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看中美關係與日本選擇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校長田中明彥在日本《呼聲》月刊6月號發表文章稱，現在的美國與上世紀70年代以後為維持自由世界的秩序疲於施展霸權領導力的美國很相似，而現在的中國對美國來說與當時的蘇聯有部分相似，也與當時的日本有部分相似。在思考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回顧上世紀70到80年代的美蘇、美日關係將大有裨益。文章編譯如下：

當前國際政治的最大課題無疑是中美關係。如果說，當下的中美關係意味著奉行不同意識形態的兩大強國在避免訴諸戰爭的同時持續在各領域對立的話，那麼也許可用“冷戰”形容。但是正如我們不時提到的，當下的中美關係具有和當年的美蘇冷戰相當不同的特徵，所以使用“冷戰”一詞並不妥當。的確，上世紀50年的美蘇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交流，而眼下的中美互為最大貿易伙伴。曾經的美蘇之間，信息交流受到嚴重限制，而中美之間通過互聯網可以做到信息的實時往來。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否認，當下的中美關係存在嚴重對立的理由。究竟這種對立是如何產生的？關係之所以變得“對立”，其背後又存在著什麼樣的結構性因素？未來有可能如何發展？雖然看上去不夠直截了當，但是為了搞清這些問題，本文將嘗試回到二戰後的歷史相位中思考，這些結構性的特徵究竟給各國的關係帶來了哪些影響。

先簡單表明筆者的見解，現在的美國與上世紀70年代以後為維持自由世界的秩序疲於施展霸權領導力的美國很相似，而現在的中國對美國來說與當時的蘇聯有部分相似，也與當時的日本有部分相似。所以在思考中美關係未來發展方向的時候，回顧上世紀70到80年代的美蘇、美日關係將大有裨益。

美式和平的戰後秩序

二戰結束後是一個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碾壓全世界的時代，是所謂“美式和平”的時代，是經濟上稱之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二戰後，美國為了重建國際經濟秩序，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關貿總協定（GATT），通過迫使戰敗國德國和日本開放國內市場，基於固定匯率制向全球提供被稱為美元的國際流動性，實現了各地經濟的高速發展，帶領世界經濟進入“黃金時代”，成功完成了在二戰中化為焦土的西歐和日本的復興。

美國在向世界各地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同時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軍事幹預。用東西冷戰概括這個時期，似乎留給世人一種兩大陣營地位對等、相持不下的印象，但事實上無論是海空軍力量還是技術實力抑或是經濟實力，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無疑都是佔據優勢地位的。對於冷戰時代的西方陣營來說，美國既是“銀行家”又是“警察官”。

但是，如果回到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就會發現，隨著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美國的經濟實力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出現了相對下降。隨著盟國出口的增加，美國國內與盟國存在競爭關係的紡織業等行業開始衰落。如果僅限於經濟領域的話，世界可以說已經走向了“多極化”。

此外，正如越南戰爭所反映的，美國積極的軍事介入不僅推高了經濟成本，同時也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在國際社會造成了嚴重分歧。被認為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基礎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在強化了西方國家對美出口競爭力的同時，也由於法國等國尋求以美元兌換黃金而不時陷入危機。

就在伴隨戰後秩序的成功所出現的矛盾即將到達臨界點時，尼克松政府上臺了。尼克松政府尋求有尊嚴地從越南撤軍，試圖對以往的戰略做出根本性調整。在處理亞洲問題時，美國在提出尼克松主義同時，還尋求改善對華關係。

此外，尼克松還宣佈了新經濟政策，包括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對進口商品增收10%的進口附加稅等等。尼克松總統說，他想要結束“將美國的一隻手綁在身後展開的競爭”。此後，國際金融體系開始轉向浮動匯率制。此外，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了“石油危機”。一直以來由美國的石油巨頭控制的國際原油市場受到嚴重衝擊。

在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覺得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總是讓自己受挫，於是想要主動出擊破壞這一秩序。而且這一美國親手建立的秩序已經明顯遭遇到了挑戰。

美國壓倒性的優勢與過度介入

現在的世界有可能被視為後冷戰世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蘇聯解體，幾乎沒人能預料到的事情接連發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稱“短暫的20世紀結束了”，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斷言“歷史已經終結”。

但是如果回望過去就會發現，這些觀點所描述的如此重大的事件眼下似乎並未發生。如果從軍事角度出發，由於一度被認為可以挑戰美國的蘇聯解體了，美國的軍事存在已經無人能夠撼動。正如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單極世界》這篇文章中闡釋的，美國又一次獲得了與二戰剛剛結束時類似的優勢地位。

蘇聯解體後，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關鍵詞是“Engagement”和“Enlargement”，指的就是積極支持西方秩序的建立。雖然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經濟實力有所衰退，但在進入90年代後，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技術開始拉動經濟增長，幾乎所有的技術創新和商業運用都源自美國。

在以日本為首的多個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增長顯著放緩的背景下，只有美國取得了較快的增長。世貿組織成立的背景就是世界貿易規模的擴大。全球化也成為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也就是說，上世紀90年代形成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具有和50年代以後的時代極為相似的結構特徵。

與此同時，中國會不會在未來成長為超級大國的預測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形成，但是美國仍然鼓勵美國企業對中國投資。此外，中國加入了多個國際性制度安排，也讓美國期待中國在採取行動時可能會更加重視國際協調。這就是針對中國的所謂“接觸政策”。

中國入世可以說是這種接觸政策的典型代表。中國在WTO這一前所未有的西方國際經濟秩序中成長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取得了空前的經濟增長。全世界都在用中國貨，而其中購買最多的正是開放的美國市場。中國享受到了類似於日本在戰後秩序下獲得的優惠待遇。

誠然，從當時的情況看，沒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在未來對美國構成軍事上的威脅，也沒有令美國主動改變自己的接觸政策。不斷湧現出世界性技術創新的美國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會被中國趕超。對當時的美國來說，真正的威脅來自於國際恐怖主義而非中國。2001年9·11襲擊發生後，美國的安全關切基本上全部轉移到了剿滅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組織上來。

美國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和推行西方制度的熱情，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三者相結合，催生了“新保守主義”理論。但是，美國在伊拉克的統治水平相當拙劣，反倒促使恐怖主義從伊拉克擴展到整個中東。

由於出兵伊拉克，導致美國沒能全力以赴實現阿富汗的秩序重建，以至於阿富汗的局勢也沒能好轉。這就好像上世紀60年代深陷越戰泥潭的一幕在21世紀的重演。主張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的奧巴馬政府於是扮演了和當年尼克松政府一樣的角色。

如果從這種視角觀察便會發現，冷戰後的時代在相當程度上與二戰後的時代相似。在以壓倒性的軍事實力和最先進的技術實力支撐起來的經濟優勢的背景下，這個時代仍然可以說是美國霸權的時代。而且握有這種霸權的自我認知催生了對於最大威脅的過度反應。這種過度介入導致美國社會走上了慎於開展積極外交的道路。

來自蘇聯的軍事挑戰和來自日本的經濟挑戰

在一個以美國為主的秩序出現動搖、美國自己採取了破壞秩序的行動的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外交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震動。1973年在巴黎簽訂的《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議》確定美國從越南撤軍。對於1975年越南的統一，美國什麼都沒有做。雖然強烈意識到需要緩和緊張態勢，但美國國內對此的反對聲浪還是日漸高漲。1976年當選總統的卡特曾經在競選時承諾要從朝鮮半島撤軍。結果由於國防部和其他勢力的反對未能實現，其消極態度十分明顯。在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美國在駐伊朗大使館被佔領後，在救援行動中遭遇慘敗，給眾多美國人留下了屈辱的記憶。

美國在採取對外行動上搖擺不定的這一時期也促使其他國家對於蘇聯軍事實力擴張帶來的威脅意識快速上升。雖然在戰略核武器方面美蘇達到了相互保證毀滅的水平，但蘇聯的戰略核導彈研發引發了對該國是否已經具備第一次打擊能力的強烈擔憂。甚至到了蘇聯開始在歐洲部署SS-20中程導彈的時候美國也沒有采取措施，從而引發了盟國對於美國的延伸威懾是否已經不足為信的強烈擔憂。

此外，蘇聯還向美方陣營的很多國家提供援助。其中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具有決定性作用。

面對蘇聯的行動，里根政府表現出了必須堅決對抗的態度。也就是說在軍事層面開始出現從動搖到逐步提高對威脅的認識再到對挑戰予以堅決打壓的轉變。

如果從經濟層面考慮，蘇聯並非威脅。文章指出，真正在經濟層面對霸主美國構成威脅的是日本。日本是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貿易秩序下受益最大的國家，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批評日本實施了“不公正”的貿易，將本國市場封閉起來，卻讓日本貨向洪水一樣湧進美國市場。

有觀點認為，日本的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與美國的資本主義相異的體系，其結構決定了只要開展自由競爭，受益的就只有日本。

里根政府為了在軍事上對抗蘇聯的威脅，也在歐洲部署了中程核導彈，同時宣佈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增強對蘇聯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在經濟層面與日本開展多領域的貿易談判，除了要求日本在對美出口上自我設限外，還為了迫使日本開放市場，通過設置數值目標等方式持續施壓。結果，美國在原本被視為霸權衰退期的這一時期擺出了不允許其他勢力挑戰自己的姿態。

處於長期持續的新冷戰背景下

從2016年選戰開始，特朗普提出的很多主張都偏離了美國一直以來的外交路線。他動輒批評盟國，即便在就職演說中也充斥著只有美國單方面吃虧的言論。而且直到今天與西歐盟國的關係還是磕磕絆絆。

但是，無論是總統本人的言行，還是對美國社會內部的各種表態和美國實際實施的政策進行研究的話便會發現，至少在對華政策上體現出了明確的方向性。在後冷戰秩序出現動搖的背景下，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需要面對的最大課題這件事變得明確無疑，這就是現階段美國對於國際形勢的認知。

當然，人們無法預測這樣事態究竟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收場。但是對美國來說，眼下的局面要比上世紀80年代還要困難。因為曾經的蘇聯不具備日本的產業競爭力，而日本原本就是美國的盟國，在安全領域依賴美國。今天的中國擁有獨立的軍事能力，而且正在取得直追世界一流水平的產業競爭力。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或許不得不認識到中美博弈將會持續很長時間。

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原本清晰的處境也將變得更加艱難。如果中國繼續謀求頂尖的產業競爭力，並藉此繼續增強在太空、網絡空間、電磁空間的軍事實力，那麼也將給日本帶來需要面對的議題。日本如何在安全和技術領域維繫與盟國合作關係的同時，找到與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之間能夠建立起積極關係的領域？這將是日本外交面臨的課題，也是難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