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的話語體系中，政治意義上的革命是一個飽受指責的概念。由於過去長期的“左”的政治的影響及其這一影響在當代的繼續存在，革命往往與暴力、流血、專政、過度政治性和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生活聯繫在一起，人們由此也不願意再過於談論革命，甚至有人提出要“告別革命”。與民主、自由、公正這些概念相比，革命似乎已經不再是人們用來反對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標準概念。但是，這些情緒性的認識與革命這一概念的本質並無必然的關聯。作為人類社會組織變革的方式，以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為社會政治行為特徵的政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離開了革命，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認識至少是很不全面的，也往往是非本質性的。因此，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革命成了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而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種形態的革命考察則構成了馬克思恩格斯政治學說的重要內容。
關於革命的本源，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革命的歷史起源時就指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採取各種附帶形式，比如衝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意識的矛盾，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等等。”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則進一步對革命的本源進行了科學表述，他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根據馬克思的這一觀點來看，革命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和矛盾，是從經濟關係到上層建築的系統的社會組織變革。但馬克思並沒有侷限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來考察這一衝突和變革，而是把它們放置到世界歷史的層面來加以認識：“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衝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產生類似的矛盾。”在對革命根源的社會性、客觀性以及在世界資本主義時代條件下革命形成的時代廣泛性的深刻認識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革命的階級內容和歷史任務把近代以來的革命區分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兩種形態。
作為兩種不同形態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在歷史內容和歷史訴求方面是有嚴格界限的，或者說是有本質性區別的。民主革命是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生產方式衝突的基礎上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和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歷史過程。社會革命則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政治統治和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歷史過程。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是順序發生的兩種相互聯繫但又完全不同的政治行為和歷史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強調和恪守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界限的同時，也高度強調從民主革命向社會革命轉變的直接性，從而形成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的重要思想。
1848年歐洲革命前夕誕成的《共產黨宣言》在闡述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時說：“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馬克思並沒有簡單地去指責當時的無產階級超越歷史和物質條件的嘗試，而是在對革命中各種空想社會主義進行了評價後認為，由於無政府派和其他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失敗，“無產階級就愈益團結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周圍，團結在被資產階級用布朗基來命名的共產主義周圍。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不過，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的思想是牢牢地確立在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作為兩個發展階段的不可逾越性之上的。英國學者麥克萊倫認為，馬克思“不斷革命”思想體現的革命激情與“政治制度依據社會經濟基礎逐漸發展這一思想是很難協調的”。這裡實際上並不存在矛盾，因為馬克思對革命的所謂激情並沒有跨越過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區別這一理論底線。
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馬克思在評論法國無產階級試圖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限制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時，清楚地強調了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界限：“一般說來，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是受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制約的。在工業資產階級統治下，它才能獲得廣大的全國規模的存在，從而能夠把它的革命提高為全國規模的革命；在這種統治下，它才能創造出現代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同時也正是它用以達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業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剷除封建社會的物質根底，並且鋪平無產階級革命唯一能借以實現的地基。”同樣，在恩格斯對1848年德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中也可以看到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嚴格區分的思想：“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發展比英國和法國的工人階級落後，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落後一樣。主人是什麼樣，僕人也是什麼樣。人數眾多、強大、集中而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演變，是與人數眾多、富裕、集中而強有力的中間階級的生存條件的發展同時進行的。在中間階級的各個部分，尤其是其中最進步的部分即大工業家還沒有獲得政權並按照他們的需要改造國家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本身就永遠不會是獨立的，永遠不會具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恩格斯在這裡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界限的不可逾越性。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沒有僵化、機械地認識這一問題。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在寫給魏德邁的信中更是進一步清楚地表達了對這兩種形態的革命在歷史內容上的界限的認識，指出：“我感到，由於其他政黨都一籌莫展和委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終究要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受到無產階級大眾的推動，由於受到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的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會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作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透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在德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裡，由於它有一個先進的政黨並且同法國這樣一個先進的國家一起被捲入先進的革命，所以只要一發生嚴重的衝突，只要一出現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採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然而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為我們黨應對這樣的局面預先作歷史的辯護。”儘管恩格斯的這一重要論述一方面堅持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界限和分野，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提前掌握國家政權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是準備好“預先作歷史的辯護”。不過，即便是這樣，恩格斯這時也沒有把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種形態的革命置於無產階級歷史行為的統一框架中來理解和認識。
由於20世紀20年代列寧去世後，蘇聯共產黨在複雜劇烈的理論和政治鬥爭中使“不斷革命”這一概念後來具有了更多的複雜的內容，特別是當“不斷革命”成為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託派”在理論上的標識性概念後，“不斷革命”這一概念就更具複雜性了。在這場鬥爭中，不同的人都從特定的需要出發或是使用或是攻擊“不斷革命”的思想。托洛茨基後來在解釋自己的“不斷革命”思想時指出：“不斷革命論，從馬克思賦予這個概念的意義來說，意味著一種同階級統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協的革命，這種革命並不停留在民主主義階段，而要進一步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並進行反對外國反動勢力的戰爭；這就是說，這種革命的每一個階段都同前一個階段相銜接，它只有在階級社會完全消滅的時候才能夠結束。”列夫·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6年版，第85頁。從馬克思主義關於“不斷革命”論述的文獻來看，托洛茨基的這個解釋，粗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卻只強調了民主革命對社會革命的承接性而沒有強調它們之間的界限和區分，更是沒有基於歷史辯證法的視角涉及民主革命的領導主體可否換位的問題。
總體上說，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論”是基於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區分基礎之上的，希望無產階級在推進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做好為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準備。但應該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思想中還不包含由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進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這一認識，以及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二者的同一性發展問題。
本文摘自任曉偉《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源起和走向》
面對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作者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高度，以時間發展為緯度，以重大問題為界標，研究了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在理論上的起源和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以及在目前研究中涉及比較少的一些問題，如馬克思主義革命階段理論與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源起，新民主主義外資經濟理論等。
作者簡介
任曉偉，1974年生，陝西清澗人，陝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黨史黨建研究。迄今出版學術專著6部，發表論文110多篇，完成省部級研究項目10餘項，研究成果獲省部級獎勵4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