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鳩是十八世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他有三部作品廣為人知，分別是《波斯人信札》、《羅馬盛衰原因論》和《論法的精神》。這三步曲在邏輯上還有著些許聯繫：《波斯人信札》批判法國的專制、《羅馬盛衰原因論》讚揚共和，《論法的精神》作為完備的體系，論及了共和比專制優越的地方，說明最讓作者傾心的是“寬容政體”。

孟德斯鳩（1689-1755）

《羅馬盛衰原因論》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羅馬盛衰原因論》看上去是一本史評，但是孟德斯鳩的初衷並不在於講歷史，而是要分析政治制度。因此，在1733年寫完這本書後，他選擇在荷蘭而不是法國出版，以免遇到不必要的麻煩。出版之前，孟德斯鳩還反覆請求卡斯泰爾神甫幫忙審查，刪改一些關於宗教、神學、倫理、政治和語法方面的內容，把“修道士”、“君主主義”之類的詞彙全部刪掉。

這種改動使這本書變得略微晦澀，而且看上去太過簡練，許多觀點還沒有展開就中斷了。相比於《波斯人信札》，讀者們都覺得這本書太過於正經、失之晦澀。就連伏爾泰也說這本書“通篇都是概述”，與所要論及的重大題材不相符，看上去就像“精巧的目錄”一樣。

伏爾泰或許是把《羅馬盛衰原因論》當成純粹的歷史評論書來讀了，沒有看清孟德斯鳩想要隱晦表達的東西，所以在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

“您看了孟德斯鳩寫的那本關於羅馬國衰亡的小冊子了嗎？那是一本小得不能再小了的小冊子，有人把這本書叫做‘孟德斯鳩的衰亡’。真的，這本書實在太名不副實了。”

然而《羅馬盛衰原因論》其實並不是孟德斯鳩對羅馬史的讀書筆記，更不是一部《羅馬簡史》，它倒有些類似於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借歷史來表達作者的共和思想而已。孟德斯鳩的朋友巴爾克利曾寫信對他說：

“凡是同我談起這本書的人都對我說，書寫得過於簡略了。不過您寫的不是歷史。”

孟德斯鳩寫的確實不是歷史，而是政治學理論。

羅馬因共和制而興盛

擁護共和制是《羅馬盛衰原因論》的主題思想，在孟德斯鳩看來，羅馬的強盛與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分不開。羅馬最初只是一座為了收藏戰利品、牲畜和糧食而修建起來的城池，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羅馬人就沒有停止過對鄰人的征戰——英勇善戰的民族風俗源遠流長。

在這種風俗的土壤上，王政顯得格格不入。孟德斯鳩認為每個國王在他的一生裡都會有野心勃勃的時期，他剛繼位時，往往想要建功立業、青史留名。因此在那些有能力的國王勵精圖治之下，國家會走向強盛。可是國王的慾望並非永久不變，當他們過了血氣方剛的年紀後，就會滿足於現狀，進而懈怠朝政、縱情享樂、走向腐化，使得國力日漸衰微、積重難返；而那些無能的國王為了建立功名，常常會進行無休止的折騰，同樣也會導致國家的衰落。在中國歷史上，梁武帝、唐玄宗、唐憲宗等都是如此。因此，中國的每個朝代都有興盛、衰落、中興和滅亡的週期。

許多帝國的版圖都是先擴大、後縮小、再滅亡，唐、宋、元、明、清和波斯就是如此，而羅馬卻是一個例外，它的版圖一直擴張了數百年，直到帝制的建立，擴張才逐漸放緩——這是共和制與王政制度所造成的不同結果。

在共和制下，羅馬的執政官總是會逐年更換，這迫使他們要在任職期內成就赫赫功業，以便能夠重新當選。執政官們一刻也不敢放鬆表現自己的雄心，他們常常勸說元老院建議人民發動擴張戰爭；而元老院也總是希望人民把精力放到對外事務去，以免困擾自己；對於英勇好戰的羅馬人民來說，戰爭幾乎是一件快意的事，這座城市沒有商業，要想發財致富，就得對外掠奪。在共和制的早期，羅馬人經常是一致對外，他們彼此之間恪守盟誓，尊重法紀。在作戰時，向敵人學習一切優秀技術，放棄自己落後的習慣，他的思想出奇得開放。

共和制度讓羅馬人的野心常存，它時刻推動著國家進步。羅馬人從來不曾被勝利所迷惑，也不會滿足於一時的富強，“不斷戰爭原則”使他們能夠自強不息，而不是從貧窮走向富足，然後再從富足走向腐化墮落。要麼在戰爭中滅亡，要麼征服一切敵人！

羅馬對公民權利的尊重

羅馬人殘酷的征服與壓迫外族人，但他們初期卻很少壓榨自己人。古代共和國的締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給每個公民的——“只有這一點才能使人民強大起來，這就是說，造成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羅馬的統治者明白，公民不是他們的私人奴隸，而是國家的組成部分。保障公民的私產才能將他們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統一在一起，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孟德斯鳩認為，在共和風俗敗壞之前，國家最初的收入是在士兵、公民中間分配，士兵擁有土地，寓兵於農；當共和制敗壞後，土地就集中在富人貴族手裡，他們將土地交給平民奴隸耕種，然後向他們抽取一部分收入作為租稅，再用租稅來養活士兵。這樣，士兵的祖國觀念就會淡薄，既然他們沒有土地私產，那麼只要誰肯給他們錢，他們就願意為誰賣命。奴隸也同樣如此，對於他們來說，國家只是富人貴族的所有物，即使更換主人，也不會使自己的奴隸地位變得更低。因此，在後期蘇拉、凱撒崛起後，軍隊與奴隸都背棄了元老院。

早期的羅馬重視公民的權利，公民只有憑藉美德才能擔任公職，公職也只能給他帶來聲譽以及履行公務時的優遇，此外別無他利。羅馬人善於把全體利益結合成一體，所以他們才擊潰了喜歡內鬥和互相壓迫的迦太基人。

共和制度的破壞與羅馬的衰落

早在馬基雅維利的《論李維》中就揭露了羅馬共和國經歷君主制、僭主制、元老院制、寡頭制和暴民制再到恢復恢君主制的循環過程。《羅馬盛衰原因論》也持相似的看法認為在王政時代，羅馬屬於君主制；國王被驅逐以後，政權就落到了貴族手裡，貴族家族包辦了一切高官顯職，從而由元老院制向寡頭制過渡。

起初，為了不讓國王回來，貴族挑撥平民的情緒，讓他們憎恨君主制，但這也使平民對自由產生了無限的期望。當國王的政權完全轉移到執政官和元老院手中後，平民發現情況並沒有發生變化，自由並未實現，因此他們就想方設法地削弱執政官的權力，設置了保民官。國王離平民的生活很遠，人們對國王的憎恨多是貴族階層的挑撥；而貴族離平民卻很近，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平民的注視下。平民跟元老院的鬥爭愈演愈烈，保民官常常煽動平民的情緒，用來挾持元老院，形成暴民制。

在羅馬共和國的後期，風俗已經敗壞，出現了許多擁有巨大財富的新貴。他們有的是金錢，但金錢卻不能產生權力，因此新貴比元老院更仇恨平民。貴族與平民在羅馬城內鬥爭，而將領所統率的士兵早已越過了阿爾卑斯山，留駐在許多地方了，元老院再也不能注視這些遠征的將領。士兵們的祖國意識淡薄，漸漸的成為了蘇拉、龐貝、凱撒們的家將，這些人常常又擁有著新貴的身份。野心家們把別的城市居民和士兵帶入羅馬，肆意操縱選舉。飽受無政府狀態之苦的羅馬市民，最後也就自願接受獨裁官的統治，而獨裁官最終必然會演變成可以世襲的君主，因此，刺殺凱撒也阻止不了屋大維稱帝，在共和制度破壞後，共和國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了。

為什麼羅馬會陷入這種循環呢？孟德斯鳩認為法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羅馬的法律幫助小共和國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國，可是當國家擴大後，法律也就越來越失去效力。如果我們把推動國家擴大的法律稱為“好法律”，那麼維持這個大國存在的法律便是“適用的法律”。孟德斯鳩說：

“在好法律和適用的法律之間是大有區別的；好的法律是要使一個民族成為其他民族的主人，而適用的法律則是維持一個民族所取得的權力。”

羅馬的法律從來就是為了推動國家擴大而制定，可是在國家規模超過一定的限度後，法律的弊端就凸顯出來，反而會導致它走向滅亡。因此，立法的原則究竟是什麼？是為了國家的富強及衰落？還是為了維護共和國的存在，維護公民的長期自由？

屋大維復活了君主制度

孟德斯鳩認為從蘇拉的統治開始，共和國就註定要滅亡了。羅馬的法律本來是將國家權力分配給許多高級官吏，“這些官吏相互之間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但自從蘇拉、龐培和凱撒之後，共和國的制度已經發生改變：最有勢力的公民們能使人民把一切非常任務託付給自己。這樣，人民和元老院的權力便同歸消滅，他們之間互相扯皮、鬥爭，結果卻使獨裁官坐收漁翁之利。

孟德斯鳩說：

“在一個共和國裡，對一個公民所表示的過分偏愛永遠會產生必然的後果：或者是引起人民對他的嫉妒，或者是產生對它的過度的愛戴。”

人民的嫉妒使龐培兵敗身亡，過度的愛戴又使凱撒接近王位，乃至於幾乎要斷送共和制度。在孟德斯鳩看來，羅馬共和國的滅亡不能簡單的歸罪於某幾個野心家，而是要追究人的本性，他說：

“共和國還是被消滅了；而在這一點上，不應該責怪某些個別人物的野心，應該責怪的是人：他越有權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權力；正是因為他已經有了許多，所以要求佔有一切。”

分權制衡的原則被破壞後，共和國也就不復存在了。屋大維雖然成功平定了內亂，恢復了秩序，但孟德斯鳩把這種新秩序稱為“一種持久的奴役”。因為屋大維所建立起來的已經不是共和制度的秩序，而是君主專制的秩序。屋大維跟蘇拉正相反，蘇拉是一個殘暴的共和主義者，屋大維卻是溫和的王權主義者。孟德斯鳩諷刺地說：

“急躁的蘇拉用暴烈的辦法把羅馬引向自由；屋大維這個狡猾的暴君卻用溫和的辦法把他們引向奴役。”

從第十三章開始，《羅馬盛衰原因論》轉入了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在孟德斯鳩看來，共和制是羅馬“盛”的原因，而君主專制則是“衰”的根源。羅馬帝國結束了共和國的擴張與上升，代之而來的是沉悶的壓迫，平民與元老院同時被貶低，為了恢復共和制，出現了無數次的暗殺與密謀，歷史也變得越來越隱晦、越來越陰暗。

用狄奧尼西烏斯的話來說，就是“自從皇帝們當政的時候起，歷史就更加難寫了：因為一切都變成了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