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劉建飛教授

　　劉建飛，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組專家，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戰略、大國關係、美國政治與外交、中國外交、中美關係，出版學術著作1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為多家報刊撰寫過國際時評文章。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普世價值’研究”等3項。曾多次獲中央黨校科研優秀成果獎和科研工作優秀獎。

　　2007年，我正承擔一個有關軍事外交學科理論研究的全軍課題，迫切希望找一位在外交領域學術造詣深、創新意識強、邏輯與框架感好的專家指導開題。我的同事、國防大學王仲春大校毫不猶豫地向我推薦了劉建飛老師。劉建飛老師對我課題的研究方向、研究框架、研究要點等給予了建設性意見，使我受益匪淺，也使我更多地瞭解了劉建飛老師的學術研究。
學而不止，追求卓越
　　1988年，劉建飛老師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被中央黨校錄用，實現了人生的重大轉折，開啟了學術研究的征程。1993年劉建飛老師到英國進修，主修英國政黨政治。當時，英國工黨正面臨重大改革，保守黨也面臨諸多挑戰。英國是西方政黨制度的發源地，具有很強的代表性。英國政壇這一現象引起劉建飛老師濃烈的研究興趣，先後圍繞這一問題出版了《英國政治制度與主要政黨研究》《布萊爾：英國新首相與工黨》《撒切爾夫人傳》等三部專著，發表了一些論文，在國內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得到了同行專家的認可與讚賞。
　　1996年，為在學術研究上更上一層樓，劉建飛老師決定師從曹長盛教授，進入北京大學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黨校的工作實踐與北大的學習經歷使他注意到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研究對象——美國對華政策。在與中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的交流中，劉老師感受到，意識形態是橫在兩國關係中避不開、繞不過的重要問題。美方學者常用意識形態來質疑中國的對美政策甚至整個外交政策，而中方學者每每遇到此情況，基本上是迴避討論，或者引用官方表態：“中國外交政策超越意識形態，只考慮國家利益。”然而，在美國戰略界看來，意識形態也是重要的國家利益，當年美國同蘇聯進行冷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意識形態對抗。劉老師認識到，意識形態問題說不清，也就不可能說清中美關係的性質，於是將博士論文選題確定為“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外交”。其中一些內容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受到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的關注，有的論文還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根據其博士論文撰寫的專著《美國與反共主義——論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外交》被外交部政策研究部門列為重點參考書目。他的研究帶動了國內學界對該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還專設相關研究項目。
緊貼現實，開拓創新
　　作為一名學者，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觀點，沒有自己的特長研究領域，不可能在學術上取得成功。談到如何創新，劉建飛老師的體會是，堅持問題導向，根據國家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找準研究的切入點，為高層決策提供諮詢與理論支持，同時也影響、引領思想輿論。劉建飛老師提出的較有影響的學術思想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意識形態是影響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因素。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新一輪西方民主化浪潮。作為世界上少數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中國面臨著來自西方的巨大意識形態壓力。能否有效應對，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劉老師敏銳地觀察到這一問題，提出“意識形態是美國及西方對華政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在中美關係中甚至是結構性因素”的觀點。他先後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美國‘民主聯盟’戰略研究”和重點項目“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普世價值’研究”，出版了兩部著作，發表了數十篇相關學術論文。這種系統性研究使他在相關問題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成為中美關係中意識形態問題研究最具權威性的學者之一。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意義。中國發展模式保證了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國內外學界及思想理論界對中國取得成功的原因還存在著誤解。正是因為對意識形態問題以及民主政治問題的長期研究，劉老師在這方面發出了正確的聲音。他的專著《民主中國與世界：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及其國際戰略意義》用中英文出版，受到廣泛關注。近期，《學習時報》整版發表了劉老師的文章《西方民主的困境與人類民主的未來》，該文章深入分析了目前西方民主面臨的問題及癥結所在和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世界意義。他認為，西方民主的困境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的終結，民主仍然是人類的共同價值；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會越來越完善、成熟，對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示範作用會越來越大；如此，社會主義民主在世界民主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會越來越突出。
　　合作主義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論指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避免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是中國對外戰略的要點。劉建飛老師將西方國內政治中的合作主義引入國際政治領域，提出國際政治中的合作主義概念，用以指導新型大國關係乃至整個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
　　非極化是影響世界格局的大趨勢。針對“多極化”問題，劉建飛老師在堅持多極化是大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了“非極化”的概念，強調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總體實力在上升，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從而使大國即“極”的影響力相對下降。其專著《“非極化”的挑戰：世界格局走勢及其對大國關係的影響》系統論述了這一思想。這一理論正得到實踐的驗證，也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人類主義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主席2013年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首次提出的新理念。劉建飛老師敏銳地抓住這一學術熱點，提出人類主義概念，將其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學術界已經流行的全球主義、世界主義等理論都有一定的弊端，不適合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指導。人類主義突破了“全球”“世界”等地域概念的侷限，將人類放到核心位置，著眼於各族各國人民平等基礎上的人類整體利益和共同命運。
注重調研，紮實嚴謹
　　紮實做學問、做學術強者是劉建飛老師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經常講，作為一名黨校的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擔負著諮政建言和思想引領的使命。無論是寫內參報告、公開發表文章，還是接受媒體採訪，都應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從國家利益和國家總體對外戰略出發，實事求是地闡明自己的觀點，絕不譁眾取寵，絕不跟風。做學問要求新，但必須以“實”為前提。
　　要求實，就必須注重調查研究，盡最大努力瞭解事物的真實面目，不能搞本本主義，更不能人云亦云，哪怕這個“人”是學術權威。劉建飛老師強調，研究國際戰略問題必須知己知彼，必須把握對象國智庫學者的所思所想。為此，他不放棄任何一個同國外學者交流的機會。2003—2004年劉老師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了半年的訪學。其間，他走訪了60多位美國頂尖級的國際戰略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同他們探討世界格局走勢、中國和平發展、美國對華戰略走勢、中美關係走勢等問題。通過系統調研，他搞清楚了美國涉華智庫的基本狀況，認為可將這些智庫的專家分為四類：一是教條現實主義，即僵化地運用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考察中美關係，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發展，隨著中國的強大，中美必然走向衝突。這類專家雖然人數不多，但聲音大，深受美國軍工利益集團歡迎。二是理性現實主義，即在運用現實主義理論時注重結合形勢變化和國家利益。這類專家以基辛格為代表，對美國外交決策影響較大，主張同中國開展務實合作。三是新保守主義，即極端自由主義。這類專家在小布什執政時期非常活躍，對美國中東政策影響很大。他們強調意識形態，主張將推進民主、維護人權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可以採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任何措施。四是主流自由主義，這類專家對民主黨政府影響較大。他們主張在對外關係中重視民主、人權問題，但應當通過接觸、融合的方式來實現目標，反對使用武力等強制手段。回國後，劉建飛老師將訪談內容融入《大博弈：中國的“太極”與美國的“拳擊”》專著之中。該書著眼於中近期中美關係發展，系統考察了世界格局變化態勢、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發展態勢、雙邊關係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推進中美關係發展的方略等問題。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書中的觀點和分析框架仍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