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的時候，我們的媽媽五十歲。我們是怎麼談她們的？
我和家萱在一個浴足館按摩，並排懶坐，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進來，我們卻可以把過路的人看個清楚。
這是上海，這是衡山路。每一個亞洲城市都曾經有過這麼一條路——餐廳特別時髦，酒吧特別昂貴，時裝店冷氣極強，燈光特別亮，牆上的海報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寫的“米蘭”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著白皙的腿還是纖細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樣的短髮配牛仔褲還是隨風飄起的長髮配透明的絲巾，一顰一笑之間都輻射著美的自覺。每一個經過這面大窗的女郎，即使是獨自一人，都帶著一種演出的神情和姿態，美美地走過。她們在愛戀自己的青春。
家萱說，我記得啊，我媽管我管得煩死了，從我上小學開始，她就怕我出門被強姦，到了二十歲了還不准我超過十二點回家，每次晚回來她都一定要等門，然後也不開口說話，就是要讓你“良心發現，自覺慚愧”。我媽簡直就是個道德警察。
我說，我也記得啊，我媽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時在美國電影看見演“母親”的說話細聲細氣的，渾身是優雅“教養”。我想，我媽也是杭州的綢緞莊大小姐，怎麼這麼“豪氣”啊？當然，逃難，還生四個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麼細得起來？她說話聲音大，和鄰居們講到高興時，會笑得驚天動地。她不怒則已，一怒而開罵時，正義凜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只能抱頭逃竄。
現在，我們自己五十多歲了，媽媽們成了八十多歲的“老媼”。
“你媽會時光錯亂嗎？”她問。
會啊，我說，譬如又一次帶她到鄉下看風景，她很興奮，一路上說個不停：“這條路走下去轉個彎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說：“你看你看，那個山頭我常去收租，就是那裡。”
我就對她說：“媽，這裡你沒來過啦。”她就開罵了：“亂講，我就住這裡，我家就在那山谷裡，那裡還有條河，叫新安江。”
我才明白，這一片臺灣的美麗山林，彷彿浙江，使她忽然時光轉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發光，孩子似的指著車窗外：“佃農在我家地上種了很多楊梅、桃子，我爸爸讓我去收租，佃農都對我很好，給我一大堆果子帶走，我還爬很高的樹呢。”
“你今年幾歲，媽？”我輕聲問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很小聲地說：“我……我媽呢？我要找我媽。”
家萱的母親住在北京一家安養院裡。“開始的時候，她老說有人打她，剃她頭髮，聽得我糊塗——這個贍養院很有品質，怎麼會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些憂鬱，“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她回到了‘文革時期’。年輕的時候，她是廠裡的出納，被拖出去打，讓她洗廁所，把她剃成陰陽頭——總之，就是對人極盡的侮辱。”
在你最衰弱的時候，卻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著沉默的家萱：“那……你怎麼辦？”
她說：“想了好久，後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我自己寫了個證明書，就寫‘某某人工作努力，態度良好，愛國愛黨，是本廠優良職工，已經被平反，恢復一切待遇’，然後還刻了一個好大的章，叫什麼什麼委員會，蓋在證明書上。告訴看護說，媽媽一說有人打她，就把這證明書拿出來給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麼我們這些五十歲的女人都在做一樣的事情啊。我媽每天都在數她錢包裡的鈔票，每天都邊數邊說：“我沒錢，哪裡去了？”我們跟她解釋說她的錢在銀行裡，她就用那種懷疑的眼光盯著你看，然後還是時時刻刻緊抓著錢包，焦慮萬分，怎麼辦？我於是打了一個“銀行證明”：“茲證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萬元整”，然後下面蓋個方方正正的章，紅色的，正的反的連蓋好幾個，看起來很衙門，很威風。我交代印傭：“她一提到錢，你就把這證明拿出來讓她看。”我把好幾副老花眼鏡也備妥，跟“銀行證明”一起放在她床頭抽屜。錢包，塞在她枕頭底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媽媽手記”技術交換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年輕的女郎，寬闊飄逸的絲綢褲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靈靈的妖嬌模樣；她的手指一直繞著自己的髮絲，帶給別人看的淺淺的笑，款款行走。
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心中漸漸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