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儒家大族，出來的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才之人。這一門出文人，也出國士。
比方說明末的方以智，明末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而後就為反清復明創造出一個至今遍佈全球的華人黑幫——三合會。
而方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方以智，大概就是方苞，作為桐城派散文創始人，方苞的才情自然不需贅言。
他更為可貴的是在經歷生死大劫之後，方苞能夠以更加入世的態度去面對世事。
而今天說的就是文人方苞的真性情。
方苞19歲才開始科舉，22歲中首案秀才，32歲首案解元，39歲中了進士，大家甚至私下猜測他必定是首案狀元。
方苞本不喜歡八股文字，他願意參加科舉，或許在事實上說明，桐城方家和滿人政權的一種和解。
在20年的時間裡，他蹉跎考場，卻沒有蹉跎於聲名學問，在當時已經名聞天下。
在京城，士林領袖李光地讀了他的文章，驚歎：“韓（愈）、歐（陽修）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
狀元出身，文名播揚海內的韓菼見了方苞文章，竟欲自毀其稿，他這樣評論方苞的文章：“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韓愈）後一人乎？”
多少鉅公貴族，想將他召入自己門下，那些長年留滯京師等待科考的士子們更是以與之結交為榮。
如史學家萬斯同，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都比方苞年長三十多歲，但他們都對方苞視如小友，降齒論交。
但是，方苞的童年及少年時期，由於戰亂所造成的時局動盪和家庭經濟的貧困，使他並未能接受正規的學業訓導。
簡而言之，方苞沒有上過學。
如果說他有滿肚的才華和錦繡文章。大概就是文風世家的薰陶以及他努力刻苦的自學。
據《方苞年譜》及多方資料記載，四歲時，父親曾以“雞聲隔霧”命方苞屬對，方苞應聲答道：“龍氣成雲。”小小兒童，不僅對得工整，更難得的是以“龍”對“雞”，以“雲”對“霧”。
方苞的教育是從口授開始的，那個時候大概還不認識字，結果到了該真正學堂教育的時候，父親又四處奔波。
讓方苞真正接觸文學的是父親收藏的孤本書記。他的哥哥教書授徒，身邊結交一大幫名士，這些都是方苞的解惑之人。
解惑不是傳道受業，對於方苞來說，不熱心功名，他父親和爺爺也算江南聞名，卻一次科舉也沒有參加。
方苞卻參加科舉，為的就是一位真正給自己傳道授業解惑的人，高裔，康熙十五年的進士。
作為他的老師高裔，深深懂得，不經過科考，無法取得功名，即便步入仕途，也便無法取得良好的經世治學環境。
這一點，他不能放任方苞的少年義氣。在方苞看來，接受這種管教，叫做“孝”。
最終，厭煩功名的他在老師過世之後，方苞為其作《墓誌銘》，回憶了恩師對自己文章的賞識，說自己唯有以寫好這篇“銘文”來報答先生。
於是他便以第四名成績考中進士，而他更是所有人私下揣測的狀元。名滿天下，錦繡文章，一個殿試似乎不足為道。
可惜，本就厭煩功名，又遇到母親病重，他果斷回鄉，缺席殿試，連宰輔爺親自派人追他。
看上去十分可惜，只是對於他日後的成就來說，這個狀元有和無並沒有什麼關礙。
之後母親病逝、父親病逝。寡嫂和幾個兒女，自己一大家子人口，生養死葬，責任都落在他的肩上。
那一度，生活緊張，京城的舊友請他到京城為官，不熱心功名，不願做官，所以邀請也被一一拒絕，在守孝的日子以及後來，均已研究學問為要。
在方苞與功名擦肩而過之時，他的好友戴名世以五十七歲高齡重出江湖，並且以一甲二名高中榜眼誰能料到“福兮禍所伏”，僅僅過了二年，《南山集》案發，又二年，戴名世被斬。
《南山集》案是清代著名“文字獄”案，前後查了兩年，牽連數百人。方苞也因為《南山集》作序而被捕入獄，況且那集子的梓版就寄放在方苞家。
父親方孝標又牽扯進吳三桂“反清復明”的叛亂中。
涉案多人論斬,方苞本也在斬首之列。康熙大約動了惻隱之心，最後只將戴名世判了斬首，方孝標免戮屍，餘下方、戴二家五服之類親屬均免死發配黑龍江，其他涉案人員充入旗籍。
某一天，康熙與大臣們議事，聞聽退休大儒汪霖去世，康熙嘆道：“汪霖死，無能古文者。”李光地一直為營救方苞殫精竭慮，此時靈光一閃，答道：“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
方苞的才學，康熙當然早有耳聞，於是他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赦免方苞！不僅不殺他，還要將他留在身邊時時顧問。
康熙於是下了一道諭旨：“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
第二天他便被召入南書房。統治者擁有翻雲覆雨的至高權力，康熙這樣殺伐懷柔，無非是炫耀自己的君權。他赦免方苞並讓他布衣入值南書房，是為了籠絡天下士子之心吧。
命運如此跌宕，死生只在君王一念間。朝為階下囚，暮為座上客；朝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這樣的生死禍福，喜焉悲焉？
旗籍，說白了，就是奴隸，能做官、能為將，但還是奴隸。
這對於方苞來說，侮辱至深，可想而知。但一大家人在他肩膀上，忍辱偷生也罷，或者其他。。。
總而言之，方苞被逼做官了。
自康熙52年，方苞入值南書房，直到61年康熙逝世，方苞在康熙身邊呆了近10年。
他並無功名，只是康熙身邊的顧問，除了顧問之外，他擔任的工作是在武英殿編書校書。
康熙除了自己將他帶在身邊，像老朋友一樣，時時顧問，還讓他的工作主管誠親王以師禮尊重他。康熙命皇子們以“先生”稱呼方苞。
這些禮遇並沒有讓方苞沾沾自喜。人生的磨難只是使他性格更加剛強，操守更加嚴謹。在擔任編修工作中，堅持原則，遇到學術問題，據理力爭。
修之餘，方苞繼續鑽研學問，專心著述，《周官辨》、《春秋通論》、《春秋直解》、《周官集註》、《周官析疑》，這些方苞主要經學著作都成於此間。
在朝政方面，因為知道方苞是康熙親信顧問，大學士李光地、禮部侍郎徐元夢常常私下與他商討政事，方苞也是秉持公義，直抒己見。
但是，當你把我看成奴隸的時候，我就是不做官。
康熙多次欲讓他為官，都被他拒絕，甚至朝廷的大員直接奏摺舉薦，也被他推辭，他說自己是罪臣，安安分分做事情就行，不可以收到這樣的待遇。
或許說的也有道理，但是為何雍正將他恢復漢籍的時候，卻又立即做官呢？說他心裡對康熙沒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在二月河的《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中，將方苞刻畫成精明的紹興師爺，大錯特錯，堅守如此，又怎麼以陰謀示人。
但是對於雍正來說，方苞可謂功不可沒，在康熙後期，方苞服侍左右，本身正直，不喜歡結利益之群，這種形象的欣賞映照的正好是雷厲風行、勇敢果斷的雍正身上。
方苞也欣賞雍正的耿直，偶爾遊玩，雍正求教，必定細心教導，指出可週正的暴虐地方，這對雍正的影響甚大。
雍正繼位，感念當年的教導和幫助，方苞被徹底赦罪。此，方苞及其家人，才脫旗恢復原籍。方苞接旨，悲喜交加：“苞聞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
這一回，方苞才真正揚眉吐氣，恢復了自由身，恢復了做人的尊嚴。他立刻請假一年，回鄉祭祖。十幾年來，他像人質一樣羈留京城。
如今他名正言順地步入了仕途，先是任武英殿總裁，繼而升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講、翰林院侍講學士。
（方家故居）
方苞任職這二十年，正是張廷玉掌握實權的時段。他與大學士鄂爾泰的關係也很好，有了什麼想法主張，經常上書鄂、張二相國。
方苞政治境界很高，凡國計民生、富國強兵、邊疆開發、人才教育和選拔方面，都有上好的建議。
他所上的奏摺，被採用的很多，如《塞外屯田議》、《臺灣建城議》、《渾河改歸故道議》、《黃淮議》、《貴州苗疆議》、《論考試翰林劄子》、《論山西災荒劄子》、《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等。
雍正和方苞的性格很像，外柔內剛，在將皇位傳給乾隆的時候，就言明：凡事多問方先生。
即便是在他告老還鄉被拒絕後，乾隆還是常常單獨召見他，凡禮部人員升降等大事，都要祕密聽取他的意見。
最終因為年老，乾隆不得不放行，比起因為辭職而被乾隆抄家的張廷玉來說，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方苞一生心血，都用於做學問、寫文章和培養人才上。
學問二字，終究不是玩樂之物，而是要能夠經世致用。但在當時的風氣來說，不過是雅玩之物，方苞開始用心於經義之學，尊宋儒程、朱之說，究心《春秋》、《三禮》。
在古文創作方面，也講求“言之有物”、“文之有序”、“文以載道”。 這也是桐城派文論的發軔之說。
這使他的文章一改明代文風的輕浮之氣，立意深遠，結構嚴謹，文辭淳厚，有很高的存史和資政價值。
這一文風的蔓延，形成了今天所謂的“桐城派”，而方家一支也將這種文風傳延到近代。
比方說張恨水的小說就是典型的“桐城派”文風。
人們比較熟悉的金庸自己也坦誠，自己受桐城派的影響最為深遠，不是筆墨技巧，而是為文的思想。
方苞高才厚學，文章傳世，卻又命途多舛，尤其《南山集》案，死裡逃生。他歷事康、雍、乾三位皇帝，與康熙的關係最為奇妙。
他身上的一些遭際，實非尋常人所能遇到。加上後來“桐城派”綿延二百餘年的持續影響，方苞作為開山鼻祖，名字當然被時時提起。
但是從這些事情上能看出來一個人的真性情，命運多舛，而不遷就自己，悲喜之間，不喪失自己。
大概這有這樣，一輩子沒有算是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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