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 川崎廣人和學員們的合影
漸漸地，川崎開始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
第一批研修前前後後有20多人蔘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2018年，農場還創下了個新紀錄——一個北京來的男生，午飯時來的，午睡時就溜走了，前後不到20分鐘。
這幾年，有很多大學生留在小劉固，他們不圖酬勞，起早貪黑的工作，就是為了能被川崎介紹去日本公司學習。
第一個成功出國的男生，去了愛知縣的一家農技公司學習農業技術，他很快發現，日本也尚處在減農藥、減化肥的推廣階段，純粹的有機農業就更少了，整體並不像川崎老師形容得那麼完美。
他說，川崎總是講理念，很少講植物營養學的專業知識。川崎感冒時，竟然說自己是“體內硝酸鹽過多”。
這個男生後來選擇去了國內一家更現代化的農場。他委婉地表示，“老師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我還年輕，我還是想學一些咱們中國更先進的東西。”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 川崎廣人和學員們的合影
漸漸地，川崎開始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
第一批研修前前後後有20多人蔘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2018年，農場還創下了個新紀錄——一個北京來的男生，午飯時來的，午睡時就溜走了，前後不到20分鐘。
這幾年，有很多大學生留在小劉固，他們不圖酬勞，起早貪黑的工作，就是為了能被川崎介紹去日本公司學習。
第一個成功出國的男生，去了愛知縣的一家農技公司學習農業技術，他很快發現，日本也尚處在減農藥、減化肥的推廣階段，純粹的有機農業就更少了，整體並不像川崎老師形容得那麼完美。
他說，川崎總是講理念，很少講植物營養學的專業知識。川崎感冒時，竟然說自己是“體內硝酸鹽過多”。
這個男生後來選擇去了國內一家更現代化的農場。他委婉地表示，“老師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我還年輕，我還是想學一些咱們中國更先進的東西。”
▲ 川崎廣人正在準備培訓資料
年輕人的崇拜在消逝。
有人指出，川崎廣人懂堆肥，但不懂種植。有一次川崎帶著學員們用辣椒泡酒精，噴到番茄上殺蟲，結果幾個大棚的番茄都在鬧蟲災。葉子翻過去，背後密密麻麻全是蚜蟲，全部絕收了。
農場的十幾位年輕人開始選擇性的忽視川崎的想法，他們現在更關心的是怎麼把養雞場10釐米深的陳年雞屎清理出去。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 川崎廣人和學員們的合影
漸漸地，川崎開始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
第一批研修前前後後有20多人蔘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2018年，農場還創下了個新紀錄——一個北京來的男生，午飯時來的，午睡時就溜走了，前後不到20分鐘。
這幾年，有很多大學生留在小劉固，他們不圖酬勞，起早貪黑的工作，就是為了能被川崎介紹去日本公司學習。
第一個成功出國的男生，去了愛知縣的一家農技公司學習農業技術，他很快發現，日本也尚處在減農藥、減化肥的推廣階段，純粹的有機農業就更少了，整體並不像川崎老師形容得那麼完美。
他說，川崎總是講理念，很少講植物營養學的專業知識。川崎感冒時，竟然說自己是“體內硝酸鹽過多”。
這個男生後來選擇去了國內一家更現代化的農場。他委婉地表示，“老師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我還年輕，我還是想學一些咱們中國更先進的東西。”
▲ 川崎廣人正在準備培訓資料
年輕人的崇拜在消逝。
有人指出，川崎廣人懂堆肥，但不懂種植。有一次川崎帶著學員們用辣椒泡酒精，噴到番茄上殺蟲，結果幾個大棚的番茄都在鬧蟲災。葉子翻過去，背後密密麻麻全是蚜蟲，全部絕收了。
農場的十幾位年輕人開始選擇性的忽視川崎的想法，他們現在更關心的是怎麼把養雞場10釐米深的陳年雞屎清理出去。
“死在這裡”
到農場的十幾天裡，學員鍾貴亮好幾次看到川崎一個人在辦公桌前，邊敲鍵盤邊對著電腦屏幕傻樂。那是他在閱讀和回覆微博網友的評論。
“我會把艱苦的事寫到微博上，在寫的同時，我也會思考為什麼會感到艱辛，不斷反問自己，瞭解到原因後就十分的釋然，心裡的負擔也減輕了。”川崎將經歷寫入微博，不僅僅是為了激勵自己，更為了獲得外是界的關注。
2015年11月，新鄉市遭遇了六十年不遇的大暴雪。農場裡的35個溫室全部倒塌，瞬間損失幾十萬。李衛沒有錢修大棚。眼看春節將至，工人的工資也沒有著落，川崎廣人便在微博上告訴了網友農場的現狀。
一夜之間，川崎廣人的微博粉絲增加了好幾萬，有人拿出50萬元要借給川崎，還有人無償捐款5萬元。被雪災壓垮的35座溫室大棚，大部分很快被修復了。
川崎將剩下的錢都用在了農場的日常運營上。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拿工資，因為農場沒有開始盈利。
有記者問他，倘若農場賺錢了，他想不想分一些利潤呢？川崎笑了起來，有點難為情地說：“（我）喜歡人民幣，可是(現在還)沒有錢。有錢的時候，建立大的培訓基地，像大學一樣的，(教授)先進循環農業技術，培訓年輕人。”
2013年的時候，家裡人曾經因為“賺錢”和川崎鬧過矛盾。那時孩子都在上大學，家裡有房貸要還，家人都希望他留在日本賺錢養家。“可是我知道中國農業需要我的技術，所以我應該去，我不能守護我的孩子們、愛人，可是我應該去。”
“（工作）並不是為了錢，是（為了）生存的價值啊！”川崎說。
起初，川崎夫人還會在郵件裡試探著勸川崎，“覺得煩惱的話就回日本”，但現在她放棄了：“我決定不再依靠你了，你在中國有成就，很幸福。你放心吧，我會堅強地生活下去，堅強地死。”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 川崎廣人和學員們的合影
漸漸地，川崎開始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
第一批研修前前後後有20多人蔘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2018年，農場還創下了個新紀錄——一個北京來的男生，午飯時來的，午睡時就溜走了，前後不到20分鐘。
這幾年，有很多大學生留在小劉固，他們不圖酬勞，起早貪黑的工作，就是為了能被川崎介紹去日本公司學習。
第一個成功出國的男生，去了愛知縣的一家農技公司學習農業技術，他很快發現，日本也尚處在減農藥、減化肥的推廣階段，純粹的有機農業就更少了，整體並不像川崎老師形容得那麼完美。
他說，川崎總是講理念，很少講植物營養學的專業知識。川崎感冒時，竟然說自己是“體內硝酸鹽過多”。
這個男生後來選擇去了國內一家更現代化的農場。他委婉地表示，“老師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我還年輕，我還是想學一些咱們中國更先進的東西。”
▲ 川崎廣人正在準備培訓資料
年輕人的崇拜在消逝。
有人指出，川崎廣人懂堆肥，但不懂種植。有一次川崎帶著學員們用辣椒泡酒精，噴到番茄上殺蟲，結果幾個大棚的番茄都在鬧蟲災。葉子翻過去，背後密密麻麻全是蚜蟲，全部絕收了。
農場的十幾位年輕人開始選擇性的忽視川崎的想法，他們現在更關心的是怎麼把養雞場10釐米深的陳年雞屎清理出去。
“死在這裡”
到農場的十幾天裡，學員鍾貴亮好幾次看到川崎一個人在辦公桌前，邊敲鍵盤邊對著電腦屏幕傻樂。那是他在閱讀和回覆微博網友的評論。
“我會把艱苦的事寫到微博上，在寫的同時，我也會思考為什麼會感到艱辛，不斷反問自己，瞭解到原因後就十分的釋然，心裡的負擔也減輕了。”川崎將經歷寫入微博，不僅僅是為了激勵自己，更為了獲得外是界的關注。
2015年11月，新鄉市遭遇了六十年不遇的大暴雪。農場裡的35個溫室全部倒塌，瞬間損失幾十萬。李衛沒有錢修大棚。眼看春節將至，工人的工資也沒有著落，川崎廣人便在微博上告訴了網友農場的現狀。
一夜之間，川崎廣人的微博粉絲增加了好幾萬，有人拿出50萬元要借給川崎，還有人無償捐款5萬元。被雪災壓垮的35座溫室大棚，大部分很快被修復了。
川崎將剩下的錢都用在了農場的日常運營上。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拿工資，因為農場沒有開始盈利。
有記者問他，倘若農場賺錢了，他想不想分一些利潤呢？川崎笑了起來，有點難為情地說：“（我）喜歡人民幣，可是(現在還)沒有錢。有錢的時候，建立大的培訓基地，像大學一樣的，(教授)先進循環農業技術，培訓年輕人。”
2013年的時候，家裡人曾經因為“賺錢”和川崎鬧過矛盾。那時孩子都在上大學，家裡有房貸要還，家人都希望他留在日本賺錢養家。“可是我知道中國農業需要我的技術，所以我應該去，我不能守護我的孩子們、愛人，可是我應該去。”
“（工作）並不是為了錢，是（為了）生存的價值啊！”川崎說。
起初，川崎夫人還會在郵件裡試探著勸川崎，“覺得煩惱的話就回日本”，但現在她放棄了：“我決定不再依靠你了，你在中國有成就，很幸福。你放心吧，我會堅強地生活下去，堅強地死。”
▲ 川崎廣人與家人
川崎當然有覺得艱辛的時候。除了發微博之外，他一感到困擾就會跑到農場主李敬齋的墓前，花5到10分鐘讀一遍碑文——“為民請命，心繫農桑。歸田原陽，養殖辦廠。嘔心瀝血，惠澤故鄉……”這些描述也是川崎對李敬齋的想象。
其實兩人從未謀面，但李敬齋和他為農場終生付出的事蹟成了川崎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精神支柱。川崎說，他看著李先生的墓碑就會不由自主地哭出來。
有一次，李衛精神不振，川崎騎上電動車帶她一起去了墓地。“我讓農場成功，我會保護李衛！請你放心！”川崎對著墓碑發誓。
他還再度用“死在這片土地”來展現自己的決心。他希望，自己的墓地就在李敬齋的墓旁。
注：圖片來源箭廠視頻、網絡等。
參考資料：
1. 紀錄片《我住在這裡的理由》第117期、119期
2. 一席《川崎廣人：我的長征》
3. 箭廠視頻《職人魂第2集 日本老頭川崎廣人：71歲，我在河南當農民》
4. 成都綠康有機堆肥《日本人川崎廣人的中國循環農業之路》
5. 映世窗《川崎廣人：一個準備死在中國大地的日本人》
6. 澎湃新聞《在中國推廣“循環農業”的日本老頭》
7. 界面新聞《日本老人川崎廣人：71歲，我在河南當農民》
8. 中國鄉村之聲《為推廣循環農業 這位日本老人在河南找到了知音》
9. GQ 報道《川崎廣人：一個準備死在中國的日本老人》
10. 人物《他為了尋找「永生的窄門」從日本來到中國農村，演繹了一個堂吉訶德的故事 | 長報道》11. Shirling 《麥田裡的守望者：川崎廣人——來中國推廣循環農業的日本老人》
12. 新京報《川崎廣人：決定死在中國農田裡的日本老人》
十點人物誌原創內容 轉載請聯繫後臺授權
日本，九州鹿兒島，2006年。
川崎廣人說他那時候六十歲，剛剛退休，身體還算硬朗，但是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假如真的變成那副模樣，他大概不會在微博上擁有36萬粉絲；他也不會知道有一天，另一個國家的人會用“堂吉訶德”這個名字來讚揚他；他當下更不會在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鄉下農場，擔任總經理。
這家農場位於河南新鄉原陽縣的小劉固。73歲的川崎廣人在這裡提倡堆肥栽培，做安全、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大多數時間裡，這個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老人，總是笑眯眯的，不過你一旦惹他生氣，他便以死相逼。
絕食抗議
川崎廣人有著極其規律和嚴苛的作息。每天凌晨四點鐘，農場裡的公雞還在睡覺的時候，他就從地鋪上爬起來換衣服了。
他的房間裡掛著幾件行頭。他最常穿的，還是那套藍色制服。來中國之前，他的哥哥送了三套一模一樣的，他哥哥說，這種藍色能給他帶來好運。他經常戴著一頂鑲著五角星的解放軍帽，中國朋友叮囑他出門就戴著，萬一被認出是日本人，這頂軍帽會保護他。
出門後，川崎照常邁向農場後面的堆肥場。包圍在刺鼻難耐的糞臭味裡的，是一臺高級設備——鼓風機。川崎熟練地從鼓風機上抽出擰成團的氣管，插入高高的糞堆中。用鼓風機打入的大量空氣，有助於糞便裡的微生物充分發酵，其肥力也相應會變得更強。
接著他開始巡視大棚、堆肥。這樣的工作一天要做三次。他每次會用小本子記下土壤和作物生長的狀況。哪個棚、什麼作物的長勢，他很清楚。
“他比我們這兒任何一個年輕人的工作時間都長，我是超不過他。”比川崎廣人小一輩的農場主李衛說。
某種程度上，李衛是被川崎“逼”來的。幾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農場住。不僅如此，川崎還讓她把辦公室從二樓挪到一樓，跟工人們在同一層；她要遵守早上6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的工作時間，和大家一起吃飯、勞動。
李衛到現在也沒能適應農村的生活。她說，小劉固農場經常停電，蚊蟲叮咬留下的疤痕能把“澡堂裡的搓澡工都嚇跑了”。
當然，更不適應的還是來自川崎在道德層面的約束。
在農村，白天喝酒的現象很普遍。有婚喪嫁娶農家喜事，人們都會相邀歡聚。中原農民豪爽，往往不醉不休。但川崎認為，喝酒是一個壞習慣，白天喝了，下午就不會工作了。
因為喝酒這事兒，川崎沒少和大家生氣。
原來的農場員工李小義就曾在中午喝酒惹怒了川崎。川崎隨後讓他寫保證書，反省他自己的錯誤。
“對不起川崎老師，以後不再喝酒……我在你的視線裡就不會喝酒。”在鏡頭前回憶起這一段時，當下已經成為小劉固村村長的李小義，戰戰兢兢得像個學生。
▲ 村長李小義給川崎廣人寫的“保證書”
剛來中國的時候，川崎被農村的廁所嚇怕了，“不但髒極了而且毫無隱私可言”。為了不上廁所，他儘量少吃，胃口漸漸也餓小了。“不管給我多麼好的東西我（現在）都吃不下。”他說。
川崎建議農場的廁所應該改造成更容易清潔的沖水廁所。但即便改造了，兩三週之後，這裡的廁所依然會變得很髒。川崎決定給農場裡的每個人都排上班，包括他自己，敦促他們輪流打掃廁所。
川崎還在廁所門口貼上標語，上面寫道：“廁所幹淨的公司都成功了。”
川崎一不高興就會大喊大叫，或是生悶氣。有時候，他直愣愣地站在農場門口的馬路上，衝著大棚，“啊——啊——”地長嘯。工人和學員們一聽，就知道川崎老師又生氣了。
憤怒的最高級別是絕食。大風颳破溫室大棚，員工跑出去喝酒不管，他絕食；兩個工人把幾十斤老玉米當作嫩玉米賣出去，他絕食。
“我覺得只有這個方法，才能表達出我的想法，只是說的話，是沒人聽的。”川崎後來解釋自己絕食的原因。
絕食如他預料的那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現在農場裡的每個人見到他時，都要畢恭畢敬地叫上一聲，“川崎老師”。
▲ 川崎廣人和訪客
這一天，他又宣佈絕食了。農場裡的人也在猜測到底是什麼原因。有人解釋說，川崎去年從日本帶回來兩瓶非常昂貴的營養劑，去年一夏天才用掉一瓶，今年工人不知道，一下午就把一整瓶全給噴沒了。
川崎不吃飯，十幾個跟著他學堆肥的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動筷子。食堂大姐急了，一進屋就衝著他嚷了起來：
“你川崎絕食，這是日本的規矩！日本人還剖腹謝罪呢，我們中國不吃這一套！你不吃飯，他們年輕人就不吃飯，都不吃飯，中午的水誰澆，番茄誰管，他們有力氣嗎？”
“川崎你再絕食，就回你的日本去！”
幾乎沒有例外，勸他的人只要一說到“不吃飯沒法工作”，川崎就放棄絕食，因為“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我的價值
川崎辦公室外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特殊的鐘表，上面沒有時間刻度，只有幾個地方——家、堆肥廠、液肥廠、外出、溫室大棚。
到小劉固農場的這五年，他每天都要按照這個刻度“轉幾圈”。當你看到川崎一個人喝著啤酒看抗日神劇時，才意味著這一天快要結束了。
▲ 川崎廣人在大棚裡勞作
有時閒下來，川崎會回憶起在日本的日子。他說，“雖然那不算是平凡的生活，但總感覺缺點什麼。”這種感覺在他退休後變得愈發明顯。
2006年，從日本消費者合作社退休時，他剛剛六十歲，身體還算硬朗。不過對日本社會來說，他已經沒有價值了。
他甚至清楚地意識到，在日本，有很多自殺的人是老人。這些老年人孤獨、寂寞，沒有目標或身份。他邊說，邊把腦袋向後仰起，雙手舉高，雙眼翻白，模仿起老年痴呆的樣子，“（如果呆久了），我就變成這樣”。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川崎先後兩次受邀到青島農業大學訪問。他在山東附近的農村調研時發現，農村裡的牛糞豬糞沒有處理就被到處丟棄，造成了汙染。農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經發酵的生糞，日本常見的堆肥技術並沒有在中國被應用。
“這讓我想起了70年代的日本。”川崎說。
那個年代，日本的食品大多是化學栽培的，所以有很多藥物殘留；工廠生產的奶粉有毒，幾百萬的孩子遭殃；東京的空氣汙染嚴重，生活在那兒的人們鼻子裡都是黑的；水中的魚受到了重金屬汙染，漁民和消費者都得了水俁病。
川崎就此決定回國，用四年的時間自學堆肥技術。
日本的堆肥是利用各種植物的殘體為主要原料，混合人畜糞尿經堆制腐解而成的有機肥料。它比中國農村傳統的漚糞更科學，也不像化肥那樣會造成土壤板結、營養流失。
2013年年初，已經66歲的川崎廣人開始了他的“雲遊萬里中華”的計劃，而他找到的自我價值，就是教中國人堆肥，種安全食品。
▲ 川崎廣人在農場開辦堆肥製作栽培培訓會
“白求恩是為了中國的醫療，我是為了中國的農業。”他說。
某種程度上，這並非是一種自誇。
“川崎先生是一個必定會優先一切考慮價值和生存意義的人”，川崎在合作社的老領導、同鄉加藤善正回憶道，少年時代的川崎是日本共產黨的擁躉，他當時還投入到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和修改和平憲法的公民運動。
參加這項運動讓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川崎都沒有工作。他年近30歲才第一次吃到肉食。他此前只吃過豬的內臟。
川崎從沒有感到後悔，他反倒自豪這場運動阻止了修憲，使日本避免陷入戰爭的苦海。
在中國的旅程也並不輕鬆。他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市的大小農村，在途經的農場免費推廣循環農業，但沒有一個人能理解。
川崎出去一次要花一個多月。乘動車、坐長途巴士、步行……農村大多地處偏遠，他需要不停地變換交通方式。他時常提著30公斤重的行李在沒有電梯的車站上下樓，非常消耗體力。
“當時我還只有66歲，體力精力也都還可以，現在我都70歲了，就算給我20萬人民幣，我也不幹。”他說。
那段時間，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僱傭川崎。
2014年年初，筋疲力盡的川崎來到了小劉固農場。農場門衛老賀回憶說，“川崎剛來時是一個晚上，挺落魄的，幾乎像個要飯的”。
“請讓我留在這裡，請給我飯吃。”川崎懇求李衛。李衛實在看不過去，就把川崎安排到農場裡的房子住，吃飯就讓他去附近的農家吃。
這是川崎幾年來第一次“不用想明天去哪裡”、“下頓吃什麼”。
▲ 從左到右分別是：川崎廣人、小劉固農場主李衛、小劉固農場運營負責人吉忠順
當時的小劉固農場一片荒蕪，大棚裡的草有一人高。農場主李衛原是《河南日報》的記者，父親李敬齋過世後便接管了農場，但並未將農場的經營放在心上。村裡的人們更習慣稱這兒為“豬場”。豬落價後，農場改種無公害蔬菜，折騰了幾年都是虧空，春節前，還有人上門來催債。
“既然拯救了我的是這個農場，我就要想辦法救救它。”川崎在春節還沒結束的時候，就開始著手製定農場改造，以及建立循環農業的計劃。每天晚上，他都會給李衛發一封郵件。但他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川崎決定離開。他走的那天告訴李衛，我每天給你寫 E-mail，你都不回。李衛後來想，川崎可能把郵件發到了她不常用的那個郵箱裡：
“李衛董事長，你好。我愛這地方，請你看我寫的計劃。”
“李衛董事長，和我一起去參觀民權縣的合作社嗎？
“春節今天結束了。我盼望與您見面。”
“我每日在辦公室等你，好像你的對象一樣。川崎廣人。”
……
李衛逐封閱讀了這些郵件，一夜未眠。她決定與川崎合作，邀請他作為農場的技術指導。
孤獨的領袖
這幾年，川崎在小劉固農場幹得熱火朝天，但對整個村子來說，他彷彿是個陌生人。
有記者隨機走訪了當地的村民，發現多數人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有的村民對他的印象則是“豬場裡的日本人”。陶大爺聽到記者在問“什麼日本人”時，只回了一句——“中國人早晚把他老日給滅了！”
這種隔閡固然與某種歷史的羈絆有關。川崎初到中國時，也會覺得“中國人的話不信賴（不值得相信），容易謊言（撒謊）” 。但更多的時候，他感到自己是“孤軍奮戰”。
這天，做了一輩子農業記者的老唐到農場準備談合作，川崎難掩欣喜，因為這是一個請教農業問題的好機會。川崎問他，中國和日本優秀的農大學生，畢業大多數都轉行，老師您能不能寫一些文章，呼籲大家從事農業？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第二了，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拿去做補助，多培養些農業人才？
川崎的中文口語很蹩腳，老唐只能聽懂50%。兩人一問一答，效率極低。
▲ 川崎廣人隨時隨地都在學習中文
“中國國情”——川崎問的幾個問題，都被老唐用類似的理由搪塞過去了。
老唐的確是農業記者，還拿過中國新聞獎，但他這輩子從沒自己種過莊稼。半天的對話裡，兩人就像是兩條並行前進的線，毫無交集。
川崎不知道，老唐心裡早有了自己的小算盤。
老唐建議應該多多挖掘農場裡的新聞點，比如最近剛來學習的藏族小夥，大學是舞蹈專業，應該讓他去上中央7套的《星光大道》。他還要把川崎打造成“中國堆肥之父”，對了，“日本共產黨”這個身份最好：“我有這個新聞敏感性，這文章一定會爆炸。川崎是日本共產黨，八嘎呀路！”
一向眯著眼笑嘻嘻的川崎面露不快。他合上了筆記本，突然起身打斷老唐：“唐老師，我很感謝，今天老師的講課激勵我（很鼓勵我），現在我有事情。”
川崎獨自鑽到了大棚裡，他長嘆一口氣，“在日本，新聞記者，很受尊重。中國，我不知道。”
有時候，李衛也會惹他不快。那些“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時候，李衛就勸他要入鄉隨俗。每每講到這裡，川崎總搶著說，“李衛說入鄉隨俗，我不，我為農場好。”
川崎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
在小劉固農場，有好幾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看了川崎的微博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我會在這兒一直陪著他，到他實現他的心願為止，我才離開！”在小李眼裡，這樣做實事的中國人都很少，川崎一個日本人實在是太令人欽佩了。
胡偉記得第一天到農場來，川崎整個下午都熱情地帶他參觀農場的田地和堆肥廠，反覆講解循環農業理念和技術。這些學員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川崎的孤獨感。
川崎曾為了吸引更多人報名，採取過“誰來學習給1000元” 的方法，但有不少學員拿到1000塊補助後，就溜之大吉；當時農場尚未盈利，這法子很快被放棄了。
即便現在改成“繳納1500元學費才能上課”的制度，有些人也會在夜深人靜時候，招呼都不打就打車走掉。他們只是為了套點話，不是真心到這裡學習、實踐的。
▲ 川崎廣人和學員們的合影
漸漸地，川崎開始不信任年輕人：“他們說謊，覺得農業艱苦，只選擇簡單的路。”
李衛覺得老爺子受到了傷害，“他每次一講就是三四個小時，說到說不動為止。”
第一批研修前前後後有20多人蔘加，最終只有3人堅持到了最後。2018年，農場還創下了個新紀錄——一個北京來的男生，午飯時來的，午睡時就溜走了，前後不到20分鐘。
這幾年，有很多大學生留在小劉固，他們不圖酬勞，起早貪黑的工作，就是為了能被川崎介紹去日本公司學習。
第一個成功出國的男生，去了愛知縣的一家農技公司學習農業技術，他很快發現，日本也尚處在減農藥、減化肥的推廣階段，純粹的有機農業就更少了，整體並不像川崎老師形容得那麼完美。
他說，川崎總是講理念，很少講植物營養學的專業知識。川崎感冒時，竟然說自己是“體內硝酸鹽過多”。
這個男生後來選擇去了國內一家更現代化的農場。他委婉地表示，“老師的精神值得我學習，我還年輕，我還是想學一些咱們中國更先進的東西。”
▲ 川崎廣人正在準備培訓資料
年輕人的崇拜在消逝。
有人指出，川崎廣人懂堆肥，但不懂種植。有一次川崎帶著學員們用辣椒泡酒精，噴到番茄上殺蟲，結果幾個大棚的番茄都在鬧蟲災。葉子翻過去，背後密密麻麻全是蚜蟲，全部絕收了。
農場的十幾位年輕人開始選擇性的忽視川崎的想法，他們現在更關心的是怎麼把養雞場10釐米深的陳年雞屎清理出去。
“死在這裡”
到農場的十幾天裡，學員鍾貴亮好幾次看到川崎一個人在辦公桌前，邊敲鍵盤邊對著電腦屏幕傻樂。那是他在閱讀和回覆微博網友的評論。
“我會把艱苦的事寫到微博上，在寫的同時，我也會思考為什麼會感到艱辛，不斷反問自己，瞭解到原因後就十分的釋然，心裡的負擔也減輕了。”川崎將經歷寫入微博，不僅僅是為了激勵自己，更為了獲得外是界的關注。
2015年11月，新鄉市遭遇了六十年不遇的大暴雪。農場裡的35個溫室全部倒塌，瞬間損失幾十萬。李衛沒有錢修大棚。眼看春節將至，工人的工資也沒有著落，川崎廣人便在微博上告訴了網友農場的現狀。
一夜之間，川崎廣人的微博粉絲增加了好幾萬，有人拿出50萬元要借給川崎，還有人無償捐款5萬元。被雪災壓垮的35座溫室大棚，大部分很快被修復了。
川崎將剩下的錢都用在了農場的日常運營上。他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拿工資，因為農場沒有開始盈利。
有記者問他，倘若農場賺錢了，他想不想分一些利潤呢？川崎笑了起來，有點難為情地說：“（我）喜歡人民幣，可是(現在還)沒有錢。有錢的時候，建立大的培訓基地，像大學一樣的，(教授)先進循環農業技術，培訓年輕人。”
2013年的時候，家裡人曾經因為“賺錢”和川崎鬧過矛盾。那時孩子都在上大學，家裡有房貸要還，家人都希望他留在日本賺錢養家。“可是我知道中國農業需要我的技術，所以我應該去，我不能守護我的孩子們、愛人，可是我應該去。”
“（工作）並不是為了錢，是（為了）生存的價值啊！”川崎說。
起初，川崎夫人還會在郵件裡試探著勸川崎，“覺得煩惱的話就回日本”，但現在她放棄了：“我決定不再依靠你了，你在中國有成就，很幸福。你放心吧，我會堅強地生活下去，堅強地死。”
▲ 川崎廣人與家人
川崎當然有覺得艱辛的時候。除了發微博之外，他一感到困擾就會跑到農場主李敬齋的墓前，花5到10分鐘讀一遍碑文——“為民請命，心繫農桑。歸田原陽，養殖辦廠。嘔心瀝血，惠澤故鄉……”這些描述也是川崎對李敬齋的想象。
其實兩人從未謀面，但李敬齋和他為農場終生付出的事蹟成了川崎在中國落地生根的精神支柱。川崎說，他看著李先生的墓碑就會不由自主地哭出來。
有一次，李衛精神不振，川崎騎上電動車帶她一起去了墓地。“我讓農場成功，我會保護李衛！請你放心！”川崎對著墓碑發誓。
他還再度用“死在這片土地”來展現自己的決心。他希望，自己的墓地就在李敬齋的墓旁。
注：圖片來源箭廠視頻、網絡等。
參考資料：
1. 紀錄片《我住在這裡的理由》第117期、119期
2. 一席《川崎廣人：我的長征》
3. 箭廠視頻《職人魂第2集 日本老頭川崎廣人：71歲，我在河南當農民》
4. 成都綠康有機堆肥《日本人川崎廣人的中國循環農業之路》
5. 映世窗《川崎廣人：一個準備死在中國大地的日本人》
6. 澎湃新聞《在中國推廣“循環農業”的日本老頭》
7. 界面新聞《日本老人川崎廣人：71歲，我在河南當農民》
8. 中國鄉村之聲《為推廣循環農業 這位日本老人在河南找到了知音》
9. GQ 報道《川崎廣人：一個準備死在中國的日本老人》
10. 人物《他為了尋找「永生的窄門」從日本來到中國農村，演繹了一個堂吉訶德的故事 | 長報道》11. Shirling 《麥田裡的守望者：川崎廣人——來中國推廣循環農業的日本老人》
12. 新京報《川崎廣人：決定死在中國農田裡的日本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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