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啟示

作者:徐英雪,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黃朝峰,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3期

[摘 要]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範疇與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工人階級教育問題逐漸凸顯。從歷史上看,工人教育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關鍵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教育的本質、內容與路徑作出了回答,明確提出工人教育必須改變以往階級教育的性質、具備科學的教育內容、形成多元的教育路徑。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根本基礎,為如何解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教育新問題提供了啟示。

[關鍵詞]工人教育思想;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當代啟示

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目睹了工人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受到的嚴重迫害。他們一生致力於工人階級教育的事業,旨在通過提高工人教育水平、啟發階級意識,幫助工人蔘與革命,改變他們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境遇,並進一步形成一支先進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基於對資本主義腐朽階級教育的徹底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工人教育的本質問題、教育內容與教育路徑展開討論,堅定地認為工人階級必須打破陳舊的教育桎梏、形成屬於自己的教育思想。通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實踐積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開展工人教育作出了突出貢獻,其工人教育思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提出了工人教育的本質問題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無產階級要改變社會對教育作用的性質,改變以往階級教育的性質。這裡的“性質”是指資產階級教育的不公平性與虛偽性。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教育是一種“人類精神生活共同活動”,是“一種自覺開展的工作”,工人的教育,就是要徹底解決資產階級教育中的矛盾,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進而建立真正公平、革命的教育。

(一)工人教育必然是公平的教育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削之下,工人階級無法享有與資產階級同等的教育,工人教育必須打破資產階級教育原有的不公平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長期調研、走訪,收集了大量有關工人教育現狀的社會事實。馬克思提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已拓展到了文化、教育等領域。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使得工人受教育權利被剝奪。資產階級教育逐漸喪失了對人性的關懷和對個體的尊重,轉而以統治階級利益為中心,對工人實行“愚民教育”“機器式教育”,試圖用教育維護階級統治、加強利益剝削。“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一些人(少數)得到了智力發展的壟斷權,另一些人(多數)由於為滿足最低的需要而進行不懈的鬥爭,暫時失去了任何智力發展的可能性。”資產階級認為,工人一旦受教育,將帶來極大的威脅。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進行了批判,認為政府故意使教育事業凋敝,從而讓工人階級繼續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工人的受教育權甚至無法得到法律保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倫納德·霍納1857年的《工廠視察員報告》,指出資產階級政府都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頒佈的義務教育法令,這些騙人的法令只是作出了口頭承諾,卻並沒有打算實現承諾。工廠主對工廠法中教育的規定“深惡痛絕”,他們想盡辦法躲避這些法規,政府機構也對此視而不見。“工廠法制度”迫使所有工人處於高度緊張的競爭狀態,工作日的延長導致生產活動佔據了工人階級生活的全部。恩格斯的英國工人現狀調研報告顯示,工人們工作後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參加夜校。

工人教育具有公平性,是由工人階級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消滅私有制是工人階級的根本立場,也就必然會消滅私有制造成的教育不公平。作為被排除在一切權利與利益之外的被剝削階級,工人階級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對真正平等的需求。在長期的教育壓迫中,工人反而更容易擺脫陳腐的偏見與思想的束縛,客觀、平等地看待事物。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佔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必須努力使教育擺脫政府壓制和階級偏見的桎梏,使科學成為“人人有份的東西”。這是工人的使命所在,也是工人教育與其他一切階級教育的根本區別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愛北斐特宣佈的協會基本原則中提到:“一切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都應該分享科學的成果。”他們主張完善義務教育,《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要實行廣泛的社會教育,由社會通過學校對兒童進行教育,並指出這種公共、免費的教育,是社會賦予工人階級的權利,社會有責任保護這項權利,為人民提供接受基本教育的平等機會。

(二)工人教育必須是革命的教育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資產階級教育的虛偽性。資產階級的虛偽教育掩蓋了教育與社會物質基礎之間的必然聯繫,試圖用“國民教育”“普遍教育”“平等教育”等概念,掩飾其階級教育的本質,實則保護政府對教育的絕對控制、加深對工人階級的思想壓迫。資產階級一邊宣揚公共教育,發佈相關法律,一邊卻沒有為公共教育提供基本的條件。恩格斯的調研表明,英國政府每年僅有4萬磅的預算用於公共教育,絕大多數學校需要支付學費。而與此同時,工人長期處於被剝削的經濟地位,只能從工廠主手中領到少量的工資,而這些工資最後又落入另一些資本家的手中,如房東、當鋪老闆等。恩格斯在調查英國工廠兒童教育狀況時發現,儘管英國政府曾提出受僱於工廠的兒童必須上學30天或每6個月上學150個小時的規定,印刷廠廠主也只是迫於壓力,在每天最用不著他的時候,在不同的時間送孩子去上學,無法保證教育的基本質量。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揭露了思想意識與社會現實間的必然關係,指出教育具有社會性。任何階級社會的觀念,都不過是其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了教育對社會生活條件,如生產力的狀況、勞動分工、階級關係、階級利益等的依賴,指出“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他們消滅”。資產階級的教育本質上是由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決定的。現代資本家的本質即為靠佔有他人無酬勞動發財致富,這種私有制決定了資產階級教育的義務平等和權力普遍只能是虛偽的空話。正是資產階級統治下腐朽的生產關係,決定了資產階級教育的不公平性,並通過學校等直接實現了對教育的干涉。《共產黨宣言》進一步揭露了資產階級教育內容的社會性,資產階級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由此,工人所處的現實條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為工人教育帶來了革命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掩飾地提出了工人教育的革命目的,強調工人教育的最終目的始終與廢除私有制的歷史使命相一致。“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工人教育必須破除資產階級長期以來附加的思想桎梏,明確工人階級負有的使命責任,認識到工人行動的條件與性質。工人教育要以啟發工人的階級意識為目的,為實現最終革命打下思想基礎。工人教育是來源於社會現實、根據現實需求產生的先進教育,而工人教育的革命性,來自於工人長期生活的社會現實。由於資產階級的不斷爭鬥,無產階級被捲入長期政治運動中。而現代工業區域與便利交通,使工人過上了遷徙不定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工人階級獲得了先進的教育因素,更加明確了本階段的思想,也更加符合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需要,形成了強大的力量核心。“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套宗教和政治”,這是由工人的生活現實決定的,因此,工人階級也必然有另一套教育。資產階級的教育是保守、虛偽的,工人教育則必然是革命、真實的。

二、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工人教育科學內容的闡述

教育的內容直接影響教育的質量。資產階級教育導致工人階級遠離文化和科學的源泉,思想上無知乃至片面發展,人為地造成了工人智力的荒廢。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種荒廢不同於自然的物無知狀態,而是破壞了智力的發展,使工人完全喪失了政治與經濟中的主動參與權。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必須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的,提高工人教育內容的科學性。

(一)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工人

恩格斯曾提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基礎。”科學的理論知識是工人蔘與一切革命活動的基礎,將直接影響革命的成功與否。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曾對工人進行盲目的鼓動,但最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是缺乏科學的理論支撐。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批判了資產階級學校裡教授的“知識垃圾”,使工人在傳統的廢物上浪費時間。例如,恩格斯在伯明翰調查後發現,那裡的工人只能學到簡單的識字與算術,工人的孩子們沒有學到一點勉強稱為“有用的知識”,無產階級的一切因素都被排除在外。

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用科學的理論武裝工人。工人階級的解放,意味著既要掌管政治機器,也要掌管全部社會生產,“而在這裡需要的決不是響亮的詞句,而是紮實的知識”。工人階級的領袖們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意識傳佈到工人群眾中去,應通過科學的理論,讓工人階級獲得認識世界的工具,充分理解並利用自己的階級地位、利益所在與責任使命,引導無產階級主動學習和運用先進的思想理論,形成理論自覺。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尤其是工人的領袖們要將理解理論問題、擺脫舊世界的傳統言辭作為自己的責任。馬克思要求無產階級要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政黨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並將其視為全部理論的來源。因此,工人教育理應包括最新的哲學、文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社會主義者們翻譯的各類著作等資產階級膽怯避開的一切進步要素。

工人教育必須清除國家對教育的干涉,才能從根本上提升教育內容的科學性。馬克思強調,政府不應當對學校教學的內容、教師等過度監護和奴役。工人教育中必須杜絕國家對教育赤裸裸的干涉,使工人們獲得更加豐富、更加專業的先進知識學習機會。

(二)用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條

以往的階級教育普遍缺乏現代道德的教育。恩格斯曾抨擊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英國資產階級“甚至不肯花一點力氣把現代道德,即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使自身的保障而炮製出來的道德灌輸給工人”。取而代之的是難以理解的宗教教條,以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在工人的課堂中,只教工人如何背誦、服從宗教的教條。馬克思稱宗教為“人民的鴉片”,恩格斯也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中視宗教為奴役勞動者的精神工具。宗教教育根本無法代替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缺失,最終導致工人們道德水平低下。工人們對生活毫無興趣,對自己的義務與權利毫無意識。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寫道:“在威倫霍爾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發現做子女的沒有意識到對父母的義務,根本感覺不到對父母有什麼依戀。”而宗教教條教育使工人服從由上帝安置在他們頭上“主人”的命令,甘心任人擺佈、聽天由命。只接受教條教育的工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對自己當前的生活狀態缺乏清醒的認知。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視工人的道德教育,提出必須消除宗教團體對公立學校的影響,用工人階級自身的道德教育取代宗教教條教育。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道德始終具有階級性,封建貴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有各自的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是為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與利益而存在的,工人階級的道德是隨著工人階級逐漸強大而產生的,應當代表著“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保持認知的先進性與客觀性,摘掉自私的眼鏡。

(三)用全面教育促進人的發展

《共產黨宣言》深刻揭示了資產階級教育的目的——“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由此,資產階級主張推行片面的教育。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直接指出,吝嗇的資產階級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精神教育,只是想把思想尚未成熟的工人轉化為單純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器,用教育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滿足其不斷膨脹的剝削需求。如19世紀後半期,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初等義務教育,資產階級雖然贊助了該項措施,但只教授工人最簡單的識字知識,因為他們認為這可以提升工人對機器的操作。長此以往,大機器生產中的分工現象愈演愈烈,產生了不可彌補的勞動異化。工人發展成單一生產的工具,呈“萎縮”式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工人教育必須幫助工人擺脫分工造成的片面性,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全面發展併發揮自己的才能,享受各項社會職能交替的個人活動方式。

馬克思提出,工人教育是智育、體育與技術教育的結合,三者缺一不可。這種結合式的教育,萌芽於工廠制度之中。工人教育,必然不會像資產階級那樣,忽略智育與體育,也不會將技術教育拒之門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和教育相結合,從而即使多方面的技術訓練也使科學教育的實踐基礎得到保障。”“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共產黨宣言》明確提出要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之後,馬克思又在《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若干問題的指示》中尤其強調了兒童和少年工人的勞動教育,要求按照不同年齡循序漸進地授以智育、體育和技術教育課程。

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工人教育的推進路徑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注重工人教育的理論探討,也十分重視“內心的宣傳工作”“政治鼓動”等實踐活動,他們堅持親自參與工人教育,在宣傳與教育實踐中不斷髮展、豐富與完善工人教育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踐經驗證明,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應雙管齊下,以謙虛謹慎的態度進行啟發式教育,引導工人掌握科學理論,推動理論轉變為物質力量,進而形成自我教育。

(一)依靠報紙、刊物開展理論教育

報刊是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宣傳載體。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重報紙雜誌的教育平臺作用。一方面,報紙是工人日常的生活資料,具有天然的宣傳優勢。“報紙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預運動,能夠成為運動的喉舌,能夠反映豐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夠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發生不斷的、生動活潑的聯繫。”另一方面,報刊具有革命性,是人民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強大槓桿。“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為60餘種報刊撰稿,撰寫的2000餘篇文章和著作,有80%發表在世界120多家報刊上。馬克思與恩格斯以早期的《萊茵報》(1842年)、《前進報》(1844年)、《德意志——布魯塞爾報》(1847年)、《新萊茵報》(1848—1849年)、《紐約每日論壇報》(1852—1862年)等多個報刊為理論宣傳的重要陣地,正面地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黨的理論及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同時與質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展開交鋒、批判或對抗。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工人教育要依靠報刊進行理論教育,更強調將這種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創辦工人階級自己的期刊。恩格斯將出版自由權視為一種重要鼓動手段,認為藉助普選權與出版自由等其他權利的結合,可以爭得其餘的一切。然而,資產階級政府的嚴格書報檢查、查封制度,徹底限制了工人階級新聞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萊比錫總報》《萊茵報》等先進報刊先後被封建普魯士當局查封。馬克思和恩格斯意識到,創辦和指導民主報刊、工人報刊、無產階級政黨報刊刻不容緩。恩格斯曾指出,工人階級定期報刊的數量增加,證明了工人階級覺悟的提升與組織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組織創辦的報刊給予高度評價以及積極支持與指導。二人將工人黨辦的日報稱為“在報刊方面能夠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的第一個陣地”。馬克思曾興奮地稱英國工人報紙《人民報》為“真正的人民的報紙(eigentlichen Volkspresse)”,並於1852年6月開始參與報紙的編輯與出版工作。為了加深《人民報》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作用,馬克思分四次在該報上連載了論文《卡爾斯的陷落》,在英國引起了轟動。此外,馬克思與恩格斯也著手創辦了自己的報刊,以推行工人教育。1845年5月,二人在德國創辦了《新萊茵報》,由馬克思擔任主編,用以宣傳革命思想,並計劃出版另一個月刊,用來刊載社會文明發展,宣傳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性。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了《新萊茵報》的宣傳成果:“沒有一家德國報紙——無論在以前或以後——像《新萊茵報》這樣有威力和有影響,這樣善於鼓舞無產階級群眾。”1849年5月19日,《新萊茵報》被迫停刊,卻始終將“工人階級的解放”作為最後的一句話。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組織為工人印發畫報、小冊子等,以工人更易接受的方式開展理論教育。

(二)結合革命活動開展實踐教育

實踐性是工人教育的本質屬性。恩格斯反覆強調,馬克思主義學說不是教條,需要實踐的檢驗與充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脫離實際的純粹空洞說教,而是希望通過教育,使共產主義意識在工人頭腦中普遍產生,教會工人拿起先進的理論武器,自覺參與革命實踐,實現革命事業目標。

恩格斯在1871年召開的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上的《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發言中,明確提出了政治行動是“準備革命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的手段”。因此,思想教育必須與實踐教育相統一,工人教育必須與具體革命活動相滲透,結合工人階級組織的鼓動活動與革命運動,在實踐中提高工人教育水平、鼓舞工人的革命熱情。

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依託工人組織與工人集會,開展工人的教育引導工作。除理論宣傳外,共產黨人必須廣泛爭取歐洲無產階級的擁護,著手組織工作,以團體的形式鼓動各地工人為參與革命做好準備。依託工人組織與集會開展的鼓動教育具有長效性與穩定性。恩格斯經常參加法國當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集會,向當地工人開展宣傳鼓動,並高度評價此類活動。如恩格斯多次參與了同聖安東郊區的木工代表會面,並對其進行了詳細描述,稱這種200餘工人蔘加的特殊形式聚會,通常會邀請社會主義者前去報告,會後工人們還會利用週日的公開群眾集合,進一步宣傳討論,起到了很好的動員教育作用。1847年8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創辦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組織僑居比利時的德國工人開展集會活動,開展鼓動教育。同時,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導下,德國共產黨通過“教育協會”“體育協會”“婦女協會”“選舉協會”等組織,積極啟發和引導工人群眾參加政治鬥爭。1850年至1851年,馬克思還曾參與了倫敦“工人共產主義教育協會”舉辦的政治經濟學講習班,通俗地向英國工人講授《資本論》的理論知識。

恩格斯提到,英國工人在反對新的濟貧法及爭取十小時法案運動時,鼓動與起義便十分活躍。1844年,工人們通過大會與請願書,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工作,積極參加抵制調整主僕關係的法案的活動,並最終導致了法案的破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其中宣傳鼓動功不可沒。在1868年給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和理事會的信中,馬克思高度肯定了德國工人代表大會展開的爭取完全政治自由的鼓動工作。在《為共和國捐軀》一文中,馬克思也讚揚了德國工人活動家約瑟夫·莫爾根據不同情況、在不同地區進行宣傳鼓動工作。

四、 當代啟示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在內涵與構成上發生新變化,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的發展與實踐帶來了挑戰。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是否還具有繼續研究與堅持的時代價值,是否能夠為解決當代中國工人教育問題提供思路,值得討論與深思。

工人階級是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無產階級,作為被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對象,工人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獲得收入來維持生存,而其創造的剩餘價值全部被資本家據為己有。因此,工人階級帶有極強的革命性,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主體。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不斷增強,許多西方學者提出了“工人階級消亡論”。但實際上,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並未消失,只是其概念與範疇已發生了重大變化。2001年第一次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這標誌著當代中國工人已轉變為一個廣泛的社會主體範疇,即所有的“工資收入者”均為工人。工人階級不再單純通過出賣勞動力而獲取生活資料,而是能夠通過參加勞動分紅、持有企業股份等方式,自主參與分配。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的主人,但已發生變化。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新變化,對工人教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主要原因是工人階級內部開始出現層級分化。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催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及多元的職業方向。社會發展的複雜需求與激烈競爭,導致工人階級中出現了收入水平、產權擁有等差異。無論從成分、分佈還是結構上來看,我國當代工人已出現複雜化的趨勢。這種變化帶來了階級意識的層級化與碎片化。再加之信息技術社會中複雜的信息來源,不同層級、職業群體的利益需求、價值認同、知識層次、思維意識等表現出差別,主觀上整體認同感弱化。因此,部分黨員幹部貪汙腐敗,某些政府部門不作為,以及層級的固定化發展等不良現象時有發生。因此,工人階級的教育問題依然存在,且面臨著更為複雜的形勢與要求。

如何應對新的挑戰、維護社會團結、統一價值認同、增強追求共同利益的動力,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教育者應始終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中尋找力量依託。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誕生於對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語境,是對社會問題的有力回答,具有明顯的革命性,雖存在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教育時代內涵不完全吻合的情況,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依然具有不可否認的科學性與生命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人教育思想,最終要落回實踐,反對教條式研究。要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發現思想中的科學性與歷史性、適應性與侷限性,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回答時代問題,探索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工人教育內涵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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