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路395號是一幢巴洛克風格的大型花園住宅,建於1926年。

建築為四層磚木結構,歐陸式的紅瓦坡屋頂有明顯的折脊,就是那種頂部較平緩,折脊以下遽然陡峭的屋頂,簷下飾有精細的古典簷齒。

武康路395號,這些背後的故事你知道多少?


沿武康路立面及兩側的屋簷口處設有巴洛克式的屋頂窗,橢圓形的窗洞下託著卷草紋飾,頂部還有石材鑿出的弧面形貝殼造型,東西兩側屋面另還設有六個棚式老虎窗。

建築前後立面的各個樓面都有弧形的外陽臺,圍以寶瓶式欄杆,陽臺下的支託亦作曲面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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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以明顯的兩道腰線分作古典三段式的構圖,底層可視為基座,以粗鑿石塊飾面,面向花園一側建有巴洛克式的雙向室外樓梯;二層以上原來是做的水泥斬假石牆面,經修繕後已被抹平;朝向武康路一側還有塔司乾式的柱廊樓梯通往二層,柱間欄杆作纏繞的綬帶式樣和橢圓形的透空。

總之,在古典的框架上極盡裝飾之能事便是巴洛克建築的最重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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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幢房子的人文歷史,有文章說這幢房子最初的主人是誰已經無法考證清楚了,只知道曾經是葉恭綽的府邸。

葉恭綽(1881—1968),字裕甫,廣東番禺人,生於北京。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後留學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民國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是著名的書畫家、收藏家和政治活動家。

那麼,後來這座大宅子又怎麼會成了國立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和鐳學研究所所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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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在1927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設立國立中央研究院時,籌備委員李石曾提議同時設立一個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機構。同年8月6日,行政院做出決定,先以北平大學研究機構為基礎組建國立北平研究院;9月9日宣告成立,李石曾出任院長。該院隸屬教育部,下設總辦事處和研究學部。學部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下置物理、化學、鐳學、藥物、生理、動物、植物、地質、歷史研究所及測繪事務所。各研究所設所長一人,由專任研究員兼任,另有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助理員、練習生各若干名,並聘請社會上的專家為名譽研究員、通訊研究員及特約研究員。

1932年1月,國立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成立,所址在東皇城根42號北平研究院理化樓內,嚴濟慈出任所長。鐳學研究所是國內首個放射學研究機構。藥物研究所成立於1932年9月,所址亦設在東皇城根理化樓內,所長為趙承嘏。

1933年,嚴濟慈為鐳學研究所搬遷的事來到上海考察。他的助手、北大教授顧孟餘已先到了上海與世界社接洽,並辦起中醫醫院,準備把鐳學研究所和藥物研究所遷到上海,放在世界社裡。這一年,藥物研究所率先遷滬,暫寄於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410號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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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福開森路395號為葉恭綽所有,葉與李石曾素有交情,聞此消息,慨然以屋贈與,作為藥物研究所與鐳學研究所的新家。藥物所於是在1936年春遷入福開森路395號。同年,鐳學所也決定南遷,更名中法大學鐳學研究所。楊承宗受嚴濟慈之託到滬建立實驗室。據瞭解當時情況的人回憶: 藥物所使用這幢樓的一至三層,鐳學所在四層。

1938—1941年,鐳學研究所因得到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贊助的4000美元、45500法郎、國幣56000元,得以繼續開展科學研究。

到了1944年7月,汪偽政府來搶奪鐳學研究所。一天,突然有三五個人闖入武康路395號大喊大叫,為首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原系北平某醫院小兒科醫生,他厲聲說道:“今奉褚(民誼)部長之命,來接收鐳學研究所!”負責人陸學善上前一步問道:“我們這個研究所是李(石曾)先生所立,褚部長怎麼忘了呢?”對方強詞奪理地說:“今維新政府已經成立,官員都要依法辦事,各遵其職,褚部長怎能徇私枉法呢?”陸學善憤而言道:“以前李先生與你們褚部長休慼與共,倘若李先生知道今天的事情,怎不寒心呢?還是請你們收回成命,不要生此惡念,恐怕以後追悔莫及!”對方聞言大怒,開口訓斥道:“若不是褚部長有言在先,立馬就可以把你抓了進去!今有命令在,誰敢違抗?”陸還想再言,被其他人使眼色阻止,只好不吭聲了。對方於是換了副面孔,說你們仍可照常工作等,表示挽留之意。然而陸學善等人十分厭惡,終於辭職而去。

1945年8月,國立北平研究院請國民政府改鐳學研究所為原子學研究所,期望日後將之作為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專門機構。1946年,國民政府文官處草就《研究鈾元素與原子彈之報告》,詳述鈾元素與原子彈的歷史、中國鈾礦分佈情況、中國原子科學研究狀況及獎勵、資助研究的辦法,請求成立國家級的“原子學專門委員會”。同年夏,錢三強、何澤慧歸國,鐳學研究所新購儀器設備亦陸續運抵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乃於9月正式成立原子學研究所,聘錢為所長,所址設北平;鐳學研究所的結晶學和X光學兩個科室仍設在武康路395號,陸學善為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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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臨近解放,國民黨上下皆人心惶惶,藥物研究所的趙承嘏猶自一心鑽研業務,不問世事。曾受邀遷臺,堅辭不受。

陸學善亦接到命令要將所裡物資全部遷臺,但陸不想那麼辦,於是跟所裡同仁商討對策,千方百計拖延時間,直到上海解放。當時,吳有訓也攜全家居住在武康路395號。吳有訓之女吳希如回憶說:“解放前不久,為了拒絕去臺灣,爸爸帶著全家‘隱居’上海福開森路‘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的樓上,和陸學善先生家住在一起。當時媽媽正因膽石症所致嚴重黃疸住在醫院裡,家裡十分困難。上海解放的當夜,我們曾聽到一陣槍聲,次日清晨出門看到許多解放軍就睡在大街的人行道上,爸爸當時真是無比感嘆,對我們說:‘這就是子弟兵啊!’”(吳希如: 《往事的回憶——懷念親愛的爸爸吳有訓》,《中關村回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3頁)

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兩天,吳有訓不經意間聽到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女播音員播放的尋人啟事,雲:“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裡?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裡有人接你……”(蔡恆勝: 《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先驅者(2)——吳有訓先生》,《中關村回憶》,第392頁)連播數遍,語氣懇切。嗣後日日播報,共146天,直到10月17日廈門解放才止。

1950年3月21日,中國科學院在滬成立辦事處,以管理原國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屬在滬機構。同日接收藥物研究所。當時竺可楨已經預先獲得通知,他在(1949年11月13日)日記中記錄了此事:“晨七點半起。上午樊翰章來,知渠在儲蓄銀行電臺為電訊局所接收,現入訓練班受訓練,將來是否得派一事未可知,故求謀事。餘以氣象總局將成立,囑徑函長望,餘亦可為一言。但渠以年事長不願服務於聽筒工作為言。九點廿分至福開森(路)即武康路北平研究院結晶研究所與藥物研究所,遇朱洗(專研Embryology胚胎學)、陸學善及趙石民三君。石民系東大舊同事,十五六年不相見,雖身體愈衰弱,但頭上不見白髮。渠只有一助理,而全院在滬只有十六人,連工友在內。陸學善研究結晶,以X光設備頗不惡。朱洗在研究蠶身之細粒子(微粒子)病,係一種virus。餘告彼等,科學院接收人員旬日可到,但接收後未必即將各所歸併,必須詳加考慮,方始著手。渠等始稍安心。石民提及莊長恭,謂其有機化學之成就為國人第一,希望其能回藥物所主持。”(竺可楨: 《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67頁)

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於北京成立,吳有訓兼所長(12月任中科院副院長)。同年8月,原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及結晶學研究室合併為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嚴濟慈任所長,陸學善任副所長、研究員。同月,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成立,藥物研究所因為科研人員少,改為研究室,趙承嘏仍擔任主任,暫時附屬在有機所下面,室址則分別有武康路395號、393號及岳陽路320號三處。1953年1月23日,中科院任命趙承嘏為藥物研究所所長。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自上海岳陽路319號遷往北京,藥物研究所於是全部遷入其址(另一說是太原路294號)。2003年5月再次遷址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該所至今仍是我國曆史最悠久,也是中國科學院唯一的綜合性藥物研究機構。


武康路395號,這些背後的故事你知道多少?

據趙承嘏兒子趙體平回憶:“解放以後,也有幾次談到藥物所要搬出武康路,但是,我父親始終不搬。因為,這個實驗室,這個所,是他決心終身工作的場所……我記不起他身前講過什麼豪言壯語,也記不起他有什麼特別事情。就像一個苦行僧,在晨鐘暮鼓的伴隨下度過其一生……他考慮一切事情,都從一點出發,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擾,堅持他的研究……他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埋頭於發現新的藥物品種,他將一生在實驗室裡、在藥物所度過了。”(趙體平: 《懷念先父趙承嘏》,《江陰文史資料》第11輯,1990年,第108頁)

1953年,武康路395號被華東文教委員會接管,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撥分配給燎原服裝廠作生產用房。1977年歸屬上海電影演員劇團使用,至2003年遷出。2008年及2013年,武康路395號先後經歷過兩次修繕。目前為上海文廣集團旗下的精文投資公司辦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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