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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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契丹大字刻石位於蒙古國肯特省的莽鼐(Moner)縣境內薩爾巴日(Salbar)山中,20世紀50年代由蒙古考古學者發現,當地人將此處岩石稱為“有字的岩石”(Bicigtu qanan) 。由於此刻石所在地薩爾巴日山的不遠處有兩處契丹城市遺址,所以當時的蒙古國科學委員會委員巴圖吾契日(Batuvcir)推測石上所刻文字為契丹字。銘文借天然岩石刻就,從AA研刊登的彩照來看,大字分別刻在兩處,一處3行,豎寫;另一處一行,豎寫,為刻石的時間,包括年號和年月。1959年,林欽(Yongsiyebu Rincen)在《石壁上未知的銘文及暾欲谷盔甲金飾牌》一文裡首次發表了此石刻的照片,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未知方塊字的銘文”中。林欽於1968年發表的《《蒙古國石刻上的象形符號與文字》一文中將此刻石的文字傾向為女真大字。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中文系的康丹(Daniel Kane, 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所著的《四夷館漢語女真語詞彙》(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1989)第85頁有照片一張,照片上有四行契丹大字。下面的說明有“位於肯特省有字的岩石銘文”(The inscription on Bicigtu qanan, at Kentei ayimay.)康丹教授認為此刻石為契丹大字,將其中涉及年號的釋文“大安”,這是沿襲了閻萬章先生在 《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一文的錯誤。

孫伯君女士撰寫《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釋》一,嘗試利用女真文資料對刻石進行全面解讀,其解讀結果為“山神( ?)曉諭:御史都統胡特奴(耶律趙三)率領軍隊(於)古州勝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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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契丹大字刻石位於蒙古國肯特省的莽鼐(Moner)縣境內薩爾巴日(Salbar)山中,20世紀50年代由蒙古考古學者發現,當地人將此處岩石稱為“有字的岩石”(Bicigtu qanan) 。由於此刻石所在地薩爾巴日山的不遠處有兩處契丹城市遺址,所以當時的蒙古國科學委員會委員巴圖吾契日(Batuvcir)推測石上所刻文字為契丹字。銘文借天然岩石刻就,從AA研刊登的彩照來看,大字分別刻在兩處,一處3行,豎寫;另一處一行,豎寫,為刻石的時間,包括年號和年月。1959年,林欽(Yongsiyebu Rincen)在《石壁上未知的銘文及暾欲谷盔甲金飾牌》一文裡首次發表了此石刻的照片,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未知方塊字的銘文”中。林欽於1968年發表的《《蒙古國石刻上的象形符號與文字》一文中將此刻石的文字傾向為女真大字。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中文系的康丹(Daniel Kane, 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所著的《四夷館漢語女真語詞彙》(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1989)第85頁有照片一張,照片上有四行契丹大字。下面的說明有“位於肯特省有字的岩石銘文”(The inscription on Bicigtu qanan, at Kentei ayimay.)康丹教授認為此刻石為契丹大字,將其中涉及年號的釋文“大安”,這是沿襲了閻萬章先生在 《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一文的錯誤。

孫伯君女士撰寫《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釋》一,嘗試利用女真文資料對刻石進行全面解讀,其解讀結果為“山神( ?)曉諭:御史都統胡特奴(耶律趙三)率領軍隊(於)古州勝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

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大康十年[1084])

林欽所刊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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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契丹大字刻石位於蒙古國肯特省的莽鼐(Moner)縣境內薩爾巴日(Salbar)山中,20世紀50年代由蒙古考古學者發現,當地人將此處岩石稱為“有字的岩石”(Bicigtu qanan) 。由於此刻石所在地薩爾巴日山的不遠處有兩處契丹城市遺址,所以當時的蒙古國科學委員會委員巴圖吾契日(Batuvcir)推測石上所刻文字為契丹字。銘文借天然岩石刻就,從AA研刊登的彩照來看,大字分別刻在兩處,一處3行,豎寫;另一處一行,豎寫,為刻石的時間,包括年號和年月。1959年,林欽(Yongsiyebu Rincen)在《石壁上未知的銘文及暾欲谷盔甲金飾牌》一文裡首次發表了此石刻的照片,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未知方塊字的銘文”中。林欽於1968年發表的《《蒙古國石刻上的象形符號與文字》一文中將此刻石的文字傾向為女真大字。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中文系的康丹(Daniel Kane, 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所著的《四夷館漢語女真語詞彙》(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1989)第85頁有照片一張,照片上有四行契丹大字。下面的說明有“位於肯特省有字的岩石銘文”(The inscription on Bicigtu qanan, at Kentei ayimay.)康丹教授認為此刻石為契丹大字,將其中涉及年號的釋文“大安”,這是沿襲了閻萬章先生在 《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一文的錯誤。

孫伯君女士撰寫《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釋》一,嘗試利用女真文資料對刻石進行全面解讀,其解讀結果為“山神( ?)曉諭:御史都統胡特奴(耶律趙三)率領軍隊(於)古州勝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

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大康十年[1084])

林欽所刊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圖片

蒙古國肯特省發現的契丹大字刻石

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彩照

蒙古國肯特省在遼代屬於北部邊庭,北阻卜的世居之地。遼道宗大康年間,管理北阻卜的官員由於採用姑息懷柔政策,導致遼朝北部邊防廢弛。北阻卜不斷髮動大規模叛亂。遼朝派遣西北路招討使兼行軍都統耶律趙三等人平叛。

《遼史·道宗紀》有(大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遠萌古國遣使來聘。……五月……乙丑,阻卜來貢。”其時間恰好與肯特省的契丹大字石刻相去不遠。然而孫伯君女士在釋文過程中過多地依賴女真文字以及劉鳳翥先生過去曾經誤釋的一些結論,而且個別文字描摹失真,因此除了紀年“大康十年五月日”無異議外,其他釋文均不可信。其中第2行有一詞當釋為“司徒”,其餘意義均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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