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起先吳三桂接受大順政權招撫後，被李自成派往山海關接替防務的是在居庸關歸降的前明總兵唐通。李自成未派嫡系大將出鎮山海關，一方面是對吳三桂及關外清軍缺乏警惕，另一方面則是兵力分散已不敷分派，試圖收縮嫡系部隊形成拳頭。
然而唐通及原部八千兵馬在遭遇吳三桂叛變突襲後被一擊即潰，繼而支援唐通的前明將白廣恩部也被擊敗。此時李自成已意識到局勢嚴重性，但他已來不及集結更多兵馬，劉宗敏又拒絕率部出征，唯一方法是親率現有嫡系精銳，趕在關外清軍異動前消滅吳三桂，重新奪控山海關。
山海敗績
駐北京的大順軍嫡系主要由李自成統率的主力及李過所率的後營、劉芳亮所率的左營構成。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率“步騎五萬，聲言十萬”（《平寇志》）東征山海關。這應是當時大順軍在京師地區所可調遣的全部機動兵力。原可約五日完成的進軍路途走了八天，大順軍尚未進抵山海關，與東征北京時的高歌猛進判若雲泥，也從側面說明李自成以現有兵力對敵無必克信心。
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起先吳三桂接受大順政權招撫後，被李自成派往山海關接替防務的是在居庸關歸降的前明總兵唐通。李自成未派嫡系大將出鎮山海關，一方面是對吳三桂及關外清軍缺乏警惕，另一方面則是兵力分散已不敷分派，試圖收縮嫡系部隊形成拳頭。
然而唐通及原部八千兵馬在遭遇吳三桂叛變突襲後被一擊即潰，繼而支援唐通的前明將白廣恩部也被擊敗。此時李自成已意識到局勢嚴重性，但他已來不及集結更多兵馬，劉宗敏又拒絕率部出征，唯一方法是親率現有嫡系精銳，趕在關外清軍異動前消滅吳三桂，重新奪控山海關。
山海敗績
駐北京的大順軍嫡系主要由李自成統率的主力及李過所率的後營、劉芳亮所率的左營構成。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率“步騎五萬，聲言十萬”（《平寇志》）東征山海關。這應是當時大順軍在京師地區所可調遣的全部機動兵力。原可約五日完成的進軍路途走了八天，大順軍尚未進抵山海關，與東征北京時的高歌猛進判若雲泥，也從側面說明李自成以現有兵力對敵無必克信心。
大順軍主力雖未與吳三桂軍有直接較量，但崇禎曾多次調遣關寧軍至關內鎮壓起義軍。關寧軍的戰力較內地明軍為強，曾屢次給起義軍予重創。儘管關寧軍在大淩河城及錦州之戰中損失慘重，但其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軍仍不可輕視。
李自成小心謹慎，仍不放棄以政治手段試圖再次招降吳三桂。在政治手段徹底無效後，李自成放棄幻想全力一搏，但關外清軍馳援，使大順軍戰吳三桂軍未克，又面臨“胡兵似倍於流賊”（《李朝實錄》）的逆境，奮戰下終告失利。
清軍參戰在戰術上達成了突然性，但在戰略上卻不足以令大順軍高層驚慌失措而戰敗。清軍參戰前，李自成對吳三桂勾引清軍來援已有所察覺：大順軍唐通部於清軍主力入關前一日，在距山海關約二十里的一片石被清軍擊敗；四月二十二日晨，吳三桂見難以獨力支撐，衝過包圍關城的大順軍陣地向多爾袞求援。
即使不算入偵騎的查探，上述兩個明顯的訊息已足以為李自成提供足夠警示，令其不可能對清軍的動向無動於衷。但大順軍的兵力僅稍多於吳軍，已無足夠兵力作為預備隊，面對從南水門、北關門、關中門傾瀉而來的數萬清軍鐵騎時，李自成並無有效的應對之策。
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起先吳三桂接受大順政權招撫後，被李自成派往山海關接替防務的是在居庸關歸降的前明總兵唐通。李自成未派嫡系大將出鎮山海關，一方面是對吳三桂及關外清軍缺乏警惕，另一方面則是兵力分散已不敷分派，試圖收縮嫡系部隊形成拳頭。
然而唐通及原部八千兵馬在遭遇吳三桂叛變突襲後被一擊即潰，繼而支援唐通的前明將白廣恩部也被擊敗。此時李自成已意識到局勢嚴重性，但他已來不及集結更多兵馬，劉宗敏又拒絕率部出征，唯一方法是親率現有嫡系精銳，趕在關外清軍異動前消滅吳三桂，重新奪控山海關。
山海敗績
駐北京的大順軍嫡系主要由李自成統率的主力及李過所率的後營、劉芳亮所率的左營構成。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率“步騎五萬，聲言十萬”（《平寇志》）東征山海關。這應是當時大順軍在京師地區所可調遣的全部機動兵力。原可約五日完成的進軍路途走了八天，大順軍尚未進抵山海關，與東征北京時的高歌猛進判若雲泥，也從側面說明李自成以現有兵力對敵無必克信心。
大順軍主力雖未與吳三桂軍有直接較量，但崇禎曾多次調遣關寧軍至關內鎮壓起義軍。關寧軍的戰力較內地明軍為強，曾屢次給起義軍予重創。儘管關寧軍在大淩河城及錦州之戰中損失慘重，但其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軍仍不可輕視。
李自成小心謹慎，仍不放棄以政治手段試圖再次招降吳三桂。在政治手段徹底無效後，李自成放棄幻想全力一搏，但關外清軍馳援，使大順軍戰吳三桂軍未克，又面臨“胡兵似倍於流賊”（《李朝實錄》）的逆境，奮戰下終告失利。
清軍參戰在戰術上達成了突然性，但在戰略上卻不足以令大順軍高層驚慌失措而戰敗。清軍參戰前，李自成對吳三桂勾引清軍來援已有所察覺：大順軍唐通部於清軍主力入關前一日，在距山海關約二十里的一片石被清軍擊敗；四月二十二日晨，吳三桂見難以獨力支撐，衝過包圍關城的大順軍陣地向多爾袞求援。
即使不算入偵騎的查探，上述兩個明顯的訊息已足以為李自成提供足夠警示，令其不可能對清軍的動向無動於衷。但大順軍的兵力僅稍多於吳軍，已無足夠兵力作為預備隊，面對從南水門、北關門、關中門傾瀉而來的數萬清軍鐵騎時，李自成並無有效的應對之策。
吳三桂畫像
清軍的突然參戰，使已與吳三桂軍混戰良久的大順軍腹背受敵，難以脫離戰場。清軍騎兵趁東北風大作，快速迂迴突至大順軍左側背發起攻擊。兩面夾擊下，久戰兵疲的大順軍支撐不住而潰敗，部分將士被清軍及吳軍分割圍殲：“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瀰漫大野，騎賊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東海口，盡為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沈館錄》卷7）。
為誇耀武功，《清實錄》等清方檔案將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誇大為二十萬人，實際上大順軍的兵力遠少於此數，清軍中觀戰的朝鮮人李麳認為大順軍兵力僅達清軍一半，部分史籍記載大順軍僅六萬人，且戰鬥中被殺者不少是隨軍徵發、輸送糧草等後勤支援的民夫。但此役是大順軍東征主力的全力一搏，故造成的損失相當慘痛：“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所選驍鋒戰將莫不盡傷”（《甲申傳信錄》卷8）、“自成回京，面目塵垢，從騎七千，步兵為盡”（《國榷》卷101）。
棄京西撤
有觀點將大順北京守軍未及時支援東征部隊列為山海關戰敗原因之一，但從戰後李自成放棄堅守北京的舉動分析，留守兵力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不如東征山海的人馬，而且在城中明朝殘餘勢力蠢蠢欲動的不穩定態勢下，根本分派不出足以扭轉勝負天平的援軍。
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起先吳三桂接受大順政權招撫後，被李自成派往山海關接替防務的是在居庸關歸降的前明總兵唐通。李自成未派嫡系大將出鎮山海關，一方面是對吳三桂及關外清軍缺乏警惕，另一方面則是兵力分散已不敷分派，試圖收縮嫡系部隊形成拳頭。
然而唐通及原部八千兵馬在遭遇吳三桂叛變突襲後被一擊即潰，繼而支援唐通的前明將白廣恩部也被擊敗。此時李自成已意識到局勢嚴重性，但他已來不及集結更多兵馬，劉宗敏又拒絕率部出征，唯一方法是親率現有嫡系精銳，趕在關外清軍異動前消滅吳三桂，重新奪控山海關。
山海敗績
駐北京的大順軍嫡系主要由李自成統率的主力及李過所率的後營、劉芳亮所率的左營構成。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率“步騎五萬，聲言十萬”（《平寇志》）東征山海關。這應是當時大順軍在京師地區所可調遣的全部機動兵力。原可約五日完成的進軍路途走了八天，大順軍尚未進抵山海關，與東征北京時的高歌猛進判若雲泥，也從側面說明李自成以現有兵力對敵無必克信心。
大順軍主力雖未與吳三桂軍有直接較量，但崇禎曾多次調遣關寧軍至關內鎮壓起義軍。關寧軍的戰力較內地明軍為強，曾屢次給起義軍予重創。儘管關寧軍在大淩河城及錦州之戰中損失慘重，但其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軍仍不可輕視。
李自成小心謹慎，仍不放棄以政治手段試圖再次招降吳三桂。在政治手段徹底無效後，李自成放棄幻想全力一搏，但關外清軍馳援，使大順軍戰吳三桂軍未克，又面臨“胡兵似倍於流賊”（《李朝實錄》）的逆境，奮戰下終告失利。
清軍參戰在戰術上達成了突然性，但在戰略上卻不足以令大順軍高層驚慌失措而戰敗。清軍參戰前，李自成對吳三桂勾引清軍來援已有所察覺：大順軍唐通部於清軍主力入關前一日，在距山海關約二十里的一片石被清軍擊敗；四月二十二日晨，吳三桂見難以獨力支撐，衝過包圍關城的大順軍陣地向多爾袞求援。
即使不算入偵騎的查探，上述兩個明顯的訊息已足以為李自成提供足夠警示，令其不可能對清軍的動向無動於衷。但大順軍的兵力僅稍多於吳軍，已無足夠兵力作為預備隊，面對從南水門、北關門、關中門傾瀉而來的數萬清軍鐵騎時，李自成並無有效的應對之策。
吳三桂畫像
清軍的突然參戰，使已與吳三桂軍混戰良久的大順軍腹背受敵，難以脫離戰場。清軍騎兵趁東北風大作，快速迂迴突至大順軍左側背發起攻擊。兩面夾擊下，久戰兵疲的大順軍支撐不住而潰敗，部分將士被清軍及吳軍分割圍殲：“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瀰漫大野，騎賊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東海口，盡為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沈館錄》卷7）。
為誇耀武功，《清實錄》等清方檔案將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誇大為二十萬人，實際上大順軍的兵力遠少於此數，清軍中觀戰的朝鮮人李麳認為大順軍兵力僅達清軍一半，部分史籍記載大順軍僅六萬人，且戰鬥中被殺者不少是隨軍徵發、輸送糧草等後勤支援的民夫。但此役是大順軍東征主力的全力一搏，故造成的損失相當慘痛：“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所選驍鋒戰將莫不盡傷”（《甲申傳信錄》卷8）、“自成回京，面目塵垢，從騎七千，步兵為盡”（《國榷》卷101）。
棄京西撤
有觀點將大順北京守軍未及時支援東征部隊列為山海關戰敗原因之一，但從戰後李自成放棄堅守北京的舉動分析，留守兵力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不如東征山海的人馬，而且在城中明朝殘餘勢力蠢蠢欲動的不穩定態勢下，根本分派不出足以扭轉勝負天平的援軍。
山海關
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雖低於吳三桂軍及清軍的總和，卻是崇禎十三年後李自成重建的軍隊中堅。這支核心力量的失血，不僅使李自成沒有足夠的骨幹組織起北京的防禦，也使大順軍在後撤途中與清軍屢戰失利。大順軍從山海關敗退至永平時，李自成試圖“重整旗鼓，但許多部下拒不聽命，沿著通往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撤退”（《洪業——清朝開國史》）。撤回北京後，李自成曾試圖堅守待援，並採取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等備戰措施，但不足一日後便決定棄城西撤。
這種突然的反覆映射出包括李自成在內的大順軍高層已喪失憑藉現有兵力守禦北京的信心，而其根源在於軍中精銳已遭重創。
此後，李自成再也無力在畿輔地區遏止清吳聯軍，五月初八在慶都城東的阻擊戰中，大順軍再次戰敗，蘄侯谷英陣亡，大將左光先負傷；繼而，大順軍又在真定被清軍擊敗，被迫由井陘退入山西。
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精銳和野戰兵力的損失，使李自成面臨來自內外部的雙重壓力：外部有清吳聯軍的追擊，和前明官紳發動的叛亂；內部有因慘敗帶來的軍心瓦解，及前明將明軍的蠢動。之後李自成倉促西撤，雖在山西佈置了防禦力量，但未留駐嫡系大將統一指揮。著名歷史學家顧誠評價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但當時李自成所面臨的環境已較為險惡，只能做出與其實力相應的對策。
儘管大順失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後人卻可從普遍的軍事規律來推斷李自成急速西撤的誘因。
覆敗開端
大順軍渡河東征北京時，除榆林、太原、寧武、保定等地的抵抗較為激烈外，明朝文武官紳無不望風而降。明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陽和兵備道於重華、定西伯唐通、襄城伯李國禎等或先期遞送降表，或派心腹納款，或兵至即降。大批明將明軍的倒戈投誠，壯大了大順軍的兵力，此類政治投機固然減少了李自成攻取北京的阻力，卻也埋下了隱患。
出於安定降將人心和爭取支持等考慮，李自成並未打散降兵的組織和建制，令姜瓖、唐通等繼續統領舊部。如此一來大部分前明軍在大順軍中保持了相對獨立性，難以被消化吸收，姜瓖等降將對舊部仍保持著控制及影響。在大順政權的發展順風順水時，前明軍仍能出於利益需要保持對新政權的忠誠，一旦戰事不利，這種建立不久的依附關係便顯得極其脆弱。
隨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的慘重犧牲，在大順政權新近控制的華北地區，大順軍中的前明軍所佔比例陡然升高。隨之而來的是包括降將在內的前明官紳在大順和清間首鼠兩端，大順軍及地方政權內部不穩定因素加劇。
張震耿
國家人文歷史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
崇禎十七年春，大順軍東渡黃河，佔領山西、河北、北京、山東以及河南部分地區、江蘇北部地區，大順政權至此達到鼎盛。大順軍雖號稱百萬之眾，但兵力分散在各戰略要地駐防，最後會集於北京的軍隊並不多，導致發生吳三桂降而復叛的突發事件後，來不及集結更多兵力。
東征北京前，大順軍白旺部七萬餘人留守湖北荊襄地區，綿侯袁宗第率領的右營則被明軍左良玉等部牽制於湖廣，均未能參加即將到來的大戰。
其中，袁宗第部在山海關戰役後北上馳援，但為時已晚。袁宗第統率的右營是大順軍五大主力之一，白旺部是守禦大順政權老根據地“襄京”的精兵，戰鬥力和忠誠度均較高。
分兩路東征北京的大順軍也在攻城略地的過程中不斷分散：
南線的劉芳亮統率左營攻克懷慶、長治、彰德府、大名府、廣平、邢臺、河間、保定等地後，相繼留下孫明翼、劉忠、劉汝魁、翟鳳耆、張洪等將領分兵把守；
北線李自成、劉宗敏統率的主力先後留張天琳守大同、馬重禧守真定，攻克北京後又派遣趙應元、董學禮各率兵三千分赴山東、江淮，兵力進一步分散。
史載，李自成“破京師，兵漸分、糧不足、既守城、復防邊，支吾不給”（《懷陵流寇始終錄》卷18）。大順軍糧草供給出現困難，對老營便只能採取限量供應的措施：“自成後給老本米止數斛，馬豆日數升，眾頗怨之”（《甲申傳信錄》）。嫡系人馬的缺位，使李自成在即將決定大順政權命運的山海關戰役中不得不倚靠前明降兵降將，糧餉不足更是雪上加霜。
起先吳三桂接受大順政權招撫後，被李自成派往山海關接替防務的是在居庸關歸降的前明總兵唐通。李自成未派嫡系大將出鎮山海關，一方面是對吳三桂及關外清軍缺乏警惕，另一方面則是兵力分散已不敷分派，試圖收縮嫡系部隊形成拳頭。
然而唐通及原部八千兵馬在遭遇吳三桂叛變突襲後被一擊即潰，繼而支援唐通的前明將白廣恩部也被擊敗。此時李自成已意識到局勢嚴重性，但他已來不及集結更多兵馬，劉宗敏又拒絕率部出征，唯一方法是親率現有嫡系精銳，趕在關外清軍異動前消滅吳三桂，重新奪控山海關。
山海敗績
駐北京的大順軍嫡系主要由李自成統率的主力及李過所率的後營、劉芳亮所率的左營構成。四月十三日，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率“步騎五萬，聲言十萬”（《平寇志》）東征山海關。這應是當時大順軍在京師地區所可調遣的全部機動兵力。原可約五日完成的進軍路途走了八天，大順軍尚未進抵山海關，與東征北京時的高歌猛進判若雲泥，也從側面說明李自成以現有兵力對敵無必克信心。
大順軍主力雖未與吳三桂軍有直接較量，但崇禎曾多次調遣關寧軍至關內鎮壓起義軍。關寧軍的戰力較內地明軍為強，曾屢次給起義軍予重創。儘管關寧軍在大淩河城及錦州之戰中損失慘重，但其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軍仍不可輕視。
李自成小心謹慎，仍不放棄以政治手段試圖再次招降吳三桂。在政治手段徹底無效後，李自成放棄幻想全力一搏，但關外清軍馳援，使大順軍戰吳三桂軍未克，又面臨“胡兵似倍於流賊”（《李朝實錄》）的逆境，奮戰下終告失利。
清軍參戰在戰術上達成了突然性，但在戰略上卻不足以令大順軍高層驚慌失措而戰敗。清軍參戰前，李自成對吳三桂勾引清軍來援已有所察覺：大順軍唐通部於清軍主力入關前一日，在距山海關約二十里的一片石被清軍擊敗；四月二十二日晨，吳三桂見難以獨力支撐，衝過包圍關城的大順軍陣地向多爾袞求援。
即使不算入偵騎的查探，上述兩個明顯的訊息已足以為李自成提供足夠警示，令其不可能對清軍的動向無動於衷。但大順軍的兵力僅稍多於吳軍，已無足夠兵力作為預備隊，面對從南水門、北關門、關中門傾瀉而來的數萬清軍鐵騎時，李自成並無有效的應對之策。
吳三桂畫像
清軍的突然參戰，使已與吳三桂軍混戰良久的大順軍腹背受敵，難以脫離戰場。清軍騎兵趁東北風大作，快速迂迴突至大順軍左側背發起攻擊。兩面夾擊下，久戰兵疲的大順軍支撐不住而潰敗，部分將士被清軍及吳軍分割圍殲：“一食之頃，戰場空虛，積屍相枕，瀰漫大野，騎賊之奔北者追逐二十里至城東海口，盡為斬殺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幾矣”（《沈館錄》卷7）。
為誇耀武功，《清實錄》等清方檔案將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誇大為二十萬人，實際上大順軍的兵力遠少於此數，清軍中觀戰的朝鮮人李麳認為大順軍兵力僅達清軍一半，部分史籍記載大順軍僅六萬人，且戰鬥中被殺者不少是隨軍徵發、輸送糧草等後勤支援的民夫。但此役是大順軍東征主力的全力一搏，故造成的損失相當慘痛：“步卒且盡，傷騎兵過半，所選驍鋒戰將莫不盡傷”（《甲申傳信錄》卷8）、“自成回京，面目塵垢，從騎七千，步兵為盡”（《國榷》卷101）。
棄京西撤
有觀點將大順北京守軍未及時支援東征部隊列為山海關戰敗原因之一，但從戰後李自成放棄堅守北京的舉動分析，留守兵力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不如東征山海的人馬，而且在城中明朝殘餘勢力蠢蠢欲動的不穩定態勢下，根本分派不出足以扭轉勝負天平的援軍。
山海關
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雖低於吳三桂軍及清軍的總和，卻是崇禎十三年後李自成重建的軍隊中堅。這支核心力量的失血，不僅使李自成沒有足夠的骨幹組織起北京的防禦，也使大順軍在後撤途中與清軍屢戰失利。大順軍從山海關敗退至永平時，李自成試圖“重整旗鼓，但許多部下拒不聽命，沿著通往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撤退”（《洪業——清朝開國史》）。撤回北京後，李自成曾試圖堅守待援，並採取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等備戰措施，但不足一日後便決定棄城西撤。
這種突然的反覆映射出包括李自成在內的大順軍高層已喪失憑藉現有兵力守禦北京的信心，而其根源在於軍中精銳已遭重創。
此後，李自成再也無力在畿輔地區遏止清吳聯軍，五月初八在慶都城東的阻擊戰中，大順軍再次戰敗，蘄侯谷英陣亡，大將左光先負傷；繼而，大順軍又在真定被清軍擊敗，被迫由井陘退入山西。
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精銳和野戰兵力的損失，使李自成面臨來自內外部的雙重壓力：外部有清吳聯軍的追擊，和前明官紳發動的叛亂；內部有因慘敗帶來的軍心瓦解，及前明將明軍的蠢動。之後李自成倉促西撤，雖在山西佈置了防禦力量，但未留駐嫡系大將統一指揮。著名歷史學家顧誠評價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但當時李自成所面臨的環境已較為險惡，只能做出與其實力相應的對策。
儘管大順失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後人卻可從普遍的軍事規律來推斷李自成急速西撤的誘因。
覆敗開端
大順軍渡河東征北京時，除榆林、太原、寧武、保定等地的抵抗較為激烈外，明朝文武官紳無不望風而降。明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陽和兵備道於重華、定西伯唐通、襄城伯李國禎等或先期遞送降表，或派心腹納款，或兵至即降。大批明將明軍的倒戈投誠，壯大了大順軍的兵力，此類政治投機固然減少了李自成攻取北京的阻力，卻也埋下了隱患。
出於安定降將人心和爭取支持等考慮，李自成並未打散降兵的組織和建制，令姜瓖、唐通等繼續統領舊部。如此一來大部分前明軍在大順軍中保持了相對獨立性，難以被消化吸收，姜瓖等降將對舊部仍保持著控制及影響。在大順政權的發展順風順水時，前明軍仍能出於利益需要保持對新政權的忠誠，一旦戰事不利，這種建立不久的依附關係便顯得極其脆弱。
隨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的慘重犧牲，在大順政權新近控制的華北地區，大順軍中的前明軍所佔比例陡然升高。隨之而來的是包括降將在內的前明官紳在大順和清間首鼠兩端，大順軍及地方政權內部不穩定因素加劇。
而戰事的迫近，使李自成無時間也無能力完成穩定軍隊的效果。軍隊及地方的失控苗頭在大順軍撤離北京前已開始顯現，而大順軍撤離北京後，前明官紳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掀起叛亂。大順政權任命的包括節度使、防禦使在內的大批文武官吏相繼遇害，地方政權遭受嚴重破壞，加速了李自成西撤。這種內部動盪不安的局面，直至大順政權覆亡也未能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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