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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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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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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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5、墓主人為東漢晚期新安縣長，男性，隨葬器物不見女性用品，表明新安長墓亦非夫妻合葬墓。其中隨葬的石研板用途是件學術屆頗受爭議的文物，過去大多認為系女性化妝研磨之器，故而多數文章稱之為石黛板。在浙江漢墓中石研板往往伴生有石研磨器一塊成對出土，石研板和研磨器上往往殘留有墨炲和硃砂。它不是件常見的隨葬物品，只出現在部分墓葬中。從龍遊初步整理的幾百座漢墓發掘資料中所見，此物常與劍、刀武器類共生，皆出於男性墓葬中，而非女性墓中。筆者認為該石研板和研磨器是將墨或硃砂顏料和上水研調成墨汁等用來書寫，即後來硯的前身，這正是漢代劉熙《釋名》中的解釋：“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浙江龍遊方家山東漢新安長墓
朱土生
2010年11月初至12月23日，為配合杭（杭州）—長（長沙）高鐵客運專線工程建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龍遊段詹家鎮夏金村方家山漢、六朝古墓葬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方家山（西側稱青皮殿山）位於夏金村東北向約1500米左右。此山系一黃土丘陵山崗，崗坡上分佈有漢、六朝墓葬群，並於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時被登錄在冊。這次鐵路工程施工時揭露出並列相距約20米左右共4座大墓，結構相同，朝向皆向北，判斷為一家族墓葬區。由於歷代多次盜掘及上世紀6、70年代農民挖墓磚造豬圈、廁屋成風，致其中三座墓葬毀壞殆盡，僅存部分墓底磚。值得慶幸的是墓區東側1號墓雖經盜掘，但墓葬結構基本保存完好，並且出土了一枚銅印，為“新安長印”，故墓葬命名為新安長墓。
該墓營建於一黃土山崗上，朝向北（355°），為磚室券頂結構墓葬，由青膏泥夯土圍牆和磚築墓室兩部分組成。
墓壙為豎穴土坑，現坑壁最深處達4米，平面呈凸字形，長15.3米，前部分寬達8.8米，後部分寬則為6.5米。墓葬原有封土堆起，據附近村民反映，50年代墓上仍存有饅頭狀大封土包，路人以為天然小山頭。
墓葬營造考究，在墓室周遭沿墓壙壁築有青膏泥夯土圍牆防護。青膏泥夯土牆高2.7米，夯築工藝痕跡明顯，共夯築有七層。青膏泥牆斷面呈梯形，上寬0.45米，下寬約1米，前室青膏泥夯土牆牆厚度略薄於後室。青膏泥色青白色，結構緻密，顆粒細膩，能很好地起到隔離墓葬周圍地下水的浸入，具有防水等功能;另外還能分擔來自周圍山體黃土對磚築墓室側牆的橫向擠壓,具有保護墓室免受壓力坍塌的作用。
墓室為磚築券頂墓結構，平面呈“申”字形，前後由兩個凸字形連接而成。磚築墓室分前後兩室，類似於當地傳統民居建築中的前廳後寢，由前往後（即從北向南）依次為封門、前甬道、前室（廳）、後甬道、後室（寢），總長12.3米。前甬道正前設墓道，墓道未鋪青磚，為生土黃土層，寬2.3米，因多年前就已遭到破壞，故墓道長不詳。墓道兩側還殘留有青膏泥夯土牆，從而得知墓壙內青膏泥夯土牆一直延伸至墓道兩側。
葬具已朽爛無存，故棺床的正確位置及大小難以判斷。從隨葬器物不見有女性用品上推測該墓為單人葬，且系男性。前室西側存有一堆整齊且經燃燒後的木炭條，當是墓主木棺入室時曾進行過某種祭祀活動留下的。
墓葬後室南端頂部沿後壁鑿有60釐米左右見方的盜洞一個，但又經同規格墓磚修補過的現狀說明，墓葬早期曾被盜掘。故大量珍貴隨葬物被洗劫一空，僅剩下些當時認為不值錢的陶瓷器類文物。
儘管如此，該墓仍然出土了34件文物。隨葬品以青瓷器、印紋硬陶為大宗，伴生有鐵器、銅器、金飾品和石器等。青瓷盞12件、四系罐2件、堆塑五管瓶1件、雙環提耳罐1件、盤口壺1件、雙耳束口罐1件，印紋硬陶罍3件（其中1件是釉陶），硬陶束口罐1件，泥質紅陶燈1件，銅洗1件、神獸鏡1件、新安長印1件、五銖錢及貨泉共4枚，鐵削2件、釜1件，金珠3粒，石研板1件。隨葬器物主要陳列於前室和後室：前室共陳放了10件，為陶瓷罐、壺、罍、盞、堆塑五管瓶、燈和鐵釜及銅洗；後室共陳放了18件，為陶瓷罐、壺、罍、盞、鐵削、銅鏡、銅印章、五銖貨泉錢幣和金珠及石研板；其餘6件青瓷盞則置放在前後甬道上。
考證：
1、雖然該墓早期曾被盜掘、以及20世紀50-70年代又遭當地農民盛行挖掘墓磚築畜屋棚和茅廁等的毀壞，可值得慶幸的是，考古人員在後室墓底發現了一枚能反映墓主人身份的瓦紐銅印，該印陰刻篆書“新安長印”四字。由此，我們得知是一枚新安縣“長”官印。
龍遊西漢稱太末縣，屬會稽郡，是個大縣：“其地實兼有今西安（現為衢州市柯城區和衢江區）、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今屬江西上饒市）及湯溪縣之半。” 東漢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縣（今龍遊縣）置新安縣，為衢縣（今衢州）建縣之始，仍屬會稽郡。三國吳寶鼎元年（226年），新安縣改屬東陽郡。晉太康元年（280年），因與弘農郡新安縣同名，改新安為信安縣，仍隸東陽郡，至此衢州古代使用“新安縣”名結束（民國餘紹宋《龍遊縣志》）。我們又從民國《衢縣誌》·沿革中查到：“漢末所分之定陽（今為常山縣）特劃出新安之一部分耳”。雍正《常山縣誌》亦如上所記，曰：“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年）分太末立新安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孫氏分新安立定陽縣。”
大家知道，漢代地方縣級建制“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以上文獻記載讓我們知道，新安“長”逐漸成長為新安“令”用了不長時間，且至東漢晚期（218年）早已發展成為當時的大縣後又分立出定陽縣，相隔時間僅26年。所以墓中出土的“新安長印”，毋庸置疑就是這段26年內由太末析出初期轄管萬戶以下的新安縣“長”官印，因為待到新安縣經濟的發達、人口的增長為萬戶的時候，她的最高長官可是要稱為新安令了。因此，龍遊方家山新安長墓葬年代明確，即公元192-218年時間跨度內的東漢晚期。
所以，新安長墓的重見天日為研究龍遊及衢州地區東漢至三國時間段的歷史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也為浙江各地同時期出土的陶瓷器等器物的年代提供了斷代標尺。
2、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瓷器，釉色青翠滋潤、玻光感強，胎釉結合緊密（個別器物因生燒釉色泛黃，胎釉結合欠佳），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由原始瓷（高溫釉陶）蛻變為成熟的瓷器。浙江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陸續發現了多處東漢窯址，其中上虞小仙壇東漢古窯址是學術界公認的越窯青瓷發祥地之一。龍遊縣文物部門於上世紀80年代在白羊壟窯址初步調查中發現了達11條之多的漢代窯址。2008年8月，為配合浙贛線電氣化鐵路建設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會同龍遊縣博物館對白羊壠漢代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見產品數量上以硬陶和印紋陶為主，並見有高溫釉陶及少量青瓷。墓中出土的印紋陶和高溫釉陶及硬陶可以從該窯發掘的器物中找到相同的產品。因此，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瓷器再次證明了龍遊在漢代是浙江中西部地區的陶瓷製作中心，也是我國早期青瓷器的發祥地之一。
3、東漢新安長墓是迄今浙江省內所見報道、新發現的規模最大、營建最為考究的大型磚室券頂墓：青膏泥護牆長15.3米，最寬處為8.8米；墓室總長12.3米、前室面闊5.5米；後室牆及券頂用磚三層砌築、墓底磚鋪三層，營築之精美、規格之高堪比王侯貴族的寢宮。它的發現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太末地區（現為龍遊、衢州一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及物質富足，同時也為研究漢代浙江地區民俗殯葬禮儀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4、墓中隨葬的青瓷堆塑五管瓶，釉色青潤，造型精美，最具特色的是器物肩部堆塑有四個深目高鼻、著右衽寬大長袍的胡人。這種器物在浙江地區的漢、六朝墓葬冥器中常有發現，且大多出土於規模、規格較大的墓葬內（普通墓中鮮見）。從而反映出東漢時期江南一帶富裕的貴族階層可能盛行蓄養胡人家奴的風氣，以彰顯其身份和地位。
5、墓主人為東漢晚期新安縣長，男性，隨葬器物不見女性用品，表明新安長墓亦非夫妻合葬墓。其中隨葬的石研板用途是件學術屆頗受爭議的文物，過去大多認為系女性化妝研磨之器，故而多數文章稱之為石黛板。在浙江漢墓中石研板往往伴生有石研磨器一塊成對出土，石研板和研磨器上往往殘留有墨炲和硃砂。它不是件常見的隨葬物品，只出現在部分墓葬中。從龍遊初步整理的幾百座漢墓發掘資料中所見，此物常與劍、刀武器類共生，皆出於男性墓葬中，而非女性墓中。筆者認為該石研板和研磨器是將墨或硃砂顏料和上水研調成墨汁等用來書寫，即後來硯的前身，這正是漢代劉熙《釋名》中的解釋：“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