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知識的學習，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學分而死記硬背的。當然了我也不例外，課本上的知識與個人工作與生活的聯繫，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一個在認識上、在理解上積累的過程。這是參加工作十來年之後才得出來的體會，不得不說我是個典型後知後覺的人。討論一種理論、一門學說對個人的影響，這是很具體化的問題，是有鮮明個性特徵的。馬列毛鄧對我個人思想影響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塑造了世界觀，二是形成了歷史觀。
人對於一個符合自己基本常識、基本認知、基本理解能力的信息，下意識地會採取接收採納的態度。直到另一個與之相反的信息傳入腦中後，才會引發思考、判斷和評價。因此在“唯物論”這個基本世界觀上，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一方面是跟固有的認知有關，另一方是來自自然科學理論的印證。尤其是宇宙學、量子學等比較前沿的學術，他們所揭示的都是基礎“物質”而存在的“現實世界”；反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上帝在哪裡？神在哪裡？不僅僅是無從證明，更要緊的是同樣信仰的人，會講出不一樣的神靈來。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靠個人的“臆想”來解釋世界。
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知識的學習，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學分而死記硬背的。當然了我也不例外，課本上的知識與個人工作與生活的聯繫，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一個在認識上、在理解上積累的過程。這是參加工作十來年之後才得出來的體會，不得不說我是個典型後知後覺的人。討論一種理論、一門學說對個人的影響，這是很具體化的問題，是有鮮明個性特徵的。馬列毛鄧對我個人思想影響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塑造了世界觀，二是形成了歷史觀。
人對於一個符合自己基本常識、基本認知、基本理解能力的信息，下意識地會採取接收採納的態度。直到另一個與之相反的信息傳入腦中後，才會引發思考、判斷和評價。因此在“唯物論”這個基本世界觀上，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一方面是跟固有的認知有關，另一方是來自自然科學理論的印證。尤其是宇宙學、量子學等比較前沿的學術，他們所揭示的都是基礎“物質”而存在的“現實世界”；反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上帝在哪裡？神在哪裡？不僅僅是無從證明，更要緊的是同樣信仰的人，會講出不一樣的神靈來。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靠個人的“臆想”來解釋世界。
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信息分析，我還是比較信服唯物論的世界觀的，把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問題，就是所謂的“唯物史觀”。這是對我個人影響比較大的一次歷史觀改造，小時候讀歷史基本是沒有觀點，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還是“認知上的矛盾”引發了思考。傳統的歷史觀是有多種形式的，比較有特點的比如：陰陽三才論、五德始終說等，他們有個共性，多屬“事後諸葛亮”這種類型的，也就是說事情發生過了才往理論裡面套，缺乏對未來世界的預判。
對於未來的探索，古人有很多路數，比如觀星、占卜、燒龜殼等等；雖然至今沒能講清楚背後的科學依據，但總得來說是沒有什麼規律可循的，畢竟占卜這種事在記載中也不是百試百靈的。武王伐紂的時候卜了凶卦，姜子牙直接給摔了，將士們都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了，還能信這個？雖然卦象不利於出征，但他們還是打贏了。這標誌著人類認知的一大革命，從殷商“以祭祀供上帝”到西周“以德配天”。關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大多是是些宏觀大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類的。
後來在讀《戰國策》的時候，也受到一些叢林法則思想的影響。有了一點自己的認知，當時稱之為“利益史觀”。具體來說“利益”有三種分別：大小之分，個人利，天下利。遠近之分，眼前利，千秋利。境界之分，物質利，精神利。圍繞這個觀點有兩個收穫，一是可以看出縱橫家的遊說邏輯，二是可以赤裸裸地直面“吃人”的舊社會歷史，扯下“禮義廉恥”的遮羞布，直接抨擊虛偽荒謬的道德說教。缺點也是有點，可以看懂一件事，乃至與之相關的幾件事，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
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知識的學習，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學分而死記硬背的。當然了我也不例外，課本上的知識與個人工作與生活的聯繫，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一個在認識上、在理解上積累的過程。這是參加工作十來年之後才得出來的體會，不得不說我是個典型後知後覺的人。討論一種理論、一門學說對個人的影響，這是很具體化的問題，是有鮮明個性特徵的。馬列毛鄧對我個人思想影響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塑造了世界觀，二是形成了歷史觀。
人對於一個符合自己基本常識、基本認知、基本理解能力的信息，下意識地會採取接收採納的態度。直到另一個與之相反的信息傳入腦中後，才會引發思考、判斷和評價。因此在“唯物論”這個基本世界觀上，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一方面是跟固有的認知有關，另一方是來自自然科學理論的印證。尤其是宇宙學、量子學等比較前沿的學術，他們所揭示的都是基礎“物質”而存在的“現實世界”；反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上帝在哪裡？神在哪裡？不僅僅是無從證明，更要緊的是同樣信仰的人，會講出不一樣的神靈來。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靠個人的“臆想”來解釋世界。
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信息分析，我還是比較信服唯物論的世界觀的，把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問題，就是所謂的“唯物史觀”。這是對我個人影響比較大的一次歷史觀改造，小時候讀歷史基本是沒有觀點，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還是“認知上的矛盾”引發了思考。傳統的歷史觀是有多種形式的，比較有特點的比如：陰陽三才論、五德始終說等，他們有個共性，多屬“事後諸葛亮”這種類型的，也就是說事情發生過了才往理論裡面套，缺乏對未來世界的預判。
對於未來的探索，古人有很多路數，比如觀星、占卜、燒龜殼等等；雖然至今沒能講清楚背後的科學依據，但總得來說是沒有什麼規律可循的，畢竟占卜這種事在記載中也不是百試百靈的。武王伐紂的時候卜了凶卦，姜子牙直接給摔了，將士們都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了，還能信這個？雖然卦象不利於出征，但他們還是打贏了。這標誌著人類認知的一大革命，從殷商“以祭祀供上帝”到西周“以德配天”。關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大多是是些宏觀大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類的。
後來在讀《戰國策》的時候，也受到一些叢林法則思想的影響。有了一點自己的認知，當時稱之為“利益史觀”。具體來說“利益”有三種分別：大小之分，個人利，天下利。遠近之分，眼前利，千秋利。境界之分，物質利，精神利。圍繞這個觀點有兩個收穫，一是可以看出縱橫家的遊說邏輯，二是可以赤裸裸地直面“吃人”的舊社會歷史，扯下“禮義廉恥”的遮羞布，直接抨擊虛偽荒謬的道德說教。缺點也是有點，可以看懂一件事，乃至與之相關的幾件事，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
直到學習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才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階級就是抽象化後的利益集團，階級鬥爭說的不正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嗎？嗯！這兩種觀點是可以融合的！利益集團是由生產關係交織而成的，而生產關係是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利益史觀”僅是觸碰到了“利益”的所有者，而沒有深刻認識到到“利益”的創造者。更沒有認識到決定歷史進程的是利益的創造者，影響進程的是所有者。也就是說當生產關係不能滿足當時生產力的需要時，即使沒有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變法，也很有其他法家在其他國家進行生產關係上的徹底改革。秦國是作為“新事物”登上歷史舞臺的，傳統史觀一般強調六世名君的努力，而不注重對比秦國和其他六國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
唯物史觀的建立可以在分析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中，找到客觀的必要性因素，從而可以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得出科學的預判。“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基本矛盾的互相作用，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要比籠統地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為科學，要比“天命轉移”、“五行運轉”、“周而復始”更為客觀。由矛盾對立、矛盾發展、矛盾激化來分析歷史繼承，便很容易從中找到規律了，即：否定之否定規律。
沒有客觀、物質、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這些唯物論思想，是無法發現客觀規律的。古人並不是完全不懂辯證法，比如對於將權和相權、君權和臣權之間的矛盾，古人的認識也是比較深刻的，因此提出“和”這個概念，但是這種史觀往往是唯心的，是片面正確的，是沒有根本認識到“和諧”背後的“利益衝突”。涉及集團間利益衝突是問題，靠“道德修養”和“禮樂教化”是沒有用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知識的學習，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學分而死記硬背的。當然了我也不例外，課本上的知識與個人工作與生活的聯繫，是需要一個過程的。一個在認識上、在理解上積累的過程。這是參加工作十來年之後才得出來的體會，不得不說我是個典型後知後覺的人。討論一種理論、一門學說對個人的影響，這是很具體化的問題，是有鮮明個性特徵的。馬列毛鄧對我個人思想影響主要是在兩個方面，一是塑造了世界觀，二是形成了歷史觀。
人對於一個符合自己基本常識、基本認知、基本理解能力的信息，下意識地會採取接收採納的態度。直到另一個與之相反的信息傳入腦中後，才會引發思考、判斷和評價。因此在“唯物論”這個基本世界觀上，是沒有什麼衝突的。一方面是跟固有的認知有關，另一方是來自自然科學理論的印證。尤其是宇宙學、量子學等比較前沿的學術，他們所揭示的都是基礎“物質”而存在的“現實世界”；反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上帝在哪裡？神在哪裡？不僅僅是無從證明，更要緊的是同樣信仰的人，會講出不一樣的神靈來。也就是說多數情況下，他們是靠個人的“臆想”來解釋世界。
通過正反兩個方面的信息分析，我還是比較信服唯物論的世界觀的，把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問題，就是所謂的“唯物史觀”。這是對我個人影響比較大的一次歷史觀改造，小時候讀歷史基本是沒有觀點，人家說什麼就是什麼，還是“認知上的矛盾”引發了思考。傳統的歷史觀是有多種形式的，比較有特點的比如：陰陽三才論、五德始終說等，他們有個共性，多屬“事後諸葛亮”這種類型的，也就是說事情發生過了才往理論裡面套，缺乏對未來世界的預判。
對於未來的探索，古人有很多路數，比如觀星、占卜、燒龜殼等等；雖然至今沒能講清楚背後的科學依據，但總得來說是沒有什麼規律可循的，畢竟占卜這種事在記載中也不是百試百靈的。武王伐紂的時候卜了凶卦，姜子牙直接給摔了，將士們都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了，還能信這個？雖然卦象不利於出征，但他們還是打贏了。這標誌著人類認知的一大革命，從殷商“以祭祀供上帝”到西周“以德配天”。關於歷史發展的規律，大多是是些宏觀大論“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類的。
後來在讀《戰國策》的時候，也受到一些叢林法則思想的影響。有了一點自己的認知，當時稱之為“利益史觀”。具體來說“利益”有三種分別：大小之分，個人利，天下利。遠近之分，眼前利，千秋利。境界之分，物質利，精神利。圍繞這個觀點有兩個收穫，一是可以看出縱橫家的遊說邏輯，二是可以赤裸裸地直面“吃人”的舊社會歷史，扯下“禮義廉恥”的遮羞布，直接抨擊虛偽荒謬的道德說教。缺點也是有點，可以看懂一件事，乃至與之相關的幾件事，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
直到學習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才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階級就是抽象化後的利益集團，階級鬥爭說的不正是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嗎？嗯！這兩種觀點是可以融合的！利益集團是由生產關係交織而成的，而生產關係是由社會生產力決定的。“利益史觀”僅是觸碰到了“利益”的所有者，而沒有深刻認識到到“利益”的創造者。更沒有認識到決定歷史進程的是利益的創造者，影響進程的是所有者。也就是說當生產關係不能滿足當時生產力的需要時，即使沒有商鞅在秦國推行的變法，也很有其他法家在其他國家進行生產關係上的徹底改革。秦國是作為“新事物”登上歷史舞臺的，傳統史觀一般強調六世名君的努力，而不注重對比秦國和其他六國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
唯物史觀的建立可以在分析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中，找到客觀的必要性因素，從而可以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得出科學的預判。“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基本矛盾的互相作用，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要比籠統地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為科學，要比“天命轉移”、“五行運轉”、“周而復始”更為客觀。由矛盾對立、矛盾發展、矛盾激化來分析歷史繼承，便很容易從中找到規律了，即：否定之否定規律。
沒有客觀、物質、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這些唯物論思想，是無法發現客觀規律的。古人並不是完全不懂辯證法，比如對於將權和相權、君權和臣權之間的矛盾，古人的認識也是比較深刻的，因此提出“和”這個概念，但是這種史觀往往是唯心的，是片面正確的，是沒有根本認識到“和諧”背後的“利益衝突”。涉及集團間利益衝突是問題，靠“道德修養”和“禮樂教化”是沒有用的。
傳統史觀和利益史觀有個共同點就是過於強調權力中樞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由於古代史書決定的，也是由於家天下的體制決定的，兩千過年的國史不過是王侯將相的家史罷了。從舊的史料中很難讀出“人們群眾”的作用來，“一將功成萬骨枯”舊的史學家都是為這位將軍表彰功德的，直到恩格斯提出“決定歷史的是群眾”，馬克思提出“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經過中國化之後，表述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由於課本知識的不完全，在很長時間內我是懷疑“唯物論”是否能用於解釋“人類社會”的，畢竟社會不是純粹的物質存在。它是包含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課本上的知識是不探討道德因素、思想潮流、大眾意識對歷史作用的影響的。對於個人來說，即使有很先進的科學技術，會不會採用，能不能以用好，還取決於認知上的水平，和道德層次的自我要求。難道整個歷史，整個人類不需要考慮這個重大因素嗎？儒家恰恰是非要喜歡講這個問題的，因為舜的孝順感動了天地，於是整個天下都給他治理了。
後來從“群眾路線”中找到了依據，人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從群眾路線可以讀出來，精神財富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是一種基於辯證思想的表述。物質資料是起決定性因素的，精神財富是“打輔助”的，恩格斯說：“歷史發展是社會合力的作用”。有的人領著人類社會進步，有的人因為要維護既得利益而客觀上阻礙了社會進步。有些高尚的人格，可以描述為突破“個人的、眼前的”具體利益，而捨身成就“天下的、長久的”利益；有些崇高的修養，不屑於物質的利益，而追求精神上的財富。大的小的，正的反的，所有複雜的作用力合起來造就了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