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蘇民進入剛剛成立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很快，他就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藝術高峰。40年前，改革開放啟發對“人”的關注，北京人藝也在試驗，開創小劇場話劇先河，濮存昕繼承父業迴歸人藝，父子二人在炫目的舞臺燈光下聚首。
建劇團演進步話劇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個學生從家裡拿出兩塊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幾個同伴動手，製作了一套藍色、咖啡色的小布景。這些珍貴物品使得一群愛好話劇的學生們聚在一起，更使他們有別於當時眾多學生業餘劇團的短命，而長期存在併成長髮展。
那個學生就是當時16歲的蘇民。蘇民原名濮思洵，字蘇民，青年時投身戲劇運動，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為名。他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簡稱北京人藝)建院時期老一輩的演員、導演、老師，曾任北京人藝副院長，也是著名演員濮存昕的父親。
那個夏天，話劇被稱為“愛美的戲劇”，因它是自西方引進的、完全有別於中國傳統戲曲的新鮮事物。暑假學校聯歡會上，蘇民和同伴們第一次登上舞臺，表演了田漢的兩個小戲：《藝術家》和《獲虎之夜》。
表演後，被請來做導演的北大法學院學生鄭天健提議，正式成立劇團，根據聲韻選擇了兩個平聲字“沙龍”。
後來，沙龍劇團走出學校四處演出，也走上了用話劇啟發民眾的道路。之後的10年，沙龍劇團發展成為涵蓋了6個學校學生的祖國劇團，直至後來的北平戲劇聯合會，一直從事進步話劇的演出，利用話劇形式宣傳進步思想，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
勇攀藝術高峰
1952年6月，根據新中國文化部的文藝演出團體要專業化、正規化和逐步建立劇場藝術的要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這是一個專業話劇院。
當年那個製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時也邁進了人藝，成為一名職業話劇演員，但扮演過諸多大主角的蘇民，卻突然不會演戲了。
之後，就被送到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師資進修班學習，“由蘇聯專家來教，教了兩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真傳啊。”認真的蘇民仔細做練習，得到了蘇聯專家的認可，畢業時演了《偽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從師資進修班回到人藝後，蘇民又變成演員裡的主要角色。當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難忘的歲月》等5個劇目。
北京人藝成立之初，沒有合適的排練場，也沒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經周總理同意建設的首都劇場，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管理使用，這是國內第一座以歐洲大陸體系為藍本，安裝了完備的舞臺機械的劇場。
對年幼的濮存昕來說，這個舞臺是一個圍繞著光環的謎。濮存昕對於演員父親最早的記憶，源於父親帶他去人藝。
只要父親晚上有戲，家裡一下午誰也不能大聲說話。父親演戲之前不吃飯，濮存昕經常拿著飯盒去劇院給父親送飯。
在化妝室通向舞臺的長廊裡，有條黑黑的甬道，這條甬道不準小孩子進，孩童時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這條神祕的甬道口等父親，“我知道甬道的盡頭就是充滿燈光的輝煌舞臺。”
1961年10月，北京人藝攜《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錯了路》等5個劇目赴上海演出，轟動華東，這是北京人藝建院以來第一次全國範圍的巡迴公演，“那可是一段風光的日子”，蘇民回憶說，那是人藝第一個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色。
這段時間，也是蘇民演出生涯的一個高峰，他先後在《蔡文姬》中扮演周進、《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許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後，人藝復排這兩出劇時，兒子濮存昕又飾演了相同角色。
在蘇民家，一些人藝演員和導演們經常聚集一堂，談劇本，聊創作。大人們高談闊論，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邊聽。那種對話劇痴迷、費心琢磨的樣子，濮存昕至今記憶猶新。
子繼父業
1969年，蘇民被隔離時，濮存昕離家遠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那年他16歲。
1977年，濮存昕結束黑龍江的兵團生活，返回北京。當大部分回城青年還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時，濮存昕通過空政話劇團考試，成為一名國家專業話劇演員，“像一根火柴將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夢都不敢想。”
因為沒有上過藝術院校，進入空政話劇團後，濮存昕開始3年基本訓練學習，發聲吐字、形體。對此，濮存昕心存感激。
雖是人藝子女，濮存昕從來沒想過回到人藝舞臺，“那時不缺人，有宋丹丹、張永強那一撥人藝培訓班的演員。在家裡連談都不敢談。”
1984年，空政話劇團的《9·13事件》在人藝上演。裝臺時，濮存昕搬箱子到舞臺上，一直腰，朝空蕩蕩的觀眾席掃了一眼。一瞬間，好像都能看到兒時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藝的慾望，被那次登臺點燃。1985年春，北京人藝老演員藍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請他參加人藝《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現在還記得，當時坐在沙發上說戲時藍天野堅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這麼多年的努力，起碼證明他（藍天野）不是因為是我父親的摯友，才這麼看好我。”
一年半後，34歲的濮存昕進入北京人藝排練《秦皇父子》。回到人藝，是濮存昕一生中的關口，“筆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猶豫也沒有別的願望了”。
父子合作
1992年，濮氏父子同臺獻藝排演話劇《李白》，蘇民導演，濮存昕主演，這是父子倆首次合作。排練期間，既有父子間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時候，甚至晚上乾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練場見。這部劇作後來獲得了八項大獎，成為北京人藝保留劇目。
經過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蘇民，意識到“年輕人有他們獨特的見解，要擇善而從，對年輕人不尊重是很落後的想法”；對濮存昕來說，“當孩子認識到父親的侷限性時，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靈那扇門推開，把自己擺進去，這才是後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樣的生命經歷。
50歲那年，濮存昕被任命為人藝第一副院長。為了儘自己對劇院的責任，濮存昕接受了這個任命，“新辦公室、奧迪車，如同囚籠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戲，乾脆騎車到市裡遞交辭呈。這一遞，演出狀態就回來了。從下半年開始到來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100多場，包括《趙氏孤兒》、《李白》、《茶館》等。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電視、電影作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體，替代先前由話劇承擔的若干用途，話劇觀眾眼光更為挑剔，對話劇提出了更高要求。
濮存昕說，未來他會將更多精力放在話劇上，專心做好每一場話劇，讓自己更加強大。站在舞臺中央，就一定能影響舞臺邊的青年演員。每一個話劇演員都強大了，話劇才會更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