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之敗：李自成大順政權覆亡根源在此暴露無遺'

1644年4月發生的山海關戰役，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順軍不僅未能攻克山海關，反而在清吳聯軍的合力剿殺下損失慘重，並很快丟失了佔據不久的北京。這場失敗在李自成離京東征時就已埋下伏筆。

有觀點將大順北京守軍未及時支援東征部隊列為山海關戰敗原因之一，但從戰後李自成放棄堅守北京的舉動分析，留守兵力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遠不如東征山海的人馬，而且在城中明朝殘餘勢力蠢蠢欲動的不穩定態勢下，根本分派不出足以扭轉勝負天平的援軍。

山海關

大順軍投入山海關戰役的兵力雖低於吳三桂軍及清軍的總和，卻是崇禎十三年後李自成重建的軍隊中堅。這支核心力量的失血，不僅使李自成沒有足夠的骨幹組織起北京的防禦，也使大順軍在後撤途中與清軍屢戰失利。大順軍從山海關敗退至永平時，李自成試圖“重整旗鼓，但許多部下拒不聽命，沿著通往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撤退”（《洪業——清朝開國史》）。撤回北京後，李自成曾試圖堅守待援，並採取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等備戰措施，但不足一日後便決定棄城西撤。

這種突然的反覆映射出包括李自成在內的大順軍高層已喪失憑藉現有兵力守禦北京的信心，而其根源在於軍中精銳已遭重創。

此後，李自成再也無力在畿輔地區遏止清吳聯軍，五月初八在慶都城東的阻擊戰中，大順軍再次戰敗，蘄侯谷英陣亡，大將左光先負傷；繼而，大順軍又在真定被清軍擊敗，被迫由井陘退入山西。

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精銳和野戰兵力的損失，使李自成面臨來自內外部的雙重壓力：外部有清吳聯軍的追擊，和前明官紳發動的叛亂；內部有因慘敗帶來的軍心瓦解，及前明將明軍的蠢動。之後李自成倉促西撤，雖在山西佈置了防禦力量，但未留駐嫡系大將統一指揮。著名歷史學家顧誠評價李自成“部署之不當又一次證明了他缺乏戰略眼光”，但當時李自成所面臨的環境已較為險惡，只能做出與其實力相應的對策。

儘管大順失敗後檔案材料毀滅殆盡，後人卻可從普遍的軍事規律來推斷李自成急速西撤的誘因。

覆敗開端

大順軍渡河東征北京時，除榆林、太原、寧武、保定等地的抵抗較為激烈外，明朝文武官紳無不望風而降。明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陽和兵備道於重華、定西伯唐通、襄城伯李國禎等或先期遞送降表，或派心腹納款，或兵至即降。大批明將明軍的倒戈投誠，壯大了大順軍的兵力，此類政治投機固然減少了李自成攻取北京的阻力，卻也埋下了隱患。

出於安定降將人心和爭取支持等考慮，李自成並未打散降兵的組織和建制，令姜瓖、唐通等繼續統領舊部。如此一來大部分前明軍在大順軍中保持了相對獨立性，難以被消化吸收，姜瓖等降將對舊部仍保持著控制及影響。在大順政權的發展順風順水時，前明軍仍能出於利益需要保持對新政權的忠誠，一旦戰事不利，這種建立不久的依附關係便顯得極其脆弱。

隨山海關戰役中嫡系的慘重犧牲，在大順政權新近控制的華北地區，大順軍中的前明軍所佔比例陡然升高。隨之而來的是包括降將在內的前明官紳在大順和清間首鼠兩端，大順軍及地方政權內部不穩定因素加劇。

而戰事的迫近，使李自成無時間也無能力完成穩定軍隊的效果。軍隊及地方的失控苗頭在大順軍撤離北京前已開始顯現，而大順軍撤離北京後，前明官紳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掀起叛亂。大順政權任命的包括節度使、防禦使在內的大批文武官吏相繼遇害，地方政權遭受嚴重破壞，加速了李自成西撤。這種內部動盪不安的局面，直至大順政權覆亡也未能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