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中國崛起開啟新的世界歷史'

【編者按】70年滄桑鉅變，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中國奇蹟令世界驚歎。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慶典來臨之際，參考消息特別策劃“世界縱論新中國70年”專題報道，邀請外國政要、政黨領袖、海外專家與中國學者縱論中國發展成就、解讀中國成功經驗、暢談中國未來願景，向讀者展現一幅世界眼中的中國壯麗畫卷。以下為本專題推出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撰寫的文章。

■西方制度抱殘守缺，不能與時俱進，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惡”、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並舉的局面

■新時代呼喚一種新體制的出現，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要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

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這一理論廣為流傳，名噪一時，一方面是因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但是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

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不斷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西方制度造成“三惡”並舉

時刻想“終結”人類歷史的西方制度為什麼會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話，西方制度抱殘守缺，不能與時俱進，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惡”、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三惡”並舉的局面。儘管人們對此甚感可惜，但也無可奈何。應當指出的是，這裡的“惡”指的是一種正常社會現象，即各種角色的“自私”行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發生了怎樣的危機？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變。

一句話，西方政治制度要解決的是“權力之惡”問題。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路徑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證。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從戰火中誕生，並且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為“民主化”的過程。洛克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到了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趨於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歐洲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更加明確，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且不說所有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結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但這種忽視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裡，“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著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脫鉤”。資本沒有國界。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鉤，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大部分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民能夠分享的很少。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臺面。

新時代呼籲新體制出現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著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份貢獻一份”。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就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著社會的越來越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失效，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

儘管危機越來越深刻，但人們看不到出路。很顯然，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

這個新時代因此呼喚一種新體制的出現，這種體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制衡，從而實現雙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而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中國重視自主制度建設

新中國的70年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1949年，毛澤東一代解決了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革命建設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近代以來的內部積弱、外部受人欺負的局面。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代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40年時間裡，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蹟，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蹟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都能夠找到脫貧方式。在脫貧成就方面，中國獨一無二。

儘管中國的經濟奇蹟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傳統上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不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

制度是決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既難以解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的發展。但同時制度建設也是最難的。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著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為移植了西方制度，就可以輕易強大。但恰恰這一點早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經濟的變化，反而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正是中國十八大以來的要務。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創造性地轉化自身文明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基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限度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相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一旦三層資本失衡，經濟就會出現問題，人們就必須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著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危機、提供公共服務等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世界經濟歷史奇蹟的同時，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儘管“三層資本體系”和“三權分工合作體系”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根本的制度。經驗地說，經濟形式決定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又決定政治形式。三層資本形式塑造著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中國的政治過程又是開放的，不同資本和社會形式都可以進入這一開放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過程，有序地主導和影響著國家的進程。

中國的制度模式不僅促成了中國成功的故事，也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會成功。

【編者按】70年滄桑鉅變，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中國奇蹟令世界驚歎。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慶典來臨之際，參考消息特別策劃“世界縱論新中國70年”專題報道，邀請外國政要、政黨領袖、海外專家與中國學者縱論中國發展成就、解讀中國成功經驗、暢談中國未來願景，向讀者展現一幅世界眼中的中國壯麗畫卷。以下為本專題推出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撰寫的文章。

■西方制度抱殘守缺，不能與時俱進，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惡”、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並舉的局面

■新時代呼喚一種新體制的出現，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要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

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這一理論廣為流傳，名噪一時，一方面是因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但是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

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不斷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西方制度造成“三惡”並舉

時刻想“終結”人類歷史的西方制度為什麼會如此快速衰落？一句話，西方制度抱殘守缺，不能與時俱進，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惡”、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三惡”並舉的局面。儘管人們對此甚感可惜，但也無可奈何。應當指出的是，這裡的“惡”指的是一種正常社會現象，即各種角色的“自私”行為。

西方政治制度到底發生了怎樣的危機？這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變。

一句話，西方政治制度要解決的是“權力之惡”問題。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路徑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論證。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從戰火中誕生，並且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之為“民主化”的過程。洛克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到了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趨於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歐洲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更加明確，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且不說所有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結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但這種忽視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裡，“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發現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學描述。近代以來，各國通過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即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力。然而，全球化意味著資本可以輕易和主權“脫鉤”。資本沒有國界。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鉤，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全球化和技術的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大部分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民能夠分享的很少。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臺面。

新時代呼籲新體制出現

與政治和經濟相比，在任何地方，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約著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傾向於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為福利的“拍賣會”。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份貢獻一份”。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就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但很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著社會的越來越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

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越來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和表現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失效，因為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

儘管危機越來越深刻，但人們看不到出路。很顯然，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

這個新時代因此呼喚一種新體制的出現，這種體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制衡，從而實現雙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而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中國重視自主制度建設

新中國的70年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1949年，毛澤東一代解決了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革命建設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近代以來的內部積弱、外部受人欺負的局面。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代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40年時間裡，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蹟，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蹟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都能夠找到脫貧方式。在脫貧成就方面，中國獨一無二。

儘管中國的經濟奇蹟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傳統上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不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

制度是決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既難以解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的發展。但同時制度建設也是最難的。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著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為移植了西方制度，就可以輕易強大。但恰恰這一點早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身上。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經濟的變化，反而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而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正是中國十八大以來的要務。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創造性地轉化自身文明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基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限度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相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著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一旦三層資本失衡，經濟就會出現問題，人們就必須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

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著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危機、提供公共服務等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世界經濟歷史奇蹟的同時，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儘管“三層資本體系”和“三權分工合作體系”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根本的制度。經驗地說，經濟形式決定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又決定政治形式。三層資本形式塑造著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中國的政治過程又是開放的，不同資本和社會形式都可以進入這一開放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過程，有序地主導和影響著國家的進程。

中國的制度模式不僅促成了中國成功的故事，也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會成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