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茅臺之病與華為之困
來源原創： 陳玉明 跟女兒談人生
最近，有兩家大企業出了點事，一是華為被特朗普“盤”了一把，二是茅臺前掌門人袁仁國落馬了。
這兩家企業本來沒啥關係，放在一起說，是因為它們有一些可以對比的地方。
華為與茅臺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行業龍頭，員工收入都很高。與任正非一樣，袁仁國當年也是牛人，把20年前處於困境中的茅臺一路推到“中國酒王”的寶座——1998年，茅臺前兩個季度的銷量加起來還不到700噸；袁仁國奉命於危難之間，當年茅臺完成了2000噸的銷售任務。不過，直到2001年，茅臺營收也才16.18億元，還不到五糧液的1/3；淨利潤只有3.28億元。茅臺能有今天，袁仁國功不可沒；不能因為他落馬了，就把他說得一無是處。
不過，華為與茅臺的區別更多：華為是民企，茅臺是國企；華為沒上市，茅臺市值過萬億；華為佔領市場靠的是硬科技，茅臺佔領市場更多靠的是“講故事”。雖然是民企，華為其實有點像集體企業，任正非持股僅1.14%；雖然是國企，茅臺其實有點像私企，茅臺集團員工大多是當地人，往往父子傳承、家族接班。
華為出過一本書，書名叫《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相比之下，2018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時任茅臺董事長的袁仁國說：“不敢說茅臺是偉大的企業，只能說離偉大的企業越來越近了。”
茅臺能成為偉大的企業嗎？如果賺錢多就是偉大的標準，那現在的茅臺就已經很偉大了；如果偉大是指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茅臺大概永遠也無法成為偉大企業。
打個比方，華為好比是中國經濟肌體的筋骨，茅臺呢，只能算是中國經濟肌體的贅肉（如果還不至於算是毒瘤的話）。
茅臺真的好喝嗎？說實話，我喝不出來，我不知道茅臺比二鍋頭好在哪裡；單論口感，我覺得口子窖比茅臺好喝。事實上，我也很少聽到有人說茅臺好喝。有人說，茅臺是好酒，喝了不上頭。不上頭就好？喝果汁、酸奶也不上頭嘛。
不管茅臺好不好喝，反正茅臺很貴，而且真酒不好買。茅臺為什麼營銷這麼成功？主要還是因為它成功地給自己貼上了政治和權力的標籤。在一個權力文化根深蒂固的國度，對茅臺的追捧，骨子裡其實是對權力的追捧——彷彿喝了大人物喝的東西，就能分享權力的榮光。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當然，也可能有極少數人，確實善於品酒，能品出茅臺的佳處，但這種人應該很少。
現在的茅臺，本質上是一種奢侈品，而非日常消費品；喝茅臺是炫耀性消費，與挎LV的包包、戴百達翡麗的手錶、開法拉利的車子一樣，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地位，與喜不喜歡喝酒無關。
但茅臺與LV、百達翡麗、法拉利等世界著名奢侈品的區別在於：LV、百達翡麗、法拉利能忽悠全世界的人，而茅臺只能忽悠中國人，對老外是沒有用的。2017年茅臺出口收入在總營收中的佔比只有3.9%——我懷疑，出口茅臺是不是主要也是供海外中資機構和華人華僑消費的。
只能忽悠中國人的茅臺，就算賺了再多的錢，又有多大意義呢？茅臺越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們某方面的病症越嚴重。當然，茅臺給國家交了不少稅，貴州人民受益了；如同菸草企業一樣，納稅也許是茅臺存在的最大價值。但這種企業納稅再多，也與偉大無關——如果國家允許賣鴉片，我們創辦一個賣鴉片的企業，也許可以納更多的稅。
茅臺之貴，其實是一種病，得治。幸好中國只有一家茅臺，這類企業越多，國家越沒有希望——當然，如果茅臺善於忽悠，能讓全世界的有錢人都以喝茅臺為榮，那也還有點意義，也算我們輸出了文化。不過，我對此不大樂觀，因為剔除那些政治標籤，茅臺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厚的文化內涵。
茅臺象徵著中國的過去，而華為則代表著中國的未來。應該說，特朗普打擊中國企業，下手還是很準的。華為、大疆、海康威視、科大訊飛等高科技企業，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向產業鏈高端邁進的先鋒隊；它們不見得能像阿里、騰訊那麼賺錢，但它們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底盤；底盤不穩，車子開起來就有飄忽感，會很不安全。
特朗普是看不上阿里、騰訊的，更遑論茅臺之類。這類企業就像屁股上的肉，看著很豐腴、很吸引人，其實少一塊也不打緊；華為這類企業則像動脈，斷了就要出大麻煩。當然，有阿里、騰訊在，總比讓亞馬遜、facebook來掙我們的錢要好；就像喝茅臺固然沒啥好，但總比喝拉菲、人頭馬好一樣。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