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鎮何以成為了歷史上重要的大碼頭？王立斌、呂珺在《江西港口名鎮——河口》一文中說：“發源於懷玉山南麓的玉山水與武夷山北麓的豐溪水在上饒合成信江，與鉛山河匯合於河口。從河口上溯可至縣境各鄉鎮，沿信江而上可達廣豐、上饒、玉山諸地。鄰省光澤、崇安等縣地的山貨也可運抵河口，再由河口的水路外銷。順認江而下經鄱陽湖，可通達長江沿岸各大商埠都會。又可通過信江與撫河、昌江、贛江貫通，抵達景德鎮、南昌、贛州等地。便捷的水路交通在古代是發展經濟的重要因素，所以河口在古代是地方的經濟、文化與政治中心。”
這一段有了老房子
水運是古代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而河口所處的重要地理位置，可謂時勢造英雄，使之成為了承上啟下的重要碼頭，在其銷售的商品之中，紙張為最重要的一項，王立斌、呂珺在其文中寫道：“到了明代熹萬時期，便躋身於江西四大名鎮之列，成了江南商品貿易的一個重要市場。人們給四鎮及其特產編有這樣的順口溜：‘樟樹鎮的藥材、景德鎮的瓷器、吳城鎮的木材、河口鎮的紙。’河口早在明代中期就成了全國重點手工業基地之一，素有‘江西名鎮數河口，八省通衢連五州’之稱。在歷史上有‘八省碼頭’和‘商埠之冠’的美譽。”
遺存
看來，河口所產銷的紙張成為了江西四大特產之一，而在河口經營的紙號也成為了當地著名的商業特色之一，故而該文又寫道：“河口古街全長雖然只有5華里，但是在歷史上的鼎盛時期，這條街上的紙號、茶行、書局和銀樓等店鋪，曾經達到2000餘家，即便現在，也仍有300多家此類商鋪的遺蹟存在。”
我在河口古街走出了約一公里的路，如此說來，我所看到者，不及其古街的一半。可惜這段話未曾說明這兩千多家商店中，曾經有多少家是經營紙張者，但是這條古街上的紙號之發達，卻有著很多的資料記載，比如《鉛山文史資料》第五輯上，載有吳炳全、傅之潮所撰《河口紙市》一文，該文首先做出瞭如下的概述：
明代初年，河口即有大量商品土紙外銷，清乾、嘉年間(1736~1820)是河口紙市的鼎盛時期。其時，當地設有100多家專營土紙的店鋪，每年“可售銀四、五十萬兩。”鴉片戰爭後，儘管洋紙盛行，土紙滑坡，河口紙市的年總售額仍近l O萬(銀)之數。民國二十六年(1937)河口以輸出各項土紙9 O萬件(簍)，計重18550噸的鉅額貿易顯示著紙市場的無比繁榮。
這段描述稱，河口鎮在明代初年就開始大量銷售紙張，到了清乾嘉時期，到達頂盛，然卻未曾提及河口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製造紙張者，而王立斌、呂珺的文章中卻提到了這一點：“河口鎮以造紙業聞名天下，早在宋元時期，河口的手工造紙技術就已經相當發達了，所生產的紙以‘妍妙生輝’而著稱。到明代中葉，河口已成為我國重要的造紙業基地，有‘鉛山唯紙利天下’的說法。當時河口紙市1年的銷售額就達到50萬兩白銀，佔到了全國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
“天祿遺風”
這裡將河口鎮造紙的歷史追溯到了宋元時期，並且說，在這個時期，河口鎮的造紙技術已經很發達了。可惜該文也沒有舉出這種說法的依據，但文章卻講到，河口鎮在明代中期，紙張的產量已經佔了全國總量的一半。我同樣不知道這句話的歷史依據，但至少也說明，河口紙曾經也聞名全國，而紙張的主要品種，該文中又有如下的說法：“連史紙產生於明代嘉靖至崇禎年間，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它是一種以竹類為原料，經過精細的手工加一而成的一種優質土紙。據傳最初是由福建一位姓連的造紙工所生產，因他排行第四，故名。”
院內情形
依然精美
連史紙乃是古代著名的書籍印刷用紙，其名稱的來由，我在此文中才第一次得見，這倒是一個有趣的說法。此文中還提到，當地很多不同機構的印刷用紙也是使用本地的紙張：“到清代，由於圖書事業的大發展，大量古籍書刊的印刷已成規模，如鵝湖書院的刻書、藏書，蔣士銓的書房漁古堂刻書；潘彬如書館刻書；鉛山費氏家刻藏書等等。因有數10家刻書印刷廠家，大大促進了鉛山連史紙的生產，所以當地人有大半以種竹造紙為生。”
字跡已經被砸爛
細部依然完好
對於鉛山當地的造紙，翦伯贊在其主編的《中國史綱要》中有如下描述：“鉛山是江南地區五大手工業區。鉛山的手工造紙業與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二州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景德鎮的制瓷業齊名。”即此可知，鉛山紙曾經跟蘇杭的絲綢、景德鎮的瓷器齊名天下，可見其影響力是何等之大。
而對於鉛山一地造紙的具體規模，吳炳全、傅之潮在其文中給出瞭如下數據：“據有關史料記載，清乾、嘉、道年間，鉛山從事手工造紙的人員約佔全縣人口的十分之三四，槽戶2300有餘，日產土紙槽塊不下1000餘擔。民國初期，全縣有紙槽4000餘張，直接從事造紙者在20000人以上，年產量超過20000噸。”
不知為何這些沒有被砸爛
然而該文中卻講到，鉛山當地所出的紙張，不僅僅是連史紙或連四紙，其文中有著如下的列舉：“鉛山土紙品種繁多。經過歷代市場的篩選，至民國時期鉛山紙仍有關山、毛邊、連史、京放、表芯、書川、放西、捲筒、毛太和黃表等10餘個主要品種。其中的連史紙質地潔白如玉，細嫩堅韌，永不變色，素有‘壽紙千年’之譽，是寫字作畫、印刷古籍的上品。”
郵政局
當時在河口鎮遇到的孫河清老先生也提到了關山紙，原來，在此之外還有著十多個品種，而這些品種中，有的可以用來印書：“明代崇禎間毛氏汲古閣出版《十七史》，各史扉頁就是採用鉛山連史紙印刷的；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三年出版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選用的也是鉛山連史紙；還有北京‘榮寶齋’裱畫、上海‘掃葉山房’古籍印刷等，都常選用鉛山連史紙。民國初年，鉛山每年要銷出連史紙10萬擔左右。”
河邊房屋的建造方式
如此說來，流傳至今的不少古書，都是用鉛山當地的紙張刷印而成者。那麼，當地究竟有哪些地方出產紙張呢？《河口紙市》一文又寫道：“縣內主要產紙地石塘、石壠、英將、陳坊、湖坊、楊村、港東等山鄉所產土紙概由小船經過鉛山河或陳坊河運到河口中轉；信江上游廣㪺、上饒、玉山諸地所產土紙亦先運至河口再換大型船隻下航；毗鄰之福建光澤、崇安等地產紙則先用人力挑運到陳坊、湖坊、石塘、紫溪等地集中，然後經水路運至河口外銷。”
衰敗之中
看來，鉛山當地產紙的鄉村很多，他們所製出的紙，都會運到河口來做轉運，因此說，河口鎮是鉛山各個鄉鎮所產紙張的集散地。但是河口鎮的這些紙商也並不都是隻做轉手生意，他們的經營方式被吳炳全、傅之潮根據不同的性質，被稱之為“紙店”、“紙號”、“紙行”和“紙莊”，對於這四者之間的區別，該文中首先說：
紙店，一船都設有門市部和棧房，零售批發兼營，也有的小店只營零售。“裕興隆”、“光裕”、“益裕”等都是河口街上創於清末的老字號紙店，知名者還有傅源豐、何衡裕、兆豐、恆裕豐、劉協豐、建和等家。位於三堡街的大紙店“益裕”長年僱用員工十六、七人，購銷兩旺。規模小的紙店除業主外，僅僱一兩名店員，或只有學徒，還有全由業主夫妻經營者，時稱“夫妻店”。
紙號，專營批發，不事零售。較大的紙號有“吳志記”、“郭同義”、“祝榮記”、“寶興盛”、“信大”、“志成”、“厚記”等家。“吳志記”主營關山紙，擁有約20000件關山紙的流動家業。抗日戰爭前，最大紙號為“羅盛春”。它在河口、石塘各蓋有大宅院，屯積、銷售紙張甚巨，後停業。
看來，紙店就是紙張的零售店鋪，紙號則主要是批發，該文中列出了幾家大紙號的名稱。關於另兩類經營方式，該文中又有如下的描述：
紙行，代辦紙張轉手貿易，又稱“經紀人”。河口的紙行不多，且為小規模經營，多是山鄉槽戶將所產土紙寄放其處代銷。“盧益大”是河口街上較出名的紙行。
紙莊，專為外地客商收購、轉運紙張。民國初期，河口較大的紙莊有“丁正卿”等。那時也有以店“代莊”的，如“益裕”等家紙店就兼辦這項業務。
其實，這種分類都是相比較而言者，他們在銷售紙張的同時，也會製作一些紙產品，以此增加利潤，吳炳全、傅之潮在文中寫道：
有些紙號、紙店，如舊弄口的“阜成”、二堡街的“源大昌"、金家弄的“景運齋”等；除經銷本縣所產的大宗土紙外，還自設作坊，以木板水印等工藝製作多種簿本應市。像十行紙、方格稿紙、信封、帳簿、卷宗和小學生描紅本等便是這一系列的傳統商品，其質量不亞子專業性的印刷行業所產。有的紙店則專事紅紙或錫箔紙的加工和經銷。工字街陸老闆紅紙店的硃紅和水紅紙比有名的“滸灣紅紙”還鮮豔可人，“吳福春”、“盧建記”、“福全坊”出品的錫箔分金、銀二色，有100、200、500張的包裝件，還貼有漂亮的商標，銷路甚廣。
丘陵
還有一類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河口的其他一些商店，也因為紙張的業務量很大而一併跨行經營：
此外，河口還有一批兼營紙張的商店，其業務較大者有經營圖書、文具的“世界書局”，經營墨硯的“方開文”，經營印刷的“汪立昌”，經營油脂的“和記”和經營南貨、棉布的“萬源”等約20幾家。“和記”油行主要兼營鉛山“京放”和“毛邊”紙的批發，並把生意做到了濟南、天津一帶，銷量包大，大宗者竟有三五個火車皮。當時可與之相比的是“萬源”。它不僅在河口附設“源興”紙號大做紙生意，還在貴溪設立分號營紙，並像專業紙商一樣派有水客常駐上海坐莊推銷。
看來，我在老街上看到的世界書局，也兼營紙張批發。所以說，那條老街上儘管有各式各樣的商店，但大多都會專營和兼營紙張，難怪河口鎮稱之為中國古代著名的紙張集散地。然而昔日的輝煌今日卻未能延續，而今公路的發達，再加上鐵路運輸的便利，這些便利使得這昔日著名的古鎮迅速地衰落下來，而我眼前的所見，只是當年輝煌後所剩下的軀殼，它依然頑強地立在原地，雖然殘破，但在這些殘破的磚縫裡面，卻包含著太多無法敘說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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