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殺手馬加爵犯罪動機的詳細分析

馬加爵的事已過去很多年了，似乎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隨著藥家鑫車禍殺人案、林森浩投毒殺人案、川師分屍案和今年3月份南醫室友殺人案等大學生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我們不再認為校園殺手只是孤例。

馬加爵在海南三亞被捕歸案

面對這些校園殺手，有三個問題是我們無法迴避的：

一．製造如此血腥慘劇的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別人？

二．究竟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使他們墮入罪惡的淵藪？

三．為什麼這樣的事情連綿不絕？能否找到一個穩妥的行之有效的防範措施？

以下我試圖對馬加爵案件作出儘可能全面而透徹的分析，但我知道這是很困難的，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又確實想說點什麼，這絕不是為了滿足好奇。

我們注意到，馬加爵的家庭很貧窮。那麼他製造血案的動機是不是可以歸因於貧窮呢？馬加爵的案子發生後，許多人都拿“貧窮是萬惡之源”這句話來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然而，馬加爵殺害的都是農村的窮孩子啊，有兩個被害同學的家庭比馬加爵的還貧窮呢。

中國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認為，將“貧窮”歸結為馬加爵犯罪動機起點的歸因並不全面，也並非真實的問題起點。如果以這種歸因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很容易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進而誤導人們對於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斷。但是“貧窮”這一因素在我們考量這兩起血案時是不可能完全排除在外的，可以說，貧窮是他們內心深處的一塊頑石，是一團揮之不去的陰影。馬加爵說他沒有因為來自農村而感到難過，沒有什麼別人看不起的感覺，但大學四年就那麼幾件衣服，常常兩個饅頭一杯水就過一天。他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艱苦生活，但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本人對貧窮沒有感知，沒有想法。有一年助學金貸款沒發下來，他沒錢買鞋，呆在宿舍裡幾天都沒上課。那幾天他究竟想了些什麼，我們已無從得知，但我們可以想象他當時一定經歷了難堪的心理折磨。被捕入獄的時候，他對武警說他剛剛換上的囚衣是他有生以來穿過的最好的衣服，令當時在場的武警落了淚。還有，事發之前，他已欠下學校兩萬元的助學貸款，這不可能不對他構成一種壓力，凡此種種，其實都是在積聚一種情緒性的能量，這種能量可以是正值的，也可以是負值的，負值的能量集聚必然導致深刻的自卑情結而經不起某些創傷性應激事件的打擊。事實上，馬加爵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馬加爵殺人事先人們（主要指受害者）完全沒有察覺，甚至連蛛絲馬跡都談不上，人們一如既往，過著平淡的日子，絲毫沒感覺到危險的逼近，這倒不是因為馬加爵作案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因為人們壓根兒就沒有發現過馬加爵有暴力傾向，也就因此談不上提防警惕的事。

馬加爵在案情暴露之前沒有任何明顯不良的行為跡象，在高中階段，雖然有過一陣子破罐子破摔的現象，譬如曠課，飲酒，出走，成績下滑到班級的第50名等，但並不能因此就斷定他是那種顯而易見的問題少年，畢竟後來他重新振作起來，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2000年高考，馬加爵考出697的高分，超出雲南大學錄取分數272分。他的家庭背景也基本正常，不屬於那種存在明顯問題，容易造就“問題少年”的家庭。

然而，也不能否認馬加爵確也存在著一定的心理問題。首先是性格內向，孤僻。他的母親李鳳英說：“他（馬加爵）唯一的興趣就是一個人孤獨地坐著，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一般來說，性格內向和孤僻並不能等同於心理疾病，許多成就大事業的人小的時候性格都很內向孤僻，關鍵要看這種內向孤僻性格向哪一種方向發展，或者說在哪一方面被不斷的強化。從馬加爵的心理髮展軌跡來看，他是越來越走向自我封閉，這既與殘酷的智力競爭有關，也與他不善於交際和處理人際關係有關，而後者的問題更突出，從他留下來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內心的焦慮和痛苦。

高中時，馬加爵在給大姐馬青泉的信中寫道：“姐姐，我很不愉快，有委屈不敢說，比如，我在教室踢球，就會有同學說我不愛護公物，我聽了臉熱熱的……很想吵架，為什麼另一個人踢他們就不說？”“姐，我換位置了，但我仍想不通，為什麼我不會處理人際關係？”從信中可以看出，馬加爵基本上不從自身尋找原因，他沒有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在教室裡踢球，他難道不怕妨礙其他同學上自習嗎？不怕損壞公物嗎？他只希望姐姐能給他指點迷津，為他釋疑解惑。然而他姐姐的境遇可能比他更糟。阿泉有一封寫給馬加爵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初中後，由於相對於城鎮的學生，我的基礎差，我學得不好。農村的又被人瞧不起，我的人際關係更是糟糕。同桌跟我吵架後不跟我說話，女生給我取個侮辱性外號“馬老叔”，坐在多後面（原文如此）的女生經常踢我的椅子、我的屁股，我是有苦說不出，孤苦零丁四面楚歌。但我沒有屈服……勤奮，到了廢寢忘食……（先前）期末一次測驗幾何證明題只考30幾分，畢業考試時，（我）平均90分以上，在重點班上居於第四。幾乎每個和我同學的人都說我‘聰明’，然而有誰知道在聰明的背後我付出的努力，勇於求真知的精神和穩如泰山的態度及對所學事物、對正在做的事的完全投入！”

除了讓他的弟弟發奮努力，考上好學校，取得高文憑，馬加爵的大姐似乎再也不能為弟弟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消除精神苦悶的妙計良方，這反而導致了問題的擱置。即便如此，馬加爵仍非常看重姐姐的意見，他也果然沒有讓姐姐失望，最後以高分考入雲南大學。

然而，長期困擾他的孤獨與人際交流障礙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我不知道進城讀書的農家寒門學子會有多少人遇到類似馬加爵姐弟這樣的困惑和痛苦，這種由人際溝通與交往引發的精神痛苦伴隨著人類漫長的發展史，彷彿是人類揮之不去的一個夢魘。釋迦牟尼成佛時總結出來的“八苦”之一“怨憎會苦”說的就是有限時空中人際交往中所遭遇的苦惱和痛苦，2500年過去了，科技如此發達，然而人類依然遭遇著佛陀所說的“怨憎會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馬加爵為什麼如此痛恨他的同學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難道僅僅是因為仇恨就讓他如此冷血如此喪心病狂的嗎？難道惟有大開殺戒才是解決“怨憎會苦”的唯一辦法嗎？

在馬加爵留下來的一本中學時期的日記扉頁上，工工整整寫著一句巴爾扎克的名言：“在各種孤獨中間，人最怕精神上的孤獨”。現在看來，這種精神上的孤獨一直伴隨到他生命的終點。到大學以後，寡言少語的馬加爵也曾試圖改變自己孤僻的個性，融入大學的氛圍。當看到其他同學幽默地開玩笑，他有時也想表現一番，結果往往弄巧成拙，這種尷尬越發使他向內退轉，越發走向自我封閉。馬加爵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嗜好，包括一年四季洗冷水澡、深夜裡愛唱歌，這很可能是他壓抑內心的一種宣洩。

大二時，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馬加爵突然借了1600元買了臺二手電腦，讓那些平日裡瞧不起他的同學大跌眼鏡。他買電腦是為了蒐集資料，撰寫學術論文嗎？完全不是。馬加爵的同學說他買電腦是為了上網和聽音樂，一段時間他整個人沉浸在虛擬世界中，除了偶爾打籃球和玩撲克，幾乎沒有社會交往，也沒有談過戀愛。沒有談戀愛不等於沒有性慾望、性需求、性幻想，或者說不需要女性溫柔的體貼和關愛。但是馬加爵在人際溝通和交往上的無能與弱智妨礙了他發展同女性的關係，或者說阻止了同異性建立正常兩性關係的可能。他終日沉溺於網絡之中，極有可能藉此疏解釋放性苦悶性壓抑，後來警方在解析馬加爵的電腦時證實了這一點 。不過，臨行前他又曾對記者坦承自己有過嫖娼行為。

2004年春節馬加爵沒有回家，而是選擇了留在學校。馬加爵對此的解釋是：“因為回家沒有人跟我玩，也沒有其他的事可做，在昆明還有一臺電腦玩玩，春節是一個人過的，寒假期間也沒有出去打工和找工作，直到邵瑞傑他們回來才有人與我交流。” 顯然，他春節不回家主要不是因為貧困、沒錢買路費的問題，而是懼怕孤獨。然而悖論的是，越怕孤獨，就越不喜歡與家人團聚，而寧肯守著一臺電腦度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冬夜。警方後來解析馬加爵的電腦時發現，他經常光顧的大都是暴力、色情、恐怖網站。除了看一些動作片外，還看有關傷害或殺害人之後如何搬動人體、作案被警察發現之後如何襲擊警察等一些資料和圖片，這些是他每次上網必看內容，有時一看就是10多個小時，除此之外，他還從網上下載一些野外生存能力和其他有關方面的知識。

也許，正是在虛擬的世界裡，馬加爵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殺人不眨眼的冷麵殺手。雖然這只是虛擬世界中的自我滿足，而且暫時地使馬加爵獲得了一種心理代償，但不可否認的他已經埋下了血腥的種子。當然，馬加爵可能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地就把虛擬影像現實化、物態化了。

據說校園殺手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如行凶過程，有條不紊，沉著冷靜，乾淨利落。

馬加爵是不是這樣呢？

馬加爵大約是在2004年2月10日作出了殺人的決定，之後就立刻著手準備作案工具，他來到舊貨市場，買了石工錘，因為錘殺流血較少，還讓售貨員把錘柄鋸短，以便於攜帶。還買了用於捆紮屍體的黑色塑料袋、膠帶紙，並上街請制證窩點製作了假身份證，作案前還購買了火車票，以備出逃使用。

2004年2月13日 晚 ——馬加爵想先幹掉同宿舍的邵瑞傑。因為學校沒有開課，其他室友還未回來。當晚，只有唐學李借宿在宿舍內，邵瑞傑在別的宿舍裡休息。馬認為唐妨礙了他的行動計劃，就用錘子殺了唐，隨後他把地上及桌上的血擦乾，把唐放到衣櫃裡，用報紙等物包好。

2004年2月14日　晚 ——繼續與同學打牌。散場後，趁邵瑞傑洗腳的時候，馬加爵用同樣手法將其殺死，事後仍將屍體塞入衣櫃。

2004年2月15日　中午至晚上 ——中午，同學楊開宏到馬的宿舍找邵瑞傑打麻將，馬加爵說邵一會就回來，並在楊看報紙等候時將其殺害。傍晚，王大明(音)叫馬加爵打牌，馬沒去，到另一個宿舍將龔博叫到自己房間將其殺害。剛處理完龔博的屍體，林風(音)找他打牌。他覺得林風平時對自己不錯，就沒下手。然後走出學校，打出租車到了火車站。在商店裡買了衣服、水果等，換了衣服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

被害的四名同學，全部都是石工錘擊中頭部致死。每次殺人完畢，馬加爵都用毛巾蘸著水擦血跡，然後把血水倒進廁所裡。有時殺人時血濺到室友的蚊帳上，於是他就把這些帶血的東西都鎖到衣櫃裡。從第二個人開始，他都用黑色塑料袋扎住頭部，防止血流出來，然後用報紙裹住身體，用膠帶紙封好，塞進衣櫃，用鎖鎖好。馬加爵放置屍體過程中，一個櫃子的鎖壞了，他還把它修好，重新鎖上。

以上就是馬加爵殺人的經過。

有一種說法：2004年2月13日，馬加爵殺掉第一個同學後，居然打開電腦上網，然後睡覺，直到第二天上午，沒有害怕與恐懼，沒有罪惡感與內疚。第二天吃過晚飯後，他還與幾個同學打牌。在第三天殺了兩個人，而且一直睡在那個房間。

然而事實上，馬加爵說他每次殺人時都非常害怕，通宵失眠。從2月13日到15日這3天的殺人過程中，他一分鐘都沒合過眼。這3天他都是與那些屍體同室而眠的。當公訴人問他為什麼要跟屍體睡在一個房間，馬加爵說他沒地方睡。

或許這兩種說法都對。因為馬加爵說過這樣的話，殺人的時候對生命沒有感覺，這可以解釋成冷血與麻木，也就是說殺人成了程序控制下自動完成的的機械動作。恐懼害怕可能是後來發生的。有人分析“馬加爵殺人案”全過程，認為馬加爵既不為財，又很冷靜，沒有衝動的跡象，從行為方式看，思維邏輯完全正常，“十分理智”，“很有智慧”、“計劃亦極其周密”，這些特點與“衝動”無關。因此將“馬加爵殺人案”說成是一個“智能性的情緒型犯罪案”。

這種性質的犯罪之所以不是激情犯罪，就是它不是因一時衝動就立刻實施犯罪。也就是說，殺人的想法早就已經產生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在上面所作的分析就沒有必要沒有意義了。我覺得，馬加爵的暴力傾向或殺人衝動要隱藏得更深一些，表面上平靜無事，但內心時常怒火萬丈，如岩漿沸騰一般。

得知馬加爵落網父鎮靜母暈倒 全家悲痛萬分

他在中學的日記中記載著一件事，他曾因與奶奶看電視時發生衝突，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好痛恨奶奶，恨死了、恨死了！”之後，滿頁上寫著“恨老人”，而且寫了兩天。

還有一次，他的父親與母親在凌晨吵架，15歲的他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事件：“……我真是太氣憤了，真想一刀殺了他，他平時都是十分氣人的，何況現在呢。我千真萬確想一刀了事。但我會坐牢的，我不想坐牢，如果是十年牢，我將是25歲，真不好！要知道，我的前途該是光明無比的，我不能輕生，不能這樣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爸爸死掉！這又不可能，我想用藥毒害，但受害的也是我們，我無奈，……“我真恨，恨，但我很理智，我控制住殺人的念頭，我想無論如何我都很想考上賓中地區班，考上重點大學，迎來新生活，現在畢竟是家事，與我無關。”

這篇寫父母吵架的日記，他用了整整6頁紙，他還寫道，起床之後，本來想和他爸爸打招呼，但他爸爸沒理他，於是“我狠狠地瞪他一眼，但是他沒怎麼樣，我的熱血又一次沸騰，都集中到兩隻手上，力氣似乎增強了幾十倍，結果我最終沒說什麼，也不想說什麼，只做我的事情，今天的事情真使我難忘，我會報復的。狼的眼光是很嚇人的，它代表狼的本性。” 最後他寫道，“對付惡人要用狠的手段，要徹底的處理掉。”

只因為聽見爸爸媽媽吵架，他內心偏向媽媽而對爸爸不滿，就寫下了這篇充滿仇恨與殺氣的日記。中國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認為馬加爵父母吵架的背景，和他在雲南大學打牌與別人吵架的背景非常相似，雖然不能代表馬加爵的全部，但是至少不能說他後來殺人的心理問題在以前沒有蹤影，沒有軌跡可尋，相隔9年，這兩件事有著完全相同的情緒，都是那種狠的心態。這說明他對吵架極為敏感與憤怒，很容易引起他的殺人衝動。

但馬加爵性格中又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一方面他極其厭惡痛恨父親，而另一面又非常同情感激父親。這是一種很典型的雙重人格，是很容易走極端的。為供四個兒女讀書，馬加爵的父母就靠每天給人燙褲子，每條二毛錢，這麼積攢學費，馬加爵一次半夜醒來，發現父母還在給人燙衣服，不禁潸然淚下。還有，2000年9月，馬加爵在父親馬建夫的陪伴下到雲南大學報到。父親給了他家裡的全部積蓄——6000元存款。之後，馬加爵沒有向父親開口要過一分錢，主要是依靠助學貸款。這說明馬加爵還是一個有心之人，他不想讓父母再為他吃苦受累。然而他對親情的信賴與眷戀越來越稀薄，也就是說馬加爵的父母在他心裡的分量越來越難以為他提供強有力的心理支撐和情感慰藉了。

一個人當他情感需求頻頻受挫，而又不能及時獲得安慰和補償，心裡就會產生出一種怨恨。這種怨恨有時有明確的對象，有時則是泛對象化的，這種泛對象化就是所謂的“見誰心都煩”“看誰都來氣”。因各種原因而引起的怨恨情緒如果慢慢地積累、疊加，會逐漸形成一種與社會勢不兩立的反社會情緒，早晚有一天會達到一個人心理所能承受的極限，一旦在遇到突破口或導火索之後就有可能迅速爆發成滅絕人性的犯罪行為。馬加爵就是這樣。

孤立地看，馬加爵事件的起因十分簡單，就是一次宿舍同學間因玩牌而引發的爭執，連吵架都談不上的，也沒有肢體衝突。如果當事人不是馬加爵，而換作另一個人，這種同學之間的爭執可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了，根本沒必要大動肝火。然而當事人偏偏就是馬加爵，這個已經被各種有明或無明怨恨浸透了的、心態已經非常扭曲、心理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的孤獨者抑鬱者。

案發前幾日的一天，馬加爵和邵瑞傑等幾個同學打牌，邵懷疑馬出牌作弊，兩人當眾發生爭執。其間，邵說，“沒想到你連玩牌都玩假，你為人太差了，難怪龔博過生日都不請你……”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邵瑞傑的這句話對內心極自尊又極自卑的馬加爵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進而點燃了馬加爵報復同學的導火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邵瑞傑的這句話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衝擊力和殺傷力？

這句話至少透露了兩個信息：一、邵瑞傑個人對馬加爵的看法；二、周圍人對馬加爵的看法。邵瑞傑是馬加爵自認為在班上惟一的知心朋友，兩人同住一室，而且是廣西老鄉，放假時常常相伴回家。但就是這樣一個被視為唯一知己的同學現在斬釘截鐵地說馬加爵人品太差。他之所以能夠下這樣一個斷言決不僅僅是因為一次玩牌，而是長期懷疑的結果，而這種懷疑又是以一定社群輿論為基礎的，因此當另一個同學即龔博過生日沒有請馬加爵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馬加爵人緣不好進而是人品不好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而當天玩牌時的所謂作弊不過是進一步坐實了他的懷疑而已。邵瑞傑的這兩層意思基本上就否定了馬加爵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是說，由於唯一知己和社群輿論的雙重否決和不接納，馬加爵徹底被邊緣化，成了一個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結論如此明確，這就已經不是信任危機的問題，而是人格建構徹底坍塌崩潰的問題了。這種難堪這種恥辱這種絕望馬加爵怎麼能承受得了呢？所以當時馬加爵的第一反應就是“我覺得我太失敗了”！這句話也表明馬加爵是一個非常自我的人。他雖然封閉孤獨，但又特別在意社會評價和自我定位。

馬加爵後來說，我跟邵瑞傑很好，邵還說我為人不好。我們那麼多年住在一起，我把邵當作朋友，真心的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們這樣說我的為人。我很絕望，我在雲南大學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在學校那麼落魄，都是他們這樣在同學面前說我。我在雲大這麼失敗，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老是在背後說我很怪，把我的一些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隱私都說給別人聽。讓我感覺是完全暴露在別人眼裡。我把他當朋友，他這麼說我，我就恨他們。

被馬加爵殺害的四位室友

對馬加爵而言，這是一起很典型的創傷性應激事件，而緊接著發生的凶殺案可以視為馬加爵對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解決。

應激事件是指個體遇到了一些自身能力不能處理的事件時，精神緊張、焦慮、驚恐或易激怒，並且會伴隨軀體上的反映，或身體抽搐，或血脈賁張，或大汗淋漓，或疲勞虛脫，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和化解這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就會形成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PTSD），主要症狀有：經歷的重現，如創傷事件的閃現和噩夢；保護性反應，如情感麻木和冷漠；失眠和認知迴避；精神過敏；以及悲傷和憤怒等消極情緒和自罪自責或歸罪他人的消極認知。

馬加爵遭遇的這起創傷性應激事件肯定會在他的腦海裡不停地閃現，並且由“我覺得我太失敗了”這一自我否定勾起往昔相類似的創傷性應激事件的記憶，比如高中分重點班時，馬加爵這個曾在初一年級8個班級中名列第一併且後來還獲得過一次全國物理競賽二等獎的學生竟被劃到了非重點班，這一次對馬加爵打擊非常沉重。那是高二開學第一個星期的事，他在寫給他哥的信中說：“哥，很感激你對我的關心，你最想了解我的情況——我想——一定是我在賓中的表現吧？哥，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高二開學一個星期後，我們就分文理科和重點班了。理科重點班2個，非重點班7個，很遺憾，我沒能進重點班，希望你不要傷心，不要難過，以後也不要對我期望什麼，好麼？也許你很心痛弟弟的愚蠢，你的心正在流血，是麼？哥，對不起，我也非常不想說出這些話來讓你傷心，但我說的都是真的，不要對我期望什麼，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不要傷心，好哥哥，平靜地接受這一事實吧……我不知怎樣安慰……”後來他就開始破罐子破摔，成績也急劇下滑。等等。馬加爵所受到的精神創傷肯定不止這一件，在特定的情形下也就是在某些外因的刺激下都有可能重新喚醒，而每一次喚醒都有可能強化他的負面認知和憤怒情緒。這裡所說的負面認知是指一個人對其所遭受的創傷事件不能正確歸因。

馬加爵就是這樣，他不是把造成創傷的責任歸因於己，儘管他承認自己太失敗，而是向外投射歸因於他人，他認為導致自己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邵瑞傑等人不停地在醜化自己、嘲笑自己、侮辱自己、製造各種負面輿論，他們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因此必須予以反擊和懲罰，既然他們讓我無法繼續做人，那我就讓他們乾脆從這個世界消失。

馬加爵事件的最終發生表明馬加爵沒能從創傷後應激障礙中自動解脫出來，像傳說中的鳳凰那樣“浴火重生”，而是選擇了復仇和毀滅。這個結局實在令人痛心。

死刑執行前，馬加爵對記者說：希望每個人都能寬容別人，應多有社會責任感。這方面很多人做得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