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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限於落後的通訊手段和交通條件，皇權要想深入基層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所謂“皇權不下鄉”。

又因為官員的任職基本是迴避自己家鄉，新選派到一個地區任職的官員往往因為初來乍到，不熟悉自己的業務，朝廷就會為他們選一些助手輔佐他們處理該地區的政務，這些人就被稱之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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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官吏”，嚴格意義上並不能混為一談，官是官，吏是吏。但是在元朝以前，官和吏區別不大的，胥吏升職成為高官者不在少數。明清以降，官員的銓選範圍基本上侷限於通過科舉步入仕途的士子，官和吏逐漸演化出了嚴格的階層區分和巨大的鴻溝。

秦漢時期官吏之間區分尚不明顯，到了隋唐時期隨著官僚制度的成熟，政府更加重視胥吏再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宋代出於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抑制地方官員的權力，無形中使得胥吏的權力擴大。

元朝時期由於政權性質的特殊性，使得元朝在胥吏方面的設置和唐宋時期的胥吏亦是差別不多，但區別在於元朝比唐宋更加的倚重胥吏，因為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原，因此地方主官大多是蒙古、色目人，而這些人比前朝的官員更加缺乏治理中原地區的行政管理經驗，所以更加倚重胥吏，並且“以吏為師”，使得胥吏的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正因為元朝統治者對胥吏這樣的重視，促使大量的胥吏被提拔為官，為官僚隊伍擴大了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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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時期，明初因為國家百廢待興，官吏數量極其不夠，因此不少胥吏還可以通過自身過硬的業務水平得到主官的賞識提拔當官。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代吏員的地位愈發的低下，再加上明朝規定胥吏不得參加科舉考試，胥吏上升的渠道被人為的斷絕了。

官吏逐漸分化，隨著基層吏員的增加以及吏員地位的逐步低下，基層雜役和胥吏合流形成了明清時期基層的利益共同體，即吏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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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胥吏主要是由哪些人組成呢？

明代基層的吏員組成效仿中央的六部機構，設置了吏戶禮兵刑工六房，六房吏員管理著州縣的基層民政。

除此之外還有皁隸、捕快、壯班三類吏員，所謂皁隸就是我們在電視劇中常見的在衙門堂上高喝“威武”的那些人，這群人負責執行堂上的判決命令以及充當禮儀隊，捕快不用多說，就是負責緝捕罪犯的基層民警，壯班則是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的人。

此外州縣衙門還可以僱傭差役，比如馬伕、門口的保安這類的雜役也是胥吏的一種，這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吏員和雜役合流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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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明朝基層胥吏中還有著世襲的“書手”、“算手”、“主文”等等，這些人依靠會識文斷字遊走於州縣衙門和鄉里之間，因為古代的識字率是很低下的，而朝廷頒佈的政策文書又需要人去解讀，所以就出現了這一批以“書寫計算”為謀生計巧的人，有的人可能被衙門看中招募為吏員，有的可能乾脆就沒有編制，衙門直接僱傭他們作為一種“差役”的形式存在。

可見明朝吏員地位之低下，不僅前朝晉升高官的途徑斷絕了，還淪為到和雜役為伍，吏役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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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明朝的胥吏又是如何選拔的呢？

明代選拔胥吏的手段多種多樣，但是最主要選拔方式只有三種，分別是僉充、罰充以及告納。

僉充是明代最為主流的選拔胥吏的方式，由政府出面挑選三十歲以下能夠識文斷字的農民子弟，以及一些負責養馬的馬戶，當兵的軍戶等特殊戶籍由於負責雜役也可以被選派為吏員，這便是僉充。

罰充就比較複雜了，在明朝選吏制度中並不佔據主流，但是因為這項制度貫穿明朝始終，所以也被列入選吏方式，被罰充為吏的人員成分複雜，既有官員，也有生員以及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這些人因為都是知識分子，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因為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或者業績、成績考核不達標被罰充為吏。

告納相當於一種買官行為，地方上的農民家境比較殷實的就會通過告納向政府繳納費用購買一個吏員身份，“凡有告納農民者，務要嚴審是否土著，其屬軍衛者亦要移文州縣查勘，取具里老官旗鄰佑保結，方準起送”，千萬不要覺得他們花大價錢買一個不入流品的吏員很虧，這些農民本身就接觸不了太高的層次，基層胥吏就是管轄他們門口一畝三分地的事情的，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所以在本地有一個吏員身份能帶來的好處和收益是相當之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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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員的身份地位也隨著衙門級別的不同而變動，中央部門的屬吏身份地位自然是遠遠超過基層吏員，這些吏員身份地位的高低對於他們以後在整個官僚系統中的升遷流轉有著極大的作用。

明初吏員作為一種雜役存在，但是由於胥吏作為特殊的管理階層，自然也和正常官員一樣存在考核升遷制度，明初大多數的胥吏通過三年的考核業績都達標就可以升遷為官，但是吏員的升遷不能像正常官員一樣從縣到省再到中央，而是統一交給吏部負責，“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令史內升用，再歷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概縣升於州、州升於府、府升於布政司等衙門”。

一般三年考滿之後吏員會在各個不同衙門之間相互調轉，比如七品衙門調去六品衙門相當於是升職了，還有就是地方衙門升遷到京城中央的衙門，這都相當於是飛黃騰達了。

但作為胥吏前途渺茫，大多數人只是為了以權謀私，獲得作為胥吏的灰色收入，這筆經濟利益是十分可觀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平民百姓搶破頭去購買一個沒有前途的吏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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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多數胥吏都是積年累月長期盤踞某地的經年老吏，在地方上的關係盤根錯節，連主官都不敢輕易招惹，不少胥吏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的利益，每次考核都重複僉充同樣的地區，同一個部門的同一個職位，長久的霸佔這個職位來獲取不菲的灰色收入，“閻王好惹，小鬼難纏”說的就是這些胥吏。

明代胥吏也並不是百分之百不能為官，明初時期多有胥吏升為高官者，明代中後期雖說堵死了胥吏升遷的道路，不過對於考核滿三年成績優異的吏員也可以讓他們升遷為官，只不過最高也只是七品官員，並且一開始胥吏還沒有俸祿，導致不少胥吏不滿待遇，即便後來有了俸祿薪水也極其低微，但我們說過，胥吏的經濟收入可觀並不在於他的俸祿，而是他的灰色收入。

胥吏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常例錢”，所謂常例錢指的是吏員巧立名目所得的“孝敬”，百姓讓胥吏幫忙辦事，每做一件事，都有相應的“常例”，一般來說當上胥吏就有裡甲以道賀為名送上幾兩到十幾兩不等的白銀作為“常例”，僅此一項就以及遠遠超過了胥吏一年的俸祿，也難怪無數人打破頭花錢也要買一個沒什麼大前途的胥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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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經歷元末吏治的貪汙腐敗，因此很清楚基層盤踞的經年胥吏的危害，從源頭上對胥吏成分加以限制，一開始只准家境殷實的農民擔任基層吏員。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僅僅是富裕農家子弟已經不能滿足基層部門的需要，所以就出現了許多經由別的途徑出任吏員的人，社會風氣的轉變和官僚系統的腐敗，使得通過“告納”購買胥吏身份的人逐漸成為主流，這些人為吏只為錢財，買吏花了很多錢因此貪腐就更加的厲害，使得明朝的吏治癒加的敗壞，最終成為了明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