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約撰稿人 胡奇
編輯 │ 薄荷
一個叫扎因的男孩，在他12歲那年，決定把他的父母告上法庭，罪名是“他們生了我”。
這是獲得2019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2018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獎獲獎影片《迦百農》的故事的開始。早在去年6月，該片首次展映選擇在了上海電影節，放映後被稱為“眼淚收割機”，即便相對小眾，但依然難掩其跨越文化背景的尖銳和柔軟。
4月29日，《迦百農》正式在國內公映，它選擇了一個更親近中國受眾、平鋪直敘的片名：《何以為家》。
儘管有關家庭關係的議題在國內一直被敏感而迫切的關注著，這部非常貼合近一兩年國內觀眾審美的影片在上映前卻沒有掀起太大水花，僅僅是如去年一般的以觀眾自發安利口碑，圍繞著“哭完一包紙巾”等概念在小範圍內傳播。
而相比近些年大熱的印度片、西班牙片等影片，這部來自黎巴嫩女性導演娜丁·拉巴基執導，黎巴嫩、美國、法國共同製作的陌生文化之地的作品，在呈現上少了地域風格特徵，相對尖銳的題材更是會使它失去一部分受眾。但是從導演娜丁的態度看來，生活條件相當優渥的她，拍這部作品的初心聽起來美好又殘酷：“電影可以改變世界。即使不能改變現狀，至少也可以引起話題和爭議，引發人們思考。”
黎巴嫩的故事和祕密鮮少出現在國內觀眾的視線中，在這片美麗又充滿衝突的土地上，存在著一個傳說中的地方——迦百農。它是《聖經》中耶穌開始傳道的地方。以一個信仰開始的地方作為故事發生地，娜丁想傳遞的不是和平與和諧，是一種“失序”、“混亂”，有關黎巴嫩的真實景象。
血和淚下的代際關係
“娜丁曾經在有天凌晨，在回家路上看到令她十分心碎的一幕：一個母親懷裡抱著半睡半醒的孩子坐在路邊乞討，孩子沒有哭鬧，似乎只想睡覺。這一幕一直停留在娜丁·拉巴基腦中，最終形成一幅畫面：一個孩子對著父母哭喊，控訴他們為什麼要把他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最終，這成為電影《何以為家》中十分令人震撼的場景。”
男孩扎因在黎巴嫩出生，和無數戰火連年的中東國家一樣，這裡的人把生育當生意，扎因的家庭也是如此。女孩如農作物，一旦成熟就得受人挑揀，待價而沽，而男孩是工具，扎因終日拖著煤氣罐走街串巷，賺取微薄收入，以供養龐大的家庭。
在這個貧窮和暴力之地，與扎因處境類似的孩子太多了，他也早已麻木了，看到校車經過時，他會流露嚮往，但片刻後，他已把情緒妥善的消化，又拖動著沉重的煤氣罐走往下一個街區，一切如常。
如果不是目睹了11歲的妹妹被販賣，可以想象扎因終有一天會成為他父親的翻版，像牲口似的繁殖，然後貪婪剝削著女孩的肉體、男孩的氣力，重複著一個殘忍的輪迴。
根據1968年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生育權是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父母享有自由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但這項所謂權利讓成年人享受著快樂和子宮收益的同時，卻讓無數孩子投入地獄，於是《迦百農》片末，扎因在法庭提出訴求，希望父母停止生育。
多麼相似的一幕曾出現在1997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女士芭芭拉哈里斯曾發起一項“癮君子絕育計劃”，凡是接受絕育手術的吸毒者都可獲得200英鎊的獎勵。
從外表上看，哈里斯兩頰傾頹，脣角下垂，典型的戰鬥型人格，無數專家學者攻擊她剝奪人權，甚至稱她為希特勒，她尖銳回擊道，“每個人都在宣揚生育權，但是有誰想過孩子的權利呢，攻擊我的人能做任何對現狀有一點點幫助的舉動嗎？如果他們不解決問題，那他們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兩年只要是在社交媒體上曝出的遺棄、虐待兒童事件，總會見到有人評論，“一個人從幼兒園起，一生都要經歷各種各樣的考試，但唯獨成為父母，這種如此重要的人生大事，卻沒有任何考核”，從沒有哪個機構向這些準父母們確認，他們是否已經準備好足夠的金錢和愛迎接一個新生命的到來。
《迦百農》中，扎因在妹妹出嫁後離家出走，遇到了帶著孩子非法打工的單親媽媽拉希爾，在此前，扎因的世界中充斥著“蕩婦、妓女、雜種”這類難入耳的詞彙，他習慣枕刀待旦，習慣用耳濡目染的暴力解決問題，但此刻，他在拉希爾身邊體驗到了從未有過的家庭感，這是全片最具暖意的片段，也更直觀地闡述了為人父母的責任不僅是生與養。
重複的殘酷物語
1959年，美國心理學家哈洛把一隻剛出生的嬰猴隔離養育，並用兩個假猴子替代真母猴。這兩個代母猴分別是用鐵絲和絨布做的，鐵絲母猴胸前安置著一個可以提供奶水的橡皮奶頭。按哈洛的說法，“一個是柔軟、溫暖的母親，一個是有著無限耐心、可以24小時提供奶水的母親”。
實驗結果是，嬰猴只有飢餓時才會走向鐵絲母猴，大多數時間它都與絨布母猴呆在一起，尤其當哈洛放出強光蜂鳴或木製大蜘蛛等威脅物時，嬰猴會立刻跑到絨布母猴身邊並緊緊抱住它，這項實驗驗證了樸素的生不如養、養不如愛的道理。
雖然扎因父母那功利的隨意的生育觀讓觀眾憤怒，但女導演拉巴基沒有將他們設置成供觀眾宣洩情緒的對立面，扎因母親在法庭上對原告律師哭喊“我這一生都是奴隸，你有什麼資格批判我，你有我這樣的處境嗎？”道出箇中艱辛。
扎因的父親也曾是頭被驅使的牲口，母親也曾是個被交易的商品，他們也是悲劇輪迴的受害者。
從這一片段便能窺得娜丁耗費兩三年對黎巴嫩底層人群進行走訪調查的結果，這不是決定性因素，她對這些底層人充滿悲憫，想要觀眾先通過地獄再走向天堂，認同故事中人物的立場，再折射到整個社會暗含的問題。這樣的處理手法在電影中很常見，在這樣的題材裡更是決定感情和格局是否層次高的主因。
但回到電影裡，觀眾被劇情刺傷，體會憤怒和絕望。在地獄裡談情說愛顯然是瘋狂的行為，在這裡，結婚證只是合作的契約書，用抱團取暖的方式抵抗現實的殘酷傾軋，偶爾有為愛痴狂的人，比如拉希爾，都因為追求理想中的愛而付出了巨大代價。
事實上，《迦百農》里拉希爾被捕後，扎因一度嘗試獨自帶著拉希爾的孩子尤納斯生活，然而在生活重壓下，他還是選擇了送走尤納斯，換取500美元。
象徵著善良和鬥爭的扎因亦難敵現實，算是用另類的方式為他的父母、和無數的看似殘忍的成年人們做了辯護。人類的那丁點殘忍，在摧枯拉朽的命運面前還是顯得太稚嫩了。
進擊的小眾獨立電影
扎因的扮演者是真實生活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在街頭玩耍時被導演發現，沒有受過專業的表演訓練卻迸發出天才般的演技，尤其是他如父母賣掉妹妹般賣掉尤納斯後默然流淚的段落，無疑是全片的高光時刻。
那隔著銀幕都能體會到的委屈和無力感，或許只有親歷者才能鬱結出來。
扎因也藉由此片獲得了逃離黎巴嫩的機會，在聯合國的資助下舉家遷往挪威生活，這片中戰火紛飛的故事背景，不免讓人多想。很顯然，《迦百農》向觀眾拋出了“何以為家”的問題，收割了幾百斤眼淚，但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只是先給了扎因一個跨文化和種族的家，儘管這已經非常不易。
也許多年以後，扎因在回看《迦百農》時會有當下中國觀眾的撕扯感，彼時的他還是否是當年那個流落街頭的悲慘男孩，無數個扎因的困境又是否有了改變？
微博初興的那幾年，正是公知呼風喚雨的時代，看多了他們的觀點很容易生出自己在獨立思考的錯覺，所以催生了一大批熱血上頭的網友。而知乎上有個問題“什麼話聽起來很平淡，卻讓人感到驚心動魄”，其中一個回答是“有些錯誤只是因為走了一些彎路”，說的太好了。無論多少年，黎巴嫩的苦果放在民族和國家的尺度上不過彈指一瞬，但每一分每一秒對普通人而言分量太重大了。普通人又有幾個十年能用來試錯呢。
在《迦百農》的評價中，內地觀眾無疑是非常能共情的，無論他們的價值觀指導他們反對和嘲諷的，堅持和捍衛的東西是否不同，在切膚親情和感性情緒下，人們都很難保持緘默。
一部題材沉重的作品，如果得到了足夠多的共情，會釋放出不輸給商業片的票房號召力，這部作品在北美上映後獲得104.6萬美元票房，在外語片梯隊裡並不亮眼，但是也排在10名左右的位置。在如今這個競爭激烈的檔期殺入中國，在票房表現卻意外不錯，首日預售過千萬，目前累積票房即將破3000萬，僅次於《復聯4》。在口碑上，豆瓣評分穩定在8.9，同期最高。
當院線電影的天平不再只朝著大視效和歡樂作品傾斜，未來國內或許也會出現更多諸如娜丁這樣的電影人。
混亂和失序的地方，也是聖經中神蹟開始的地方，互相映照，願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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