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誕生了《山花》，走出了路遙、史鐵生：黃土高原上的“作家縣”'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延安山花》封面
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遙一班人將詩集《延安山花》擴編為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並更名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發表了編輯路遙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曹谷溪介紹，路遙起初發表作品時，還很幼稚，曹谷溪告訴他：“你能超過我。”路遙最初的詩歌均刊於《山花》，他的敘事詩《樺樹皮書包》、短篇小說《伏勝紅旗》《基石》等，也同樣首先在《山花》上刊發後才引起外界的注意，並被選入省級文藝刊物。史鐵生在路遙逝世後撰文回憶道：“後來我在《山花》見了他（路遙）的作品，暗自讚歎……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平凡的世界》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在當時，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陝西日報》刊出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有六首在報刊上發表。據不完全統計，全縣一年來共創作詩歌兩千餘首。這些革命詩歌，運用黑板報、牆頭詩、詩傳單、唱秧歌、朗誦會等各種形式直接與廣大群眾見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運動。”
“《山花》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卻是延川這塊文學厚土上長期積蓄的文學情緒的總爆發，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樑向陽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裡的青年正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抒志詠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說：“《山花》綻開在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讓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說：“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但對一個身居陝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說，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聞名鄉里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餘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儘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延安山花》封面
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遙一班人將詩集《延安山花》擴編為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並更名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發表了編輯路遙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曹谷溪介紹，路遙起初發表作品時，還很幼稚，曹谷溪告訴他：“你能超過我。”路遙最初的詩歌均刊於《山花》，他的敘事詩《樺樹皮書包》、短篇小說《伏勝紅旗》《基石》等，也同樣首先在《山花》上刊發後才引起外界的注意，並被選入省級文藝刊物。史鐵生在路遙逝世後撰文回憶道：“後來我在《山花》見了他（路遙）的作品，暗自讚歎……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平凡的世界》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在當時，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陝西日報》刊出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有六首在報刊上發表。據不完全統計，全縣一年來共創作詩歌兩千餘首。這些革命詩歌，運用黑板報、牆頭詩、詩傳單、唱秧歌、朗誦會等各種形式直接與廣大群眾見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運動。”
“《山花》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卻是延川這塊文學厚土上長期積蓄的文學情緒的總爆發，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樑向陽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裡的青年正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抒志詠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說：“《山花》綻開在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讓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說：“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但對一個身居陝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說，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聞名鄉里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餘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儘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的特刊
海波說，《山花》通過這些事例為農村青年指出一條路：努力創作，前途無量。後來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時間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擁而至。
詩人覓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員，他曾是延川賀家灣公社劉家河村一個非常貧困的青年農民，寫詩沒有稿紙，就在過時的日曆背面寫，時間一長，他將寫詩的日曆揉成了一個個紙球。曹谷溪從這些紙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詩句，經仔細修改，發表在《山花》上。激動不已的覓程也由此堅定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山花》編委在《山花》第一冊合訂本所作的說明中指出，“這一朵小小的花兒，生在人民群眾的土壤裡，淋沐著黨的雨露陽光，正像她年輕的園丁一樣，充滿了生機，充滿了希望。”這正構成了後來《山花》刊發之作品的基本特徵。“相較於彼時同類詩作的口號、標語性質，《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陝北民歌的表達方式，而有較多生活氣息，且不乏藝術的韻味。”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楊輝看來，《山花》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影響，除呼應時代潮流的顯在原因外，始終紮根泥土是其根本所在。
史鐵生中篇小說《插隊的故事》，通過如歌的敘述，追憶了他當年在延川插隊的故事，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陶正的關於陝北插隊題材的《女子們》系列中篇小說、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說《農民兒子》同樣獲得好評；曾經的“縣中隊戰士”荊竹成為寧夏地區重要的文藝評論人才；詩人聞頻詩歌頻頻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亮相；而當年《山花》的發起者與組織者詩人曹谷溪，不僅推出了詩集力作《我的陝北》，而且其報告文學《陝北父老》也走向全國；散文作家史小溪、瀏陽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濃郁的陝北氣息帶到全國。
《山花》越辦越火，縣郵電所發現，《山花》編輯部成了全縣往來信函最多的客戶。據統計，《山花》累計發行達到28.8萬冊，連香港三聯書店也有印刷發行記錄。
賈平凹曾稱，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發表了處女作，“還很是嫉妒了一陣子”。路遙後來回憶道：“今天國內許多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當年都在這張小報上發表過他們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處女作。一時間，我們所在的陝北延川縣文藝創作為全國所矚目，幾乎成了個‘典型’。”
黃土高原迎來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能夠長開不敗，絕非偶然。20世紀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川插隊，他們帶來的城市文化，給黃土地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延安山花》封面
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遙一班人將詩集《延安山花》擴編為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並更名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發表了編輯路遙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曹谷溪介紹，路遙起初發表作品時，還很幼稚，曹谷溪告訴他：“你能超過我。”路遙最初的詩歌均刊於《山花》，他的敘事詩《樺樹皮書包》、短篇小說《伏勝紅旗》《基石》等，也同樣首先在《山花》上刊發後才引起外界的注意，並被選入省級文藝刊物。史鐵生在路遙逝世後撰文回憶道：“後來我在《山花》見了他（路遙）的作品，暗自讚歎……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平凡的世界》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在當時，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陝西日報》刊出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有六首在報刊上發表。據不完全統計，全縣一年來共創作詩歌兩千餘首。這些革命詩歌，運用黑板報、牆頭詩、詩傳單、唱秧歌、朗誦會等各種形式直接與廣大群眾見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運動。”
“《山花》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卻是延川這塊文學厚土上長期積蓄的文學情緒的總爆發，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樑向陽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裡的青年正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抒志詠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說：“《山花》綻開在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讓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說：“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但對一個身居陝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說，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聞名鄉里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餘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儘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的特刊
海波說，《山花》通過這些事例為農村青年指出一條路：努力創作，前途無量。後來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時間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擁而至。
詩人覓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員，他曾是延川賀家灣公社劉家河村一個非常貧困的青年農民，寫詩沒有稿紙，就在過時的日曆背面寫，時間一長，他將寫詩的日曆揉成了一個個紙球。曹谷溪從這些紙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詩句，經仔細修改，發表在《山花》上。激動不已的覓程也由此堅定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山花》編委在《山花》第一冊合訂本所作的說明中指出，“這一朵小小的花兒，生在人民群眾的土壤裡，淋沐著黨的雨露陽光，正像她年輕的園丁一樣，充滿了生機，充滿了希望。”這正構成了後來《山花》刊發之作品的基本特徵。“相較於彼時同類詩作的口號、標語性質，《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陝北民歌的表達方式，而有較多生活氣息，且不乏藝術的韻味。”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楊輝看來，《山花》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影響，除呼應時代潮流的顯在原因外，始終紮根泥土是其根本所在。
史鐵生中篇小說《插隊的故事》，通過如歌的敘述，追憶了他當年在延川插隊的故事，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陶正的關於陝北插隊題材的《女子們》系列中篇小說、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說《農民兒子》同樣獲得好評；曾經的“縣中隊戰士”荊竹成為寧夏地區重要的文藝評論人才；詩人聞頻詩歌頻頻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亮相；而當年《山花》的發起者與組織者詩人曹谷溪，不僅推出了詩集力作《我的陝北》，而且其報告文學《陝北父老》也走向全國；散文作家史小溪、瀏陽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濃郁的陝北氣息帶到全國。
《山花》越辦越火，縣郵電所發現，《山花》編輯部成了全縣往來信函最多的客戶。據統計，《山花》累計發行達到28.8萬冊，連香港三聯書店也有印刷發行記錄。
賈平凹曾稱，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發表了處女作，“還很是嫉妒了一陣子”。路遙後來回憶道：“今天國內許多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當年都在這張小報上發表過他們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處女作。一時間，我們所在的陝北延川縣文藝創作為全國所矚目，幾乎成了個‘典型’。”
黃土高原迎來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能夠長開不敗，絕非偶然。20世紀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川插隊，他們帶來的城市文化，給黃土地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
▲1998年7月1日的復刊號
“來自北京的知青在這塊黃土地裡找到了與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真切地感受到了黃土高原上浸潤著的人情味兒，以及這種生存方式中所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震告訴記者，這些本該在城市或者校園裡開放的文學之花，紛紛在鄉野裡綻放了。他們或作為《山花》的編者，或作為《山花》的作者，或作為《山花》的讀者。而北京知青的到來，也給當地的回鄉知青帶來了黃土地之外的文化氣息，帶來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人生理想的新的參照系。
“陝北不大產虛偽，虛偽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學。我的文學創作的起點，應該是在陝北延川縣清平川的一個小山莊裡。”陶正在回憶中談到，來到延川縣插隊時，他肩上扛著油印機，背上揹著蠟版，農閒時間，就忙著寫詩抒情，宣傳革命理想。“我們自己編輯、自己刻版、自己插圖、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進去，辛苦而快樂，熱情而狂妄。”陶正當時最有名的詩歌，便是與著名作家高紅十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
著名詩人梅紹靜，當年是延安無線電廠的工人，她當年投給《山花》的第一首詩，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幾句原詩。她的第一本詩集——信天游體詩歌《蘭珍子》由曹谷溪推薦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曹谷溪看來：“通過辦《山花》我認識到對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義的工作。”梅紹靜逐漸嶄露頭角，詩集《她就是那個梅》獲全國第三屆優秀新詩集獎，《嗩吶聲聲》《只有山風才為玉米葉子歌唱》等一大批作品以現代人的感知方式和詩性的言說方式，刷新了李季、賀敬之等老一代詩人的信天游體寫作傳統，在80年代詩壇形成廣泛影響。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延安山花》封面
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遙一班人將詩集《延安山花》擴編為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並更名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發表了編輯路遙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曹谷溪介紹，路遙起初發表作品時，還很幼稚，曹谷溪告訴他：“你能超過我。”路遙最初的詩歌均刊於《山花》，他的敘事詩《樺樹皮書包》、短篇小說《伏勝紅旗》《基石》等，也同樣首先在《山花》上刊發後才引起外界的注意，並被選入省級文藝刊物。史鐵生在路遙逝世後撰文回憶道：“後來我在《山花》見了他（路遙）的作品，暗自讚歎……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平凡的世界》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在當時，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陝西日報》刊出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有六首在報刊上發表。據不完全統計，全縣一年來共創作詩歌兩千餘首。這些革命詩歌，運用黑板報、牆頭詩、詩傳單、唱秧歌、朗誦會等各種形式直接與廣大群眾見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運動。”
“《山花》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卻是延川這塊文學厚土上長期積蓄的文學情緒的總爆發，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樑向陽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裡的青年正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抒志詠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說：“《山花》綻開在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讓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說：“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但對一個身居陝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說，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聞名鄉里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餘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儘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的特刊
海波說，《山花》通過這些事例為農村青年指出一條路：努力創作，前途無量。後來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時間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擁而至。
詩人覓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員，他曾是延川賀家灣公社劉家河村一個非常貧困的青年農民，寫詩沒有稿紙，就在過時的日曆背面寫，時間一長，他將寫詩的日曆揉成了一個個紙球。曹谷溪從這些紙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詩句，經仔細修改，發表在《山花》上。激動不已的覓程也由此堅定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山花》編委在《山花》第一冊合訂本所作的說明中指出，“這一朵小小的花兒，生在人民群眾的土壤裡，淋沐著黨的雨露陽光，正像她年輕的園丁一樣，充滿了生機，充滿了希望。”這正構成了後來《山花》刊發之作品的基本特徵。“相較於彼時同類詩作的口號、標語性質，《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陝北民歌的表達方式，而有較多生活氣息，且不乏藝術的韻味。”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楊輝看來，《山花》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影響，除呼應時代潮流的顯在原因外，始終紮根泥土是其根本所在。
史鐵生中篇小說《插隊的故事》，通過如歌的敘述，追憶了他當年在延川插隊的故事，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陶正的關於陝北插隊題材的《女子們》系列中篇小說、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說《農民兒子》同樣獲得好評；曾經的“縣中隊戰士”荊竹成為寧夏地區重要的文藝評論人才；詩人聞頻詩歌頻頻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亮相；而當年《山花》的發起者與組織者詩人曹谷溪，不僅推出了詩集力作《我的陝北》，而且其報告文學《陝北父老》也走向全國；散文作家史小溪、瀏陽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濃郁的陝北氣息帶到全國。
《山花》越辦越火，縣郵電所發現，《山花》編輯部成了全縣往來信函最多的客戶。據統計，《山花》累計發行達到28.8萬冊，連香港三聯書店也有印刷發行記錄。
賈平凹曾稱，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發表了處女作，“還很是嫉妒了一陣子”。路遙後來回憶道：“今天國內許多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當年都在這張小報上發表過他們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處女作。一時間，我們所在的陝北延川縣文藝創作為全國所矚目，幾乎成了個‘典型’。”
黃土高原迎來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能夠長開不敗，絕非偶然。20世紀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川插隊，他們帶來的城市文化，給黃土地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
▲1998年7月1日的復刊號
“來自北京的知青在這塊黃土地裡找到了與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真切地感受到了黃土高原上浸潤著的人情味兒，以及這種生存方式中所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震告訴記者，這些本該在城市或者校園裡開放的文學之花，紛紛在鄉野裡綻放了。他們或作為《山花》的編者，或作為《山花》的作者，或作為《山花》的讀者。而北京知青的到來，也給當地的回鄉知青帶來了黃土地之外的文化氣息，帶來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人生理想的新的參照系。
“陝北不大產虛偽，虛偽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學。我的文學創作的起點，應該是在陝北延川縣清平川的一個小山莊裡。”陶正在回憶中談到，來到延川縣插隊時，他肩上扛著油印機，背上揹著蠟版，農閒時間，就忙著寫詩抒情，宣傳革命理想。“我們自己編輯、自己刻版、自己插圖、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進去，辛苦而快樂，熱情而狂妄。”陶正當時最有名的詩歌，便是與著名作家高紅十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
著名詩人梅紹靜，當年是延安無線電廠的工人，她當年投給《山花》的第一首詩，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幾句原詩。她的第一本詩集——信天游體詩歌《蘭珍子》由曹谷溪推薦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曹谷溪看來：“通過辦《山花》我認識到對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義的工作。”梅紹靜逐漸嶄露頭角，詩集《她就是那個梅》獲全國第三屆優秀新詩集獎，《嗩吶聲聲》《只有山風才為玉米葉子歌唱》等一大批作品以現代人的感知方式和詩性的言說方式，刷新了李季、賀敬之等老一代詩人的信天游體寫作傳統，在80年代詩壇形成廣泛影響。
▲2015年7月，《山花》創辦人曹谷溪、作家劉鳳珍與編輯部工作人員在一起探討辦刊思路。
而延川當地的文學青年路遙也在長期求索與迷惘之時，在北京知青身上領略一種新的東西。據海波介紹，路遙不止一次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觸，這些人看問題準，表達能力強，像用手指捅窗戶紙，一下一個窟窿。”聞頻在回憶文章中說，“路遙平時話不多，不愛與人交往。但他愛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說，是這幫知青打開了這個陝北後生的思路，把他的視野從這片黃土高坡，導向全國，導向世界，導向了社會的高層次。”
《山花》後任主編曹建標回憶，當時給《山花》投稿的作者遠不止延川縣境內的知青，還有更多延安、陝西乃至全國的作家，其中有多位後來成為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和詩人。“我發表處女作的《山花》正是它最火的時候。‘創作組’已經是延川縣特有的一個文化單位。後來我翻看這一時期的《山花》稿件檔案，隨便寫幾個曾給《山花》投稿的作家名字，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賈平凹、梅紹靜、葉延濱、蔡其矯、史鐵生等人。”曹建標說。
除了創作成績最為典型的路遙，陶正憑藉短篇小說《逍遙之樂》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史鐵生以插隊題材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連續兩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3年全國獲獎的20位作者中，竟有兩位曾是延川插隊的知青。”樑向陽說，“他們把延川視為‘第二故鄉’。”
“儘管十分簡陋，也沒有公開的發行證號，但《山花》的文學身份以及它對來自北京和當地的兩股文學青年的聚合意義，使它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識。”在李震看來，“山花群”雖然生活在山溝裡，卻在心裡吶喊著，“我是生命，我是藝術”，他們中的優秀者，幾乎都有一段帶血的生活體驗。
“山花作家群”的“效應魅力”
“延川的幾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鬚深紮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擁有者，他們講述百姓身邊的故事，反映群眾的喜怒哀樂，用接了地氣的、沾滿露珠的鮮活作品建構了一個個意趣盎然的藝術世界。”樑向陽表示，像路遙這位從《山花》上紮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這種傳統。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上致辭：“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眾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這也正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聲。
前不久，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紀念路遙誕辰7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錢遠剛深情說道，恰逢新中國成立70週年，緬懷追思路遙，是為了弘揚陝西優良的文學傳統，建構陝西文學的精神譜系，重申文學的現實主義正途及時代使命。
▲1982年，在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會上，曹谷溪（左二）、路遙（右一）、陶正（右二）、白軍民（左一）合影。
在路遙心中，延川縣就是他的故鄉和故土。他曾說：“我是在延川長大的，在延川成長起來的。所以對延川的感情最深。”作為《山花》雜誌創始人之一，路遙非常認同《山花》對他的作用。在《山花》創刊10週年之際，路遙寫下《十年》抒發他的感情：“藝術用它巨大的魅力轉變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謝親愛的《山花》……如同一封家書，每一個字都是親切的，讓我感之不盡，思之不盡……”
深沉的情感離不開過往的經歷。《山花》創刊之初的幾年，以文學名義發行的報刊並不多，即使是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或者一些仍然以文藝為名的刊物，也多以標語或口號式作品為主。“但在延川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卻冒出了《山花》，不得不讓人震驚！”著名作家、陝西省文聯原主席李若冰如此感慨。
雖然是縣級文藝小報，但《山花》卻是當地重要的“文學苗圃”，先後培養了三代20多位作家，延川也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縣”——從創辦者、詩人曹谷溪，到蜚聲中外的作家路遙，再到知青作家史鐵生、陶正，還有更多後起之秀，如聞頻、海波、遠村等，他們活躍在中國文壇，被稱為“山花作家群”。對於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縣城來說，這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破土於早春寒月的精神食糧
當時的陝北，如同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到的，“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滿泥濘”。這也是《山花》誕生的背景。
“山花”是陝北地區山丹丹花的別稱。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群因為熱愛而不知懼怕的文學青年，在黃河畔的山溝裡，創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小報。這些元氣淋漓的陝北後生，在黃土高原粗獷奔放性格的生養下，始終抱著“與命運抗爭、把光景過好”的人生信念。他們用全部創作熱情和生命激情，澆灌著這顆文學種子，使之生根發芽，綻放開來。
20世紀70年代，清華附中的學生陶正，偷偷帶著油印機來到延川插隊，在當地一個小山村裡辦起了報紙。這張小報不僅探討了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摘編了俄羅斯民歌等文學內容，這引起了時任延川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的注意。
一直以來，曹谷溪就和縣裡的“文人”交往甚多，見到陶正後，更是被小夥子身上的激情、坦率以及遠大抱負所震動。曹谷溪心想，北京知青敢揹著油印機在陝北農村辦報紙，為什麼我們不敢？
當時，一本《延安兒女熱愛毛主席》的詩集引起了曹谷溪的注意，“咱們也編本詩集，也幹它一場”。於是，曹谷溪、白軍民、聞頻、陶正、路遙等人合編了一本詩集，並印成油印小冊子，此詩集後改名為《延安山花》，開始內部發行。
▲《延安山花》封面
在延川縣領導的支持下，曹谷溪、路遙一班人將詩集《延安山花》擴編為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活頁縣級文藝小報，並更名為《山花》正式出版。第一期便發表了編輯路遙的詩歌《我老漢走著就想跑》。曹谷溪介紹，路遙起初發表作品時，還很幼稚，曹谷溪告訴他：“你能超過我。”路遙最初的詩歌均刊於《山花》，他的敘事詩《樺樹皮書包》、短篇小說《伏勝紅旗》《基石》等，也同樣首先在《山花》上刊發後才引起外界的注意，並被選入省級文藝刊物。史鐵生在路遙逝世後撰文回憶道：“後來我在《山花》見了他（路遙）的作品，暗自讚歎……我從小喜歡詩、文，便十分羨慕他。”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平凡的世界》時說：“我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
在當時，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關注。《陝西日報》刊出調查報告《“山花”是怎樣開的？——詩集〈延安山花〉誕生記》，點名表揚了返鄉知識青年路遙：“城關公社劉家圪嶗大隊創作員王路遙同志，一年中創作詩歌五十餘首，其中有六首在報刊上發表。據不完全統計，全縣一年來共創作詩歌兩千餘首。這些革命詩歌，運用黑板報、牆頭詩、詩傳單、唱秧歌、朗誦會等各種形式直接與廣大群眾見面，有力地配合了革命運動。”
“《山花》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卻是延川這塊文學厚土上長期積蓄的文學情緒的總爆發，是‘偉大的革命理想’與陝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義品格相結合的產物。”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樑向陽表示，《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這裡的青年正是通過“信天游”的方式來抒志詠懷，表現“崇高的革命理想”。曹谷溪曾說：“《山花》綻開在整個中國大地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
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在那個年代，年輕人既不能經商，也不能外出打工，《山花》的出現讓延川青年知道了世上還有一種叫寫作的“營生”。
時為中學教師的聞頻，是西北大學的畢業生。在延川，文化程度算是佼佼者。後來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自己的第一首詩《大娘的話》，就是創辦初期曹谷溪交代的“任務”。作品經《山花》發表後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收錄，又被編入上海市中學語文課本。聞頻說：“今天看來，它畢竟是時代的產物，但對一個身居陝北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來說，其振奮和鼓舞可想而知。”
聞名鄉里的“傘頭”（秧歌隊領頭）海波，13歲輟學，與路遙是兒時密友、小學同學，也是《山花》創辦者之一白軍民的學生，當他拿著自己的第一首秧歌詞遞到《山花》時，曹谷溪不敢輕易接納。怎麼辦？改！“業餘作者水平差，有些作品都是編輯硬改出來的。”一次，曹谷溪在公開場合講道，現在被公認為最有希望的文學青年海波，當時水平差得可憐，在《山花》上發表的第一首詩歌幾乎就是幾個編輯“做”出來的，“儘管這樣，但我們很高興。”
▲紀念《山花》創刊十週年的特刊
海波說，《山花》通過這些事例為農村青年指出一條路：努力創作，前途無量。後來海波成了延川的名人，一時間一大批青年作者蜂擁而至。
詩人覓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員，他曾是延川賀家灣公社劉家河村一個非常貧困的青年農民，寫詩沒有稿紙，就在過時的日曆背面寫，時間一長，他將寫詩的日曆揉成了一個個紙球。曹谷溪從這些紙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詩句，經仔細修改，發表在《山花》上。激動不已的覓程也由此堅定地走上了文學道路。
《山花》編委在《山花》第一冊合訂本所作的說明中指出，“這一朵小小的花兒，生在人民群眾的土壤裡，淋沐著黨的雨露陽光，正像她年輕的園丁一樣，充滿了生機，充滿了希望。”這正構成了後來《山花》刊發之作品的基本特徵。“相較於彼時同類詩作的口號、標語性質，《山花》所收作品因吸收陝北民歌的表達方式，而有較多生活氣息，且不乏藝術的韻味。”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楊輝看來，《山花》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影響，除呼應時代潮流的顯在原因外，始終紮根泥土是其根本所在。
史鐵生中篇小說《插隊的故事》，通過如歌的敘述，追憶了他當年在延川插隊的故事，榮獲全國中篇小說獎；陶正的關於陝北插隊題材的《女子們》系列中篇小說、本地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說《農民兒子》同樣獲得好評；曾經的“縣中隊戰士”荊竹成為寧夏地區重要的文藝評論人才；詩人聞頻詩歌頻頻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亮相；而當年《山花》的發起者與組織者詩人曹谷溪，不僅推出了詩集力作《我的陝北》，而且其報告文學《陝北父老》也走向全國；散文作家史小溪、瀏陽河的散文作品也把濃郁的陝北氣息帶到全國。
《山花》越辦越火，縣郵電所發現，《山花》編輯部成了全縣往來信函最多的客戶。據統計，《山花》累計發行達到28.8萬冊，連香港三聯書店也有印刷發行記錄。
賈平凹曾稱，他第一次看到朋友和谷在《山花》上發表了處女作，“還很是嫉妒了一陣子”。路遙後來回憶道：“今天國內許多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當年都在這張小報上發表過他們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處女作。一時間，我們所在的陝北延川縣文藝創作為全國所矚目，幾乎成了個‘典型’。”
黃土高原迎來了一批北京知青
《山花》能夠長開不敗，絕非偶然。20世紀70年代，2000多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川插隊，他們帶來的城市文化，給黃土地注入了一種新的文化因子，也再次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
▲1998年7月1日的復刊號
“來自北京的知青在這塊黃土地裡找到了與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真切地感受到了黃土高原上浸潤著的人情味兒，以及這種生存方式中所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李震告訴記者，這些本該在城市或者校園裡開放的文學之花，紛紛在鄉野裡綻放了。他們或作為《山花》的編者，或作為《山花》的作者，或作為《山花》的讀者。而北京知青的到來，也給當地的回鄉知青帶來了黃土地之外的文化氣息，帶來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人生理想的新的參照系。
“陝北不大產虛偽，虛偽之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學。我的文學創作的起點，應該是在陝北延川縣清平川的一個小山莊裡。”陶正在回憶中談到，來到延川縣插隊時，他肩上扛著油印機，背上揹著蠟版，農閒時間，就忙著寫詩抒情，宣傳革命理想。“我們自己編輯、自己刻版、自己插圖、自己油印，也把自己的作品塞進去，辛苦而快樂，熱情而狂妄。”陶正當時最有名的詩歌，便是與著名作家高紅十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
著名詩人梅紹靜，當年是延安無線電廠的工人，她當年投給《山花》的第一首詩，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幾句原詩。她的第一本詩集——信天游體詩歌《蘭珍子》由曹谷溪推薦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曹谷溪看來：“通過辦《山花》我認識到對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義的工作。”梅紹靜逐漸嶄露頭角，詩集《她就是那個梅》獲全國第三屆優秀新詩集獎，《嗩吶聲聲》《只有山風才為玉米葉子歌唱》等一大批作品以現代人的感知方式和詩性的言說方式，刷新了李季、賀敬之等老一代詩人的信天游體寫作傳統，在80年代詩壇形成廣泛影響。
▲2015年7月，《山花》創辦人曹谷溪、作家劉鳳珍與編輯部工作人員在一起探討辦刊思路。
而延川當地的文學青年路遙也在長期求索與迷惘之時，在北京知青身上領略一種新的東西。據海波介紹，路遙不止一次提醒他，“要多和北京知青接觸，這些人看問題準，表達能力強，像用手指捅窗戶紙，一下一個窟窿。”聞頻在回憶文章中說，“路遙平時話不多，不愛與人交往。但他愛和北京知青交往，可以說，是這幫知青打開了這個陝北後生的思路，把他的視野從這片黃土高坡，導向全國，導向世界，導向了社會的高層次。”
《山花》後任主編曹建標回憶，當時給《山花》投稿的作者遠不止延川縣境內的知青，還有更多延安、陝西乃至全國的作家，其中有多位後來成為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和詩人。“我發表處女作的《山花》正是它最火的時候。‘創作組’已經是延川縣特有的一個文化單位。後來我翻看這一時期的《山花》稿件檔案，隨便寫幾個曾給《山花》投稿的作家名字，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賈平凹、梅紹靜、葉延濱、蔡其矯、史鐵生等人。”曹建標說。
除了創作成績最為典型的路遙，陶正憑藉短篇小說《逍遙之樂》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史鐵生以插隊題材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連續兩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3年全國獲獎的20位作者中，竟有兩位曾是延川插隊的知青。”樑向陽說，“他們把延川視為‘第二故鄉’。”
“儘管十分簡陋，也沒有公開的發行證號，但《山花》的文學身份以及它對來自北京和當地的兩股文學青年的聚合意義，使它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識。”在李震看來，“山花群”雖然生活在山溝裡，卻在心裡吶喊著，“我是生命，我是藝術”，他們中的優秀者，幾乎都有一段帶血的生活體驗。
“山花作家群”的“效應魅力”
“延川的幾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鬚深紮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擁有者，他們講述百姓身邊的故事，反映群眾的喜怒哀樂，用接了地氣的、沾滿露珠的鮮活作品建構了一個個意趣盎然的藝術世界。”樑向陽表示，像路遙這位從《山花》上紮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這種傳統。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上致辭：“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眾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這也正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聲。
▲1982年，路遙在延川縣紀念《山花》十週年座談會上。
幾年前，從教師崗調到《山花》雜誌社工作的高君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她告訴記者，《山花》在當地的影響力以及內容的貼近性，讓每次出刊都成了“洛陽紙貴”，除了面向全國各大文學期刊、大專院校、圖書館的贈閱外，“幾千冊分發下去，往往‘一書難求’。”高君琴說，她的微信朋友圈曾盛傳一張照片，一名清潔工人休息時，坐在路邊認真閱讀《山花》。
在河北開過書店，在北京當過“北漂”的高進，現在雖然在加油站工作，但心裡更想“安靜的寫作”。當自己的詩歌在《山花》上發表，他捧著那本自帶墨香的《山花》看了整整一個下午，“只有看到自己的詩刊發出來，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麼需要被認可。”高進說。
“人民的刊物人民辦，人民辦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踐行這樣一個理念。”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認為，《山花》給其他地方性文學期刊樹立了榜樣，“《山花》葆有文學的初心，它為文學愛好者搭建平臺，抒發聲音。文學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將熱愛它的人們團結成一個整體。”《山花》雜誌社社長張北雄介紹道，雜誌中“山花爛漫”的欄目主要就是發掘當地作者的原創板塊，現在已經形成以延川為主的50多人創作團隊，“有村幹部、老師，也有務工者、農民，不少娃娃都非常有才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群分別在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登上文壇。詩人遠村被評為“全國十佳詩人”；倪泓的小說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
經過近50年風雨歷程，《山花》現在是一本縣級文藝雙月刊，繼續承擔著培育文藝新苗的作用。“山花作家群”的成功，對當地文化也產生了帶動效應。
“延川山花”現象由文學輻射到整個文學藝術層面，湧現出一大批美術、攝影、戲劇以及民間藝術等方面的優秀人才。20世紀80年代初，延川的民間藝術家馮山雲，通過自己的潛心整理，創造出了一種新型的民間藝術“布堆畫”，把民間廣為流傳的布頭剪貼的裝飾品，送上了藝術的大雅之堂；民間剪紙家高鳳蓮獨樹一幟的民間剪紙，飲譽海內外，她也成為文化部命名的“剪紙藝術大師”；攝影家黑明，創作出記錄北京知青在延生活的紀實攝影集《走過青春》，引起轟動；二曹的喜劇小品，通過象徵、變形的手法，表現陝北人的生存狀態等，引起很大反響。
“文藝激勵人心的作用愈發突顯，我們既要重視國家層面的宏大文藝，也要重視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群眾文藝。‘延川山花’這種接了地氣、心向天空的文藝現象，確實給時代提供了諸多啟示。”樑向陽說。
“‘山花現象’就是作家紮根人民，從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證。”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說，“對於人民的信念，對於我們土地的信念，深深地紮根在這代人身上。他們一方面是心懷世界的，飽含著對世界、對人類的整體性關懷和責任。同時，他們也是有根的，他們的根深深地紮在中國的土地和父老鄉親們身上，片刻不忘對祖國、對人民、對父老鄉親的責任。”
本文圖片均由延川山花雜誌社提供
（作者：光明日報記者崔興毅 肖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