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仙俠小定國
接上一篇，咱們繼續講清代那些“吃閒飯”的衙門是如何長期刷存在感的。這一回主要講這三大“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
03 太常寺
起止時間：順治元年（1644年）—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機構性質：專管壇廟祭祀禮儀的機關
▲清代太常寺機構表
作為主管壇廟祭祀的機關，太常寺可謂相當清閒，清閒到什麼地步呢？民國費只園所著小說《清朝三百年豔史演義》中如是形容：“衙門裡公事清簡，一月三十日，倒有二十餘日來探望琴郎（唱過旦角的菊部狀元韓琴郎）。”你看，太常寺的官員已經清閒到一個月只需要忙幾天就行了，平時完全就是沒事混個班玩，既然沒事兒可做，那就去尋歡作樂吧。
雖然這是小說家言，但也絕非信口開河的編造。事實上，太常寺的官員確實是閒出病了，竟到了連燒香這種簡單的本職工作都幹得讓皇帝看不下去的地步。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皇帝就下令，要求各家王府都要出兩名太監去太廟燒香清掃，為什麼呢？自然是因為太常寺裡面又蠢又凶的傢伙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很多人不是太老就是太小，讓這群濫竽充數的傢伙來負責燒香，簡直是對祖宗的大不敬，這怎麼能行？既然混飯的人太多，又不能隨便裁人，只好找太監來辦事兒。所以，別看太常寺是個冷衙門，但太常寺官員的脾氣還是很大的，“庸悍”二字形象地點出了這個衙門的少爺氣。
▲清代太常寺職官表
既然太常寺如此閒散，用它來收買人心實在再合適不過，皇帝也經常毫不吝嗇地將太常寺官職拿來收買人心。比如在天文曆法上有功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就被皇帝慷慨的加授太常寺卿銜以示嘉獎。
▲清代太常寺職官表
既然太常寺如此閒散，用它來收買人心實在再合適不過，皇帝也經常毫不吝嗇地將太常寺官職拿來收買人心。比如在天文曆法上有功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就被皇帝慷慨的加授太常寺卿銜以示嘉獎。
▲《雍正帝祭先農壇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當然，在太常寺當官也會有運氣不好的時候，比如四爺雍正非常不喜歡下屬溜鬚拍馬，可偏偏有官員不信邪。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先後上報黃河水清。
時任太常寺卿的鄒汝魯一看機會來了，就以黃河水清昭示天下太平為由，寫了一篇《河清頌》，其中寫道“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不成想，雍正見此大怒，斥問道：“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
下令對鄒汝魯要嚴加審訊，刑部遵照大清律例，判其絞立決，最後雍正決定還是饒其一命，把鄒汝魯發配到湖北的荊江去修大堤。為了一句馬屁，鄒汝魯差點丟掉性命，真是太不值了。可見，拍馬屁也得摸清領導的想法，不小心拍到馬腿上，倒黴的就是自己了。
還有個官員也比較倒黴，誰呢？道光年間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他犯了什麼錯誤呢？路線錯誤！當時，朝廷規定吸食鴉片煙是有罪的，我們之前提到的鴻臚寺卿黃爵滋便力主禁絕鴉片，可許乃濟卻偏偏要和朝廷反著來，竟上疏要求放鬆菸禁，結果遭到不少官員的反對。
正是因為沒摸準領導心思，看不清大形勢，站隊錯誤的許乃濟很快被罷職。
相比之下，許乃濟的後輩太常寺卿袁昶就更悲慘了，在庚子國變中，袁昶堅決反對利用義和團對外挑釁，結果竟被清廷處決，直到《辛丑條約》簽訂後才被平反。可以說，在古代官場，對政治風向的準確把握，需要擁有十分靈敏的政治嗅覺，有時一次個人選擇的失誤，可能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哪怕事後證明自己的遠見是對的。
這也是身在古代官場的無奈，所以那麼多官員會選擇明哲保身，實在是環境使然。
▲天壇祈年殿，德國攝影師Ernst Boerschmann攝於1906-1909年
偶爾，在太常寺還會碰上無妄之災。光緒十五年（1889年），天壇祈年殿遭到雷劈起火，雖然天下著大雨，但屋頂上的火還是熊熊燃燒起來，官員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殿宇化為火海，沒辦法，誰讓那時候救火技術不行呢？太常寺的官員只把九龍大寶座給搶救回來了，但皇天上帝的寶座卻被燒燬。最後，祈年殿八十一楹和朱扉黃座全部都被燒為灰燼。據說這場大火使得數十里之內，都能看見白光，而且還能聞到香味，你看，這火有多大。就是因為搶救寶座不及時，太常寺的很多官員事後還被問責，你說冤不冤。可是出了嚴重事故，畢竟要有人來負責，總不能把板子打到民間的五城水會紳董身上吧？所以太常寺的官員只好當了替罪羊。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與鴻臚寺、光祿寺一樣，太常寺被併入禮部，結束了它清閒機關的歷程。
04 太僕寺
起止時間：順治元年（1644年）—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機構性質：專管馬政的機關
▲清代太僕寺機構表
相比其他諸“寺”，管理馬政的太僕寺命運是比較坎坷的，有清一代，經常是裁了設，設了裁，有過幾次反覆。1644年清軍入關後，並沒有設立專門的太僕寺，而是附設在兵部武庫司，畢竟在以“弓馬騎射”起家的滿人看來，馬屬於重要的武器資源。
到了該年年底，清廷索性直接裁掉了太僕寺，所管事務直接併入兵部和戶部，但是裁了沒多久，就在給事中的建議下恢復了，但仍然附設在兵部，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太僕寺才再度建衙，成為獨立機構。至嘉慶六年（1801年），太僕寺更是隻管馬廠，如預備巡幸的馬駝之類事務也一概不再管理。
▲郎世寧繪《百駿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到了戊戌變法時期，光緒帝搞了一個大規模的機構改革，準備裁掉閒散衙門，像太僕寺這樣的機構自然也在裁併之列。但這一來可不得了，裁撤冗員的大方向雖然是對的，但一萬多名官員突然大規模失業，可不是個小事情。這麼粗暴的搞法，自然引起很大的騷動。
結果裁撤的消息一出，陷入恐慌的太僕寺官員居然都不去上班了，而是一鬨而散，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更令善後官員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不僅衙門裡的人跑光了，太僕寺的印信文件居然也不見了，大廳的門窗還被拆毀了，真是讓人十分無語。可見，當時官員們的紀律已經渙散到了什麼地步。
▲清代太僕寺職官表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善後官員就想到，既然太僕寺管馬政，和兵部經常有公文往來，兩個部門之間的公務員一定有接觸，那肯定有相互熟悉的人。於是就讓兵部官員聯繫太僕寺的熟人，讓他們來見辦差的官員。見面後，辦差官員代表朝廷傳達了對被裁官員們的關心，那就是官員雖然裁了，但公務員是絕不會裁掉的，雖然現在太僕寺奉命裁撤，但會在兵部裡面另外設一科讓你們這些人去做事。
你們可以將寺中信印文件交出，這樣我們才好迅速接收覆奏，妥善將機構設好，這樣你們就不至於流離失所了。上述表態，等於在人心惶惶之時，給太僕寺的官員們吃了顆定心丸。
得到這個消息，太僕寺官員們非常開心，立刻表示：“昨天奉裁官的傳達，堂中官員一鬨而散，信印文卷無人過問，已由我等暫行收存。今天專門把它帶過來了，由你們處置。”這些經驗老道的傢伙都是些“人精”，雖然上面沒說要怎麼做，也沒人管，但他們早就已經把事情收拾得好好的，等上級來驗收。這讓善後官員也非常滿意。
可誰想道，才十天過去，戊戌變法失敗，政策又變了：所有裁掉的官署全部恢復！太僕寺衙門自然名列其中。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太僕寺再度被裁撤，這個命途多舛的機構才真正退出歷史舞臺。
05 大理寺
起止時間：順治元年（1644年）—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機構性質：專管重大刑事案件複審複核的機關
▲清代大理寺機構表
大理寺作為“三法司”之一，在遇到判斬首絞刑的重大案件時，要參加會勘：在刑部審完了，都察院還會進行參核，大理寺則負責平允。怎麼個複審平允法呢？原來，大理寺在收到揭帖後，會根據揭帖的詳細內容推斷案情，然後看看之前判決的罪名和引用的法條是不是符合事實，複審完畢後，大理寺就會出具意見，等刑部定案後，如果雙方意見一樣，就可以定案了。
如果三法司意見不一致，就需要分別上奏皇帝，由皇帝來決定。可以說這是皇帝在司法領域最高權力的體現；除了參加重大案件的會勘，死刑犯的複審（秋審、朝審）這種人命關天的事情，大理寺的官員也要參與；另外，朝廷交給九卿議辦的事情，大理寺也需要派人去參加。不過總體上，大理寺還是比較清閒的。所以順治帝曾說，大理寺管的事情不多，只要三個堂上官去辦理三法司的事兒就夠了。
▲清代大理寺職官表
儘管如此，大理寺官員主持公道、平反冤罪的重要性依然是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的。例如大理寺卿潘祖蔭便救過晚清名臣左宗棠一命。怎麼回事呢？原來，咸豐九年（1859年），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罷免了貪贓枉法的總兵樊燮，由於駱秉章非常信任幕僚左宗棠，再加上左宗棠也曾得罪過樊燮，於是樊燮通過關係運作，由湖廣總督官文構陷罪名，欲圖治左宗棠於死罪。
由於這事情鬧得很大，都驚動了皇帝，咸豐帝還專門向大臣詢問左宗棠這人怎麼樣，大理寺卿潘祖蔭這時便向皇帝上疏說了一段名言：“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力保左宗棠的為人，給咸豐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終於，在曾國藩的舉薦下，左宗棠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成為一代中興名臣。
▲潘祖蔭書法。潘祖蔭不僅是左宗棠的“伯樂”，也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書法家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大理寺在清末新政中被改成了類似西方最高法院式的“大理院”，專門負責審判工作，正卿也被提為正二品官員，中國的司法制度終於向現代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千言萬語，記得奧卡姆剃刀原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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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佚名：《林公案》，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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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費只園：《清朝三百年豔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年。
9. 朱克敬：《瞑庵雜識·瞑庵二識》，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
10. 韓雪：唐朝光祿寺起源初探，《藝術科技》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