，要悲痛，要少吃飯，不能飲酒。到了晉代，演變成“居喪無禮”，吃了藥，為了生命安全考慮，還是要吃肉，不光吃，還要吃很多。名士們在親人喪期喝酒吃肉，老百姓跟著效仿，“居喪無禮”是這樣來的。

除此之外，五石散也對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的影響。吃了五石散之後，由於身體不適，容易暴躁易怒，有的人還會發狂。

比如有人被蒼蠅騷擾，他一氣之下，拔劍追趕。所以有人認為晉朝人脾氣很壞，高傲，暴烈，有個性。

這種苦，竟然也有人羨慕，東晉以後，有人效仿，在路邊睡倒，假裝在路上“散發”裝闊氣，讓路人以為他也是有錢吃五石散的。

一直到隋唐，還有人吃五石散，由巢元芳的《諸病源後論》可見。後來就漸漸沒有人吃了。

魏晉時期的社會風氣

很多人提起魏晉，總會想到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大約來源於三件事，除了“吃藥”之外，還有“清談”和“飲酒”。

“清談”主要是指名士之間，聚集在一起，不談國事、俗事專談老莊、周易，以駁倒他人為能事。方式或兩人對答，或者一人對多人，或者自己對一群人獨抒己見，類似於現在的演講。

率先吃五石散的何晏就很擅長清談，喜好老莊、易經，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和夏侯玄、王弼等倡導玄學，成為一時風氣，往往廢寢忘食，甚至可以把人累病談死。錢穆評價，“當時名士清談，特如鬥智。”

除了何晏、夏侯玄、王弼之外，竹林七賢也引領當時的社會風氣。

七賢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嵇康喜好喝酒、吃藥，而阮籍只喝酒。年輕時，嵇、阮二人脾氣都很大。著名的“白眼、青眼”典故就出自阮籍。傳說有人拜訪他，如果言行令他不喜，阮籍便會眼珠上挑，露出白眼給客人，白眼大約是全然看不見眼珠的，可能需要練習很久。

阮籍到了晚年修身養性，做到不評判人物是非的地步，令人驚訝。嵇康則全然不變，最後命喪司馬氏之手。魯迅戲稱，吃藥的人，可以成仙，傲視俗人，喝酒的人不會成仙，敷衍了事。

劉勰《文心雕龍》中評價阮籍和嵇康的文章，“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賦詩。”兩人詩文的風格，“師心，使氣”，也影響了晉初的文風。嵇康又略勝阮籍一籌，比如這首著名的《贈秀才從軍》。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詩歌中壯麗生動的情致，如日月之行空，江河之奔流，氣勢與想象噴薄而出。

木心認為，嵇康的詩歌，可以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陽剛的詩歌，是內在的、天生的。李白、陸游、蘇軾、辛棄疾的豪放，是月亮的豪放，外露的架子。嵇康原想“以生殉道”，奈何上天造化弄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表達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意思，而遭受司馬懿記恨。司馬氏的皇位來的不正當，擔心手下的人心浮動，藉口不忠殺了嵇康。歷來政治家或用忠義仁孝的藉口來殺人，其實只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

晉代以來的很多賢者，表面上反對禮教，內心卻不當真反對，甚至於是尊崇的。為了避免真正的道義遭到濫用曲解，只好故作違背禮教的“悖逆”。

七賢中，劉伶也很狷狂。他喜好老莊之學，在生活上不拘禮法，以飲酒為常，甚至達到了“病酒”的境地。劉伶所作的《酒德頌》，自稱“惟酒是務，焉知其餘”，表面上他自甘酒鬼，實際上是他崇尚自然、具有反抗精神的表達。

劉伶也服藥，一次在家中“散發”，脫掉衣服，赤身裸體呆在屋中。有人看到後譏笑他，劉伶說：“我把天地當房子，把房屋當褲子，諸位為什麼跑到我褲子裡來？”劉伶以天為蓋，地為廬的曠達，帶有典型的魏晉氏灑脫。

魏晉的這股雄健之氣，到東晉便漸漸散盡了。陶淵明時代，朝代更迭更加頻繁，士人們早已見怪不怪，加之佛教的引入，這時的文章變得更加平和。

陶潛被譽為田園詩人，卻也沒能完全擺脫政治的影響，他的《述酒》就是例子。所謂完全擺脫政治的田園詩人，大約是沒有的。即使是有，在歷史上也不會留下姓名。

歷史跟所有事情一樣，有高峰和低谷，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的社會風氣，後世所謂的浪漫慕古，大多建立在模仿言行，承襲部分思想上，脫離了當時的時代背景，不可能做到等同先賢。當然也並非所有古人的言行思想，都適合當下。後人在繼承古人優秀傳統之上，結合當下的社會環境和需要有所創新較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