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原標題：高職中的清華北大：深職院模式能否複製？）
深職院：高職中的清華北大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胥大偉
發於2019.7.29總第909期《中國新聞週刊》
“今年擴招100萬，學什麼專業、學什麼課程很重要，100萬是戰略性人才儲備，可是培養完之後送外賣、送快遞，是不是有點對不起擴招對象？”
7月5日，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深職院)舉辦的一場以“人工智能背景下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為主題的研討會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會長、教育部原副部長魯昕拋出的一連串追問，引發了與會者對中國職業教育未來轉型方向的一場冷思考。
“大量通過標準化訓練的人才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標準化的人才主要就是職業教育人才。”深職院黨委書記陳秋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份危機感源於人工智能時代將對傳統職業教育形成直接衝擊的預判。
陳秋明認為，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對高職教育形成重大挑戰，同時也是中國高職教育實現彎道超車的機會。這意味著誰轉型得早，誰轉型得好，誰就能夠引領職業教育的發展。
如何捕捉產業人才需求新趨勢，適度超前制定學校發展戰略，搶灘佈局新專業，這所頂尖高職院校正在“答題”。
專業轉型：緊跟產業“舞步”
成立於1993年的深職院，連續多年被評為全國高職院校綜合競爭力第一名，被稱為高職裡的“清華北大”。
作為中國高職院校的“扛旗者”，早在2016年，深職院就提出想要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職業教育的專業轉型與課程轉型的策略與路徑。陳秋明認為，職業院校“轉型”首要的是人才培養的創新，而人才培養的創新，首先是專業的轉型。
人工智能成為深職院新一輪轉型的戰略方向，深職院的轉型思路是，針對人工智能背景下所產生的新興產業設置相應的新專業的同時，對傳統專業進行改造升級。
今年4月，深職院成立人工智能學院，面向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和虛擬現實等行業開設多個專業。陳秋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新設專業就是為了應對未來新興產業的需要，所以要提前謀劃佈局。
2018年，深職院對17個專業方向進行了新設或調整。例如早在2016年，深職院就開始籌劃設置VR(即虛擬現實應用技術)專業，2017年順利開設該方向並招生。 2018年9月，教育部正式宣佈在《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目錄》中增設VR專業，深職院將VR方向升級為VR專業，成為全國首批高職VR專業。
如果說，人工智能學院的設立是一場針對產業變革的“自我革命”，那麼推動針對傳統專業的轉型則被視為該校面對產業發展新業態之下的一種“順勢而為”。深職院與平安科技合作成立金融科技學院，旨在推動傳統金融專業結合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轉型升級，與阿里巴巴成立數字貿易學院，則是為了推動傳統的商務外語及國際貿易專業的數字化轉型。
在陳秋明看來，傳統的職業教育是大工業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產物，而當智能化時代來臨時，原有的培養模式遭遇瓶頸後，高職院校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是一個亟待思考的問題。陳秋明認為，高職教育一定要提高人才培養的精準度，直接針對產業的需要，來設置課程。
然而新專業的設置，猶如探索一段未知的航程，充滿挑戰。
“人工智能絕對是一個大的挑戰，做不好它會變成一個噱頭而不是專業。”深職院人工智能學院院長楊金鋒坦言，人工智能是多學科交叉的專業，三年制的專科學制和四年制的本科學制，雖只差了一年時間，但還是差了不少內容，這意味著兩者在課程體系及難度上是有區別的。深職院人工智能學院的教學思路是“淺理論、強應用、重技能、抓實戰”，課程體系建設是重中之重。
基於長期的職教經驗，使得深職院對職校學生的學習秉性有著清晰的認知，即職校學生的思維模式是具象的形象思維，喜歡動手勝過理論。
楊金鋒認為，相比於本科教育重理論、重基礎，高職教育的課程設置一定是“倒序”的做法。以人工智能學院為例，院方在課程設置上，體驗式教學先於理論教學，“你先學會怎麼玩它，學會玩了我再教你它的原理是什麼。”楊金鋒說。基於高職院校教學實際的“倒序”培養模式，“淺理論而重應用”，通過實訓來固化知識，知識的固化則有助於技能的培養。
而教材的開發成為新專業建設的另一個抓手。楊金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教材體系建設亟待加強。“前提是先要思考怎麼去架構課程體系，然後在課程體系下我如何開發建設教材。”楊金鋒認為，課程體系設置是專業的“骨架”，教材則是“血肉”，而模塊化的課程體系使得專業個性化培養成為可能。
在人工智能學院的課程體系中，每一門課程就好比一塊積木，學習不同課程的過程類似“搭積木”，學生通過分層教學，進行進階式學習，通過不同課程的組合，再輔之以相應的課程考核機制，明晰自己專業的優勢領域和發展方向，而這些都直接和就業掛鉤。
以人工智能學院為例，學生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在人工智能產業鏈裡從事技術服務和運維而不是產品的研發，所設專業對應到人工智能產業相應產業鏈的基礎層。
深職院黨委書記陳秋明認為，高職院校如果像普通教育一樣，針對全鏈條進行人才培養，其結果只能是一事無成。職業教育應該要瞄準鏈條當中某一個環節，進行人才培養，然後形成自身的特色專業。
深職院的另一項經驗是讓一流行業企業參與專業課程的設置。陳秋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深職院課程設置絕不是自己閉門造車，而是要跟一流企業一起來商量。深職院與平安合作成立的金融科技學院，新增了九門新課程。與阿里巴巴成立的數字貿易學院，在原來的課程基礎上，增加了六門課程。“都是直接針對企業的需要，來設置課程。”陳秋明說。
深職院的領導層有一種共識，就是一定要和一流的行業企業進行合作，“因為最先進的技術都在他們那裡。”陳秋明說。
認證體系：引入企業標準
今年是華為第三年在深職院開展校園招聘，之前雙方已經開展了13年的校企合作。
2006年，深職院與華為開始嘗試合作培養。深職院副校長馬曉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選擇跟華為合作主要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面對IT與CT產業的融合趨勢，該校以電子類的課程為主的通信專業面臨專業轉型的需要。二是為了解決學生職業資格證書市場認可度不高的問題。馬曉明回憶，當時學生主要考的是程控交換機調試和無線電終端這兩類證書，所涉技術早已過時，深職院希望能把企業證書引入學校。
2006年，深職院通信技術專業申報了一項重點項目，著力點在於通過與華為的合作，加強通信專業的建設與人才培養，這成為深職院與華為合作的開端。
深職院與華為公司相關部門組成共建專業的ICT(信息和通信技術)教學團隊。在合作中，深職院發現，華為公司的崗位群是以其工程師認證為核心展開的，所有華為工程師在這套體系中認定技術等級並通過考核獲得晉升。華為有著自己的工程師認證體系，深職院想要實現學生就業的無縫對接就必須按照華為工程師認證標準來培養學生和開發相關課程。
深職院開始探索建立與華為認證機制聯動的ICT課程體系，然而問題隨即而來。華為工程師認證針對的是信息通信行業的在崗工程師，培訓對象大多是本科以上學歷，且具有一定工作經歷。而深職院的學生大多是無專業基礎的“小白”，華為的認證課程體系無法照搬。
馬曉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2006年至2008年的兩年間，深職院對相關課程做了大量的改造，將原來主要面向電子技術的課程體系改造成圍繞華為認證的課程體系，並形成了“課證共生共長”的人才培養模式，即根據深職院在校生零起點的實際情況來優化課程，並建立分段、分類、分層的課證運行系統。深職院根據華為不同認證方向，確定不同的課程模式，雙方共編共用教材。之後，華為還將提供實習就業機會，同時對深職院的ICT專任教師，進行技術培訓，保證師資隊伍在技術及產業方面的“新鮮性”。
馬曉明認為，這套合作模式的成功之處在於將原來面向工程師的培訓體系，改造成面向職校生的一個學習方案，將企業的認證證書和學校的課程教學捆綁在一起，在此體系下，學生通過認證後自然成為企業即招即用的工程師。另一方面，長期的合作，讓華為會及時反饋行業發展趨勢，解決職校與行業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2004年以來，深職院有500多人通過華為HCNA(網絡工程師)認證；100多人通過護衛HCNP(網絡資深工程師)認證；56名在校生獲得華為NCIE(互聯網專家)認證，佔全球通過NCIE認證總人數的1.2%，居各高校之首。
校企合作：學會用經濟槓桿
總的來說，深職院的校企合作呈現“大小兼顧”的特點。
深職院選擇與華為、阿里巴巴、平安等大企業合作建立了8家特色學院。深職院黨委書記陳秋明認為，深職院從校企合作中獲得的經驗是通過與一流企業合作共建特色學院，校企共同制定專業標準、共同開發課程、共建師資團隊、共同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針對深圳中小企業佔比重，但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的現實，深職院希望通過為中小微企業提供研發等技術服務，打造深圳市中小微企業技術研發中心。
今年，深職院和比亞迪合作共建了“比亞迪應用技術學院”，並計劃用5年左右的時間，將該學院建設成為集人才培養、技術應用研發、創新孵化、標準研製、社會服務於一體的特色產業學院。
深職院汽車與交通學院院長董鑄榮認為，這是與以往不同的校企合作模式。根據相關協議，比亞迪會選派高層次人才擔任學院首席科學家，負責規劃學院資源配置。學院實行雙院長制，由深職院指派人員擔任學院行政院長，並出任校方聯絡人；由比亞迪指派高層擔任業務院長，並出任企業方聯絡人。
董鑄榮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該院汽車專業的培養定位，就是比亞迪汽車電子研發工程師。專業的課程設置方面，同樣採用“倒序”的模式，圍繞就業崗位來設計課程體系，重點關注比亞迪的產品與技術的應用，以課題合作的方式服務於企業的產品需求。
董鑄榮認為，校企合作中不應增加企業的負擔，學校、政府投入相應的辦學經費是天經地義的，要學會用經濟的槓桿來撬動合作企業的積極性。
在與比亞迪的合作中，校企雙方均投入辦學經費和資源，深職院汽車學院將部分實訓課程搬到企業，學校購買設備，由企業提供場地、維護設備、負責學生食宿。直接在企業輪訓其實是將實踐培養環節前置，降低企業的人才培養成本，節約校企合作的運行成本，在企業輪訓也能使得企業文化能與學生更好地相融。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高衛東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也是要計算它的成本和收益，成本大於收益，企業積極性就不高了。高衛東建議通過政府補貼來降低企業的成本，職業院校也能幫助企業解決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痛點難點問題。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王壽斌認為，校企合作的成本分攤不能強制，即使立法“硬攤”也難奏效，只有主動、自願，才能有可持續、高質量的校企合作。王壽斌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企業的趨利性決定其必須得到“好處”，才能主動與學校合作。這種好處或來自政府給的職教專項補貼，或者是稅務部門為其減免(部分)稅款，或者是學校為企業提供了後備人才或科研服務。要讓企業既承擔由實習帶來的安全生產風險和殘次品成本，卻又無利可圖地與學校合作，無異於與虎謀皮。
在王壽斌看來，職業教育是與社會經濟發展聯繫最為密切的教育類型，具有很強的“區域性”特徵。職業院校必須依託本地企業辦學，走產教融合的發展路子，最終服務本地企業，才能獲得校企雙贏發展。
深職院模式能否複製？
作為職業教育的“龍頭”，深職院“名聲在外，光環加身”，每年都會有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高職院校前來考察取經。
深職院模式是否具有可複製性？業界的聲音並不統一。有學者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深職院的發展，深圳財政鉅額投入的因素不可忽視。
據相關資料，2018年深圳市對深職院的財政預算撥款為13.47億元；2017年財政預算撥款為11.865億元，是同期北京市對另一所頂尖高職院校——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財政預算撥款的兩倍多。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王壽斌認為，頂尖職校辦學成績突出，既與其自身努力有關，更與區域產業經濟環境為其提供隱形、豐富的職業教育資源息息相關，這些資源包括與專業相匹配的產業鏈、能夠為學校所用的兼職教師(工程師)、充裕的實習與就業崗位、緊貼市場和科技前沿的研發項目等等。
以深圳為例，這裡擁有全國最先進的產業，高技能人才需求旺盛，政府每年亦逐步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職業教育呈現出規模小、水平高的特點。
王壽斌認為，對於絕大多數高職院校來說，深職院享受的高額財政補貼，只有羨慕的份，根本不能奢望。政府的高投入，容易助推學校辦學形成良性循環。以深職院人才招引為例，該校專門設立高層次人才薪資專項經費，建立協議工資、年薪制、項目工資、特別補貼、一次性獎勵等多種薪酬獎勵分配體系，吸引高層次人才到校專兼任職。深職院組織人事處副處長粟衛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深圳市財政每年撥付3000萬，用於該校高層次人才的引進費用。對於高層次人才，深職院往往採用柔性聘用的方式，“一事一議”。對於一些高層次的技能型的兼職老師，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拿到四倍的課酬。
充沛的經費保障，一定程度上促進高端人才的集聚。目前，該校已引進包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霍夫曼研究團隊在內的7個高層次創新團隊，特聘講座教授15名，引進全職人才17名，博士後24名。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高衛東認為，屬地管理、屬地辦學的職業院校，政府所撥經費多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政府的財政狀況。深圳經濟實力雄厚，產業先進，這些資源常常令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職業學校望塵莫及。
王壽斌認為城市與高職教育是互惠共生關係，城市發展滯後，財力不足，則難以支撐高職教育優質發展。而高職教育辦得不好，又不受本地企業待見，招生“進口”與就業“出口”都會出現問題，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政府的高投入也容易滋長學校對政府財政的過度依賴，導致學校逐漸喪失活力，失去“野生”能力。
王壽斌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判斷一所學校辦得好不好，不應只看取得了多少成績，而應該看這所學校的“辦學績效”，即在佔用了多少資源的情況下取得了多少成績。在某種意義上講，國內許多民辦高職院校在不享受政府財政一分錢補貼的情況下，憑藉自己的“野生”能力，為國家培養了人才，為企業提供了後備，稱得上“辦學績效”高的典型。從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政府應當立法給予民辦高職院校一定的撥款補償。從科學評估的角度看，一所正常的高職院校，其辦學經費來源應當是“財政+學費”、“研發收入”、“培訓收入”各佔三分之一，而不應由政府財政持續地對學校進行“無底洞”式的高投入。
多位學者認為，深職院這所頂尖高職院校的發展，建立在雄厚的政府財力支撐之上，建立在配套、先進的產業集群之中，建立在尖端人才“虹吸現象”之上。對於國內其他地方而言，很難複製也無需盲目複製。
“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辦好高職院校並形成良性發展的祕密，在於控制規模、辦出特色、辦出質量。”王壽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