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30日)傍晚,日本明仁天皇出席在皇宮宮殿舉行的換代重要儀式“退位禮正殿之儀”,發表最後的講話。上一次天皇退位是江戶時代的光格天皇,此次時隔約202年,也是日本憲政史上首次。人們認識到,平成天皇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行動,深深投射到這個時代。每年,他以對戰爭死亡者的悼念形式,不斷向日本國民強調和平的意義。


撰稿|劉 迪

平成時代終於2019年4月30日。5月1日,“令和時代”開幕。近來,日本社會及媒體充滿惜別平成的氛圍。那麼平成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平成天皇究竟給日本留下了什麼呢?


日本天皇今退位:平成時代給日本留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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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今退位:平成時代給日本留下了什麼?


“平成時代”的和平

“平成時代”30年間,日本歷經天災人禍,遭遇經濟大蕭條,但社會穩定。讓日本人心懷感激的是,這是近代150年唯一沒有戰爭的時代,回顧過去,瞻望未來,這個時代的和平彌足珍貴。

在這個時代,儘管日本經歷政黨交替,政府輪換,但有一個人一直將其影響投射到整個時代,這個人就是明仁天皇。4月30日,他離開其皇位,但是他卻將自己的影響永遠留給這個時代以及日本。

日本現行憲法於1946年11月3日公佈,次年5月3日實施。該憲法即現行憲法第1章8條均為“天皇”有關規定。在這部憲法中,天皇是兩個“象徵”。一是日本國的象徵,另一是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

在該憲法公佈之初,幾乎所有日本國民都不清楚,這個“象徵”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在新憲法下,天皇僅是“機器人”。昭和天皇在其在位的後半期,不斷嘗試在新憲法下發揮自己的作用。但在一些日本人看來,昭和天皇並未真正理解“象徵”的意義。但是,對於平成天皇,今天許多日本學者和評論家均認為,在位30年間,他與皇后以其行動完美詮釋了憲法賦予其的“象徵”意義。

明仁天皇生於1933年12月,現年85歲。 在位30年間,平成天皇通過大量日常的、親民卻低調的訪問活動,詮釋了憲法賦予的“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之意義。


日本天皇今退位:平成時代給日本留下了什麼?



數十年來,人們看到的天皇皇后生活起居素樸,訪問災區、撫卹災民,他們總與弱勢群體在一起,給予他們巨大鼓舞。美智子皇后出身極為富裕家庭,但自成為皇太子妃後,與時為皇太子的明仁一同,經常訪問各地。平成天皇除完成大量艱鉅日常工作外,數十年一貫堅持魚類研究,發表數十篇高質量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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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天皇與美智子皇后戀愛結婚,建立了自己的“核家族”。他們的長子德仁皇太子是夫妻二人共同撫養長大的。這在日本皇室史上是第一次。因為在明治、大正時代,日本皇室沒有家庭概念。孩子一旦出生,即被抱走撫養,孩子每週僅能回家一次。人們看到,德仁皇太子與天皇夫婦交流與常人家庭並無二致,關係融洽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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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太子生於1960年2月23日,1982年3月畢業於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同年4月進入學習院大學大學院。攻讀歷史學、中世紀交通及流通史。1988年,修習完學習院大學院人文研究科博士前期課程(人文科學碩士)。1989年1月7日,其父明仁親王即位,德仁成為皇太子。2019年5月1日,德仁皇太子將成為第126代天皇。人們相信,即將即位的德仁,也會如同其父母一樣,成為一個親民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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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天皇作為日本國及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徵,很難表達其個人政治見解,但他卻利用其巡視以及少量的公開言論,明白無誤傳達了日本的政治取向。人們認識到,平成天皇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行動,深深投射到這個時代。每年,他以對戰爭死亡者的悼念形式,不斷向日本國民強調和平的意義。

關於天皇的和平主義信念及民主意識形成,主要來自其戰爭體驗及戰後民主教育。二戰美軍轟炸東京時,明仁在輕井澤避難。但1945年11月他回到東京,目睹整座城市化為廢墟,身心受到巨大沖擊。

1982年2月,時為皇太子的明仁在日本青少年讀書感想文全國比賽表彰儀式上致辭。他說,這種感想文只有在和平時代才能撰寫。言論自由這個詞彙,我是在戰爭結束那年才知道的。戰前,明仁皇太子時代,與當時的日本國民同樣,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戰後,他的思想逐漸轉變。在明仁思想形成中,有兩位教師對其影響極大。一是美國女作家伊麗莎白·維寧(Elizabeth Gray Vining,1902-1999),另一是經濟學家小泉信三(1888-1966)。

明仁剛進入學習院中等科時,昭和天皇想為明仁聘請一位英文家庭教師。於是人們找到在學習院任教的英語教師伊麗莎白·維寧。維寧曾為明仁皇太子擔任4年的家庭教師。她把這段經歷寫入《皇太子的窗戶》。據維寧回憶說,昭和天皇曾對她說,“我自己沒能夠阻止戰爭,因此我沒有資格教育我的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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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小泉信三被聘為“東宮御教育常時參與”,負責明仁皇太子教育。此時皇太子15歲。小泉為明仁講授《喬治五世》《帝室論》等著作,他為明仁灌輸一種“新時代的帝王學”。小泉信三曾寫過一本書《御進講覺書》,這是為皇太子授課用的手記。其中許多內容,對明仁天皇的思想形成可能具有影響。例如對戰爭責任,小泉手記寫道:“從責任論來說,(昭和天皇)陛下是大元帥,因此對開戰陛下不能說沒有責任。”小泉明確指出昭和天皇戰爭的責任問題。回顧近代史,小泉說戰敗常常導致民心離開皇室,或對皇室心懷抱怨,這是導致君主制崩潰的原因。但日本戰敗后皇室卻存留下來,小泉說這是因昭和天皇有“君德”。當然,檢討戰後歷史可以發現,當時美國對日佔領政策對保留天皇制及皇室起了決定性作用。

但小泉以“君德”警示明仁:“作為未來君主的責任,反省是殿下不可鬆懈的義務。”小泉強調“君德”,說君主的道德、人格及見識,將對國家政治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殿下的學習與修養,將影響到日本未來國運。

1989年4月,李鵬總理訪日。在歡迎李鵬總理的宴會上,明仁天皇談到日本侵華戰爭,他說“(中日之間)近代存在不幸的一段歷史,我對此表示遺憾”。1992年10月,明仁天皇訪華。訪華期間明仁天皇在楊尚昆國家主席主持的晚宴上說:“在日中兩國長期的交往歷史中,存在日本對中國國民造成巨大苦難的不幸時期。戰爭結束時,我國國民深刻反省,決不允許這種歷史再次重演。並且,我們已堅定決心,走和平國家的道路,致力於國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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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沖繩情結”

作為天皇,如何發揮統一國民的象徵作用?從迄今為止明仁天皇的言行來看,撫卹、慰藉是他行動的支點。明仁天皇曾說,日本人不能忘記4個日子:6月23日、8月6日、8月9日以及8月15日,上述日期分別是美軍沖繩攻陷日,廣島原子彈爆炸日,長崎原子彈爆炸日及戰敗日。

日本人內心存在一種“沖繩情結”,認為二戰期間日本對衝繩做了兩件非常對不起的事,一是為拖延本土決戰,將美軍粘在沖繩,就儘量犧牲沖繩。另一是在無法守住沖繩時,拋棄了沖繩。這是一種雙重內疚。事實上衝繩人民內心,仍然存有深刻的傷痕,對日本政府至今仍有很深怨恨。1975年明仁訪問沖繩,被當地人投擲燃燒瓶。為了獲得沖繩民心,明仁天皇在那以後,不斷以各種方式去爭取沖繩人的諒解。例如他曾提議,保存發揚“沖繩組舞”傳統,為此明仁提議建立一個沖繩國立劇場。後來,這個建議得以落實。

有人說,明仁天皇對其父親懷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在公開場合,關於天皇是否有戰爭責任的問題,明仁天皇說他個人沒有回答的立場。但有研究認為,明仁天皇並不認同昭和天皇的某些看法。明仁天皇太子的“預備期”很長,因此關於二戰及其父皇的戰爭責任,他有足夠時間形成並確立自己的看法。

戰後日本國新憲法制定時,有人說新憲法規定的象徵天皇制下,天皇僅是一個被政府操控的機器人。但是在明仁天皇30年在位期間,他卻以行動讓日本國民甚至世界,認識到“象徵天皇制”下的天皇,絕非“機器人”。

有人說,“平成天皇是第一個名副其實的天皇”。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天皇,他們周圍存在許多重臣,這些重臣往往可對天皇說“你應該這樣做”,但是今天其側近卻沒人可以對平成天皇這樣說。有人說,“沒人可以反對平成天皇的言行,這是平成的特點”。這從另外一個方面反映出,平成天皇絕非機械執行政府的決定,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人們認為明仁天皇比昭和天皇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意志。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因為昭和天皇有戰爭責任,因此對內閣對政治的決策不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明仁不同,他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2016年,明仁天皇訪問塞班島,並憑弔“萬歲崖”。明仁擔任天皇后,本對外國訪問不積極。這是因為在象徵天皇制下,天皇的國事行為以及其他任何公共行為必須由內閣決定。但事實上,訪問塞班並非日本政府決定,美國方面也未曾邀請天皇訪問該島。人們發現,美國政府只是事後承認明仁天皇訪問該島而已。這就是說,明仁天皇的行為已經超出人們想象的憲法範圍。

天皇為何要去憑弔“萬歲崖”?這座懸崖又稱“自殺崖”,位於塞班島最北部的一處峭壁。1944年,美軍包圍了守島。處於絕望的守島日軍,將島上的日本老幼婦孺驅趕至萬歲崖邊,逼迫這些老百姓集體跳入崖中自殺。2016年明仁天皇及皇后訪問該地,來到崖上面對大海,日本媒體從兩人背後攝取了兩人低頭長時間默禱的場面,給日本國民留下深刻印象。


日本天皇今退位:平成時代給日本留下了什麼?



2016年8月8日,天皇發表談話錄像,他說“象徵天皇的工作需要不間斷,穩定而持續”,但他自己“身體逐漸衰退”,感到無法像以往那樣全身心來“實現象徵的任務”。對此,他希望國民能予以理解。

“天皇終身制”的爭議

關於“天皇終身制”問題,自戰後開始日本憲法學者就認為,終身制將損害天皇的基本人權,是一項殘酷的制度。例如二戰後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校長的南原繁指出,天皇終身制是“不自然,不合理”的,違反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對於明仁天皇的談話,在野黨與執政黨的理解針鋒相對。自由派希望修改《皇室典範》,將退位確定為一種慣例。但對於天皇生前退位問題,安倍及其周圍的保守派十分反對。為了應對,安倍政府設立了一個“減輕天皇公務負擔的專家會議”,討論“減輕”天皇工作的問題,其成員都是不會違背政府意旨的人員。最終,自民黨同意制定一個“特例法”,該法認為“生前退位”僅是一種特例,不能一般化。2017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皇室典範特例法案”,同意平成天皇“退位”。

對持有“退位肯定論”的人來說,“終身制是一項殘酷的制度”,天皇的在位期限“應從人性、人道角度來考慮”。但保守派則持否定態度。有一安倍心腹說,天皇“以無法實現他自己定義的、擴大了的天皇作用為絕對條件而要求退位,這非常不合理”。在保守派看,天皇應該做的,不是那些巡視災區,撫卹災民這些“公務”,而是在家祈禱。他們認為只有祈禱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自由派看來,這是對天皇的侮辱。據宮內廳的人說,天皇聽到上述言論也十分吃驚。這等於是說,天皇訪問受災地區,看望老人以及身體殘障人員等公務,都是沒有用的。

在許多學者看,日本憲法的象徵天皇制,昭和天皇對象徵天皇制並未真正理解,只有在平成時代,平成天皇通過他的行動,詮釋了象徵天皇制,是日本國及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怎樣實踐這個“象徵”,通過平成30年的歷史,證明明仁天皇夫婦的努力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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