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治辰：2018年底，70後小說家徐則臣出版了他的最新長篇小說《北上》。2014年申遺成功之後，京杭大運河被賦予了太多意義。但徐則臣並未陷入這些意義當中，而是逆流而上，超越種種意義，將他所瞭解的運河知識、景緻與故事，窮形盡相地寫出來。從這個角度說，《北上》堪稱關於京杭大運河的《清明上河圖》。
徐則臣找到了一個稱職的線索人物、一雙再適合不過的散點透視的眼睛——來自意大利的旅行者小波羅。隨著小波羅溯流北上的行程，一百多年前的京杭大運河在小說中徐徐展開。但是和小說的敘述者一樣，小波羅並不尋找意義，他來中國是尋找弟弟的。這反而讓他懷有一種無差別心的強烈好奇，將運河沿途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切全都呈現出來。
《北上》中有兩條交錯並行的敘事線索，一條是20世紀初年小波羅與嚮導謝平遙、隨從邵常來、保鏢孫過程等人沿運河北上的航行。另外一條則是2014年運河申遺成功的前夜，各家後人以不同身份，出於不同目的對於先祖記憶與運河歷史的探尋與留存。當小波羅的航行遇到挫折，小說便筆鋒一轉，跳到百年之後，反之亦然。
正如小說這種結構所暗示的，那條歷史上的偉大運河，需要依靠今天對過往的反覆打撈與疏通才可能完整呈現。小說的情節、結構與小說所表達的對象，在此實現了頗具匠心的統一。
徐則臣非常清楚，小說家的任務是表現世界，並不是判斷生死善惡。他讓不同的意義全部呈現出來，彼此對話，相互生成。因此《北上》提供了更多、更混雜的意義，而這也可能是更準確的意義。
李壯：徐則臣在一篇對談裡說：“寫了很多年運河，但是運河從來都是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這一次要認認真真地看一看運河對古代有什麼意義，對今天有什麼意義，對整個中國人的性格形成，有什麼意義。”毫無疑問，大運河在徐則臣的筆下，被賦予了深沉的歷史隱喻涵義。《北上》是一次挖開淤泥後的歷史打撈，同時是一次清理遮蔽後的文化思索，或者說打撈挖掘與揣摩思考向來都是同一件事。而大運河，也的確意味著中國歷史中一段不同於主流的旋律、一種有異於常規邏輯的歷史表達方式。
兩個異域國視角的深度介入、八國聯軍與義和團的衝突設置、意大利青年對中國姑娘近乎偏執的迷戀，便不再僅僅是情節需求那般簡單，而是關乎若干更宏大的文化思考。包括“船”這一形象，也分明獲得了可供闡釋的引申涵義：在現代以來的文學敘述中，船常常被視作民族國家歷史命運的載體，它的擱淺和遠航，它的承載和負重，都可以化作意味深長的宏大象徵。由此言之，船民邵秉義的故事部分，就顯得尤其意味深長。事實上，邵秉義確實已是邵家最後一位船民，他對船家婚俗的堅持、與船尾鸕鶿的共處、在祖先墳墓前的動容落淚，其力量都絕非僅僅關乎個人命運，而是蘊藏有深沉的歷史象徵意味。
“虛構往往是進入歷史最有效的路徑。”這是徐則臣在《北上》裡所做的事情，同樣也是歷史上眾多大作家，在他們各自傾注心血的大作品裡做過的事情。
楊慶祥：我一直有個觀點，中國的長篇小說最致命的缺陷不在於故事、情節、人物，而在於缺乏內在性的結構。徐則臣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實際上，在70後乃至整個當代作家中，徐則臣對小說的結構相對敏感且一直努力進行實驗性的探索。《耶路撒冷》在整體敘事中穿插“專欄”，《王城如海》以“戲劇”間離情節。即使在一些中短篇小說中，徐則臣也往往進行一些有“設計感”的結構處理。
具體到《北上》，徐則臣顯然知道一種單線條的敘事將會使小說單調、冗長、缺乏層次感。開篇他就使用了一個特殊的裝置，通過一篇2014年的“考古報告”及其中發現的一封1900年的意大利語信件展開了小說敘事。請注意這兩個時間點，1900和2014，它們形成了一個對位，構成小說結構的兩個時間關節點。
“時間性”顯然構成了《北上》的基本結構方式。這裡面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基本的物理時間，從1900年到2014年，有114年的時間。這114年，既是大運河從“停漕運”到“申遺”成功的歷史，更是一部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艱難的轉型史；另一方面，通過1900年和2014年的對位，這兩段時間被“摺疊”在一起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小小的結論，關於運河的敘事實際上是關於時間的敘事,是關於現代性展開和生成的敘事。必須把關於大運河的故事放到一百年中國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中去討論和觀察，才能見到這個作品背後厚重的歷史意識和它的現代性內涵。
由此而言，大運河是河流，但超越了河流，它是歷史，但又豐富了歷史。《北上》以大運河為鏡像，其實也是以大運河為方法，通過謝平遙、小波羅兄弟等多重的觀察視野——既不完全西方，亦非單一中國，而是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最後創造性地完成了自我和歷史的重塑，寫出了歷史的豐贍與宏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