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是怎麼來的？

“北京時間,X點整。”

電臺裡這樣的聲音,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北京時間,也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一個概念。那麼,北京時間是怎麼來的?

時區觀念19世紀末傳到中國

從明代起,就開始有外國傳教士將鐘錶帶入中國進貢給皇帝。清代時,清廷宮殿裡的外國鐘錶擺得琳琅滿目,據說康熙收藏的西洋鍾達4000件。但這些時鐘始終也只是皇親貴族們的玩意兒,並未對社會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

自從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後,清政府被迫開放的口岸城市越來越多。上海作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華的開放口岸,也是外國租界最為集中的城市,來往的外國輪船越來越多,進出口貿易日益繁忙,外灘上的海關大樓應運而生。而在這座大樓的樓頂上就鑲有一面西式大鐘,因為來往的船隻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時間來指揮。

於是在19世紀80年代,法租界當局在上海外灘建起了一個信號站,在正午時刻利用信號塔頂落球報時,並測風力。它由法國傳教士辦的徐家彙觀象臺來控制,旨在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隻服務。

最初,這個氣象信號站用的時間標準是上海本地的“平太陽時”。

1884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上,首次確立了在世界範圍內時區的劃分方法。格林威治標準時將整個地球分成了24個時區,而中國大部分的繁華地區,即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都在東八區(即以東經120度經線的時刻為標準)。大約19世紀末,中國的沿海口岸也開始改用格林威治標準時,即東經120°的標準時來計時了。當時人們把這個時間標準稱為“海岸時”。

到1902年的時候,中國海關就提出以這個“海岸時”作為中國的標準時間。1902年,掌管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還是英國人赫德。而制定中國的標準時間這種事情絕對屬於中國政府的主權,由“海關”來制定實在是不合適,於是也只能說得含含煳煳:“海岸時”只在東部的各海關口岸實行,而在其他地區特別是農村內地,“其時區範圍未經規定”。然而,當時的鐵路系統,以及長江一帶經濟繁華地區,顯然也開始實行“海岸時”了。

中國現代鐵路的開創,起始於鴉片戰爭前後。到1894年甲午戰爭後,各列強在中國獲得了1萬多公里的路權,掀起修鐵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國已經出現了9400公里的鐵路,包括京奉線、京漢線、膠濟線、津浦線、滬寧線等,而經營鐵路是需要標準時間的。

民國時期劃分過五時區

民國時期劃分的五時區示意圖

到了民國七年即1918年,當時的中央觀象臺提出劃分全國為五個時區:

中原時區: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及內蒙古之東部,可以看出,這個“中原時區”實際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時間的東八區,也就是“北京時間”;

隴蜀時區:以東經105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東部、寧夏、內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時區:以東經9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及當時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東部;

崑崙時區:以東經82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長白時區:以東經127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吉林及黑龍江東部。

可以看出,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都是整時區,而長白時區、崑崙時區是半時區。

郭慶生在《中國標準時制考》一文中寫道:“今天廣播電臺的六響報時信號和電視臺的時碼顯示畫面,對全國各個角落的普通群眾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過了,以致人們很難想象20世紀初要得到比較準確的時間有多麼困難。作為中央政府專司測時編歷機構的中央觀象臺,直到消亡竟沒有一臺好一點兒的望遠鏡,沒有無線電收訊機,京畿重地的授時依舊沿用在城牆上施放午炮的古老辦法。”

也正因為如此,這個五時區的方案,除沿海地區外只不過是紙面上的方案。

到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標準時的應用也不斷擴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國電報局一律改用標準時,並令上海無線電報局及南京有線電報局分任每日廣播之事;南京電報局每日11點30分左右對時一次。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車站、碼頭、大銀行、大機關及繁華市區街道,多置有大鐘(時稱標準鍾)為一般市民提供時間服務。

1939年3月9日,抗戰中的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在重慶召集“標準時間會議”,對以前的五時區方案做了少量修改,並決定於1939年6月1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日本佔領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在使用“中原時間”。到了抗戰勝利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的時候,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卻仍然使用“隴蜀時”,因此當時人們回憶“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後需撥動手錶,進退一小時”。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偽滿洲國,強令在東北使用日本本土採用的東經135度標準時。抗戰期間,淪陷區的日偽華北政權也曾試探使用東經135度標準時,但最終沒敢這麼做,還是使用中華民國正統的中原時。

“北京時間”成標準時間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兩三年內,全國各地所用的時間比較混亂。根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地球物理所1952年編撰出版的《天地年冊》,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國至少在理論上仍然實行五時區的舊制,甚至連時區名稱都照舊。

北京時間何時產生?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高級工程師郭慶生在《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一文中,做過如下考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原標準時”稱謂已不合時宜,況且舊政府敗退臺灣後還繼續用此唿號播音報時。新中國廣播報時需要一個色彩鮮明、通俗上口的新名稱,這就為“北京時間”的出世鋪平道路。“北京時間”的問世及隨後取代五時區計時的舊制,是中國近現代時間計量的重大事件。

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的決議。同年10月7日西安人民廣播電臺稱:“本臺時間以北京時間為準”。這是筆者迄今見到的有“北京時間”字樣的最早文獻。所以,“北京時間”第一次出現的日期,可以鎖定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的10天之內。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為“北京”的同一天,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因北平新華廣播電臺隸屬中央,所以其上級主管部門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先行一步,將其更名的同時,一併將廣播報時唿號冠以“北京”稱謂,這是很自然的符合邏輯的事情。所以筆者推斷:“北京時間”的問世當在1949年9月27日。

可能是遵照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的指令,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地方廣播電臺很快將自己的節目時間改為中央臺使用的北京時間,以表示和中央一致。原屬隴蜀時區的地方政府陸續聲明採用北京時間。1949年11月2日,西安市政府通知:“本府徵求各方意見,為與全國各主要地區時間一致,自本月三日起,停止使用隴蜀時間,改用北京時間。”成都市1949年12月27日解放,也在其後十餘天內宣佈使用北京時間。1950年初,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短短几個月內,全國各地除新疆、西藏外,實際上全都採用北京時間為統一的時間標準。而現在,我國新疆地區會同時使用烏魯木齊時間(東經90度標準時)和北京時間兩種標準。

值得指出的是,經過郭慶生考證,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當然,很快“北京時間”就採用了東經120度的標準時間了。(文/徐凱圖/焦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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