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理想家庭

宏大連接著渺小，莊嚴對接著日常。這部劇最終成為一些人理解轉型時代中國的一種參照。

記者/黑麥 攝影/王小京

拍攝現場:英達、林叢、王小京、文興宇、葛優

“我家”和“家迷”

1993年的夏末，北京某局二把手傅明同志正式退休。從工作崗位上走下來的他，仍舊穿著筆挺的中山裝，梳著一絲不苟的背頭，一臉嚴肅地嘬著菸嘴兒，這一刻他迴歸家庭，回到他熟悉的楊柳北里18號202，回到這個三代同堂的賈家，由此，一出關於“家”的好戲正式上演了。

編劇英壯說，老爺子這一退，就掉進了萬丈深淵。就像第六集《親家母到俺家》裡的臺詞，為了保證一線的同志，老傅不得不放棄了單位的福利，成為社會上眾多的離退休老人中的一分子。當然“深淵”也是相對的，對於一個看中榮譽的副局長來說，“卸甲”只是他職業生涯的完結，等待著他的，將會是無盡且繁複的家庭事務。

老傅原來姓賈，叫賈敬賢，抗戰時期為了保證安全更換了姓名。這個出處來自《我愛我家》的文學師樑左，他的父親樑達也在革命期間改名為範榮康，之後一直沿用這個名字。根據片中的美術師戴延年回憶，“文學師”這個稱號是導演英達起的，他想讓這個劇“處處不同，耳目一新”，於是儘可能地嘗新。

老傅有兩個兒子和一個閨女，這也與樑左一家高度重合，正巧二弟樑天在片中演的也是二弟，這一家子的戲就自然好寫了。志國、志新，與樑左、樑天的故事有點重合，哥哥是大學生，弟弟17歲時去坦克兵師當了炮長，後因筆試成績不合格，移到了炊事班，復員後，他的“大學課程”完全是在社會念的。和賈家一樣，樑家也有個小妹，在樑歡參與編劇之前，她考入北大中文系，授課老師一開學就敲著黑板說道：我們這兒之前出了個畢業生，叫樑什麼來著？不務正業寫相聲，居然寫得還挺好。樑歡心說，那是我哥。

志國的老婆，老傅的兒媳婦，名叫和平，她垂簾聽政，實則是賈家掌握實權的主心骨，也是維繫全家關係的核心人物。孫女圓圓是老傅的掌上明珠，她和家裡的小保姆同居一室，關於未來，這個女孩腦子裡充滿了千奇百怪的想法。

這一家的住址是根據北京西便門國務院宿舍所創作出來的楊柳北里，攝像指導王小京騎著自行車跑遍了西城區才選定了這片“高幹住宅”，那是他最熟悉的一片區域，小區外是充滿市井氣息的街道。這片區域直到今天還保持著上世紀90年代的風貌，蘇式公寓建築成為後來“家迷”們合影的聖地。

“家迷”是《我愛我家》粉絲的統稱，年齡從“60後”“70後”一直蔓延到後面的兩代獨生子女。他們如同“紅學”一樣冒出文本派、考據派和索隱派，例如X博士所撰寫的《〈我愛我家〉史前史：1911年至1992年的國家與“賈家”》就屬於典型的考據派；“歷史進程中的《我愛我家》”“《我愛我家》簡史”等偏索隱。而更多的人則是原文的愛好者，他們日常的言語中夾雜著大量的《我愛我家》臺詞，甚至成立了“我愛我家全球影迷會”，用《我愛我家》的思維，套用於自己的生活。

距開播完結的25年來，吸引著這些“家迷”的，自然是這劇中的幽默。

王朔、英壯、英達、樑左。“情景喜劇”這四個字是王朔根據Sitcom翻譯的

重識幽默

不過，在幽默被國人接受以前，它的代稱是耍貧嘴。英壯認為耍貧嘴只是幽默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幽默的方式多種多樣。

80年代末，宋丹丹、趙本山等人的小品節目陸續登陸了中央電視臺春晚的舞臺，它延續了之前姜昆、牛群等人相聲中的批判意味，卻更大程度上還原了真實的情景，給觀眾帶來新穎的感覺。小品的出現，似乎拋出了更多具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如果回看當時的相聲作品，其尺度之大，是今天的創作者不敢想象的。

1988年的央視元旦文藝晚會，播出了姜昆、唐傑忠表演的相聲《特大新聞》，它的作者就是樑左，段子主要圍繞一條“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的小道消息而展開，其實這個段子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人們的某種社會心態，其中提到的一些社會問題也是當今中國從上到下公認存在的，只是各自都有一套自己認為最理想的解決辦法而已。1992年，樑左在《話說相聲》中提到過這件事，他說，這個作品和任何事情沒有任何因果關係，可是往往有人不這樣認為，總擔心諷刺揭露型的文藝作品會引起什麼大的麻煩，杞人憂天，提心吊膽，什麼時候，相聲才能從這困惑中掙脫呢？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從這困惑中掙脫呢？在《我愛我家》中，他也對此做出了自嘲，讓和平講出這樣一段臺詞：樑左，這人我知道，不就是個寫相聲的嗎，一會兒關電梯裡了，一會兒掉老虎洞裡了，一會兒天安門又改農貿市場了，這人還沒給抓起來呢？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幽默僅僅是在強化社會的共識，而不是去追求對已存秩序的批判，或者是表達我們要求所處環境改變的訴求。英國人西蒙·克里奇利在《你好，幽默》中寫道：幽默的緊要任務不是尖銳的惡意或是嘲笑，它是對惡性的鞭打，這種鞭打是針對普遍現象的，而不是個人的。毫無疑問的是，笑成為90年代最新潮的主題之一，但是如何笑，以及怎麼笑，卻是令多數創作者難以拿捏的問題，儘管如此，笑聲夾雜著對生活現象的批判，變成了電視屏幕上第一波“精神剛需”。

文學也是時代剛需。1985年發生了一次轉變，讀者們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史鐵生的《命若琴絃》中看到了這些年輕作家開始了對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個人命運的關注。隨後，更多的人開始看王朔的小說，初期他反感有關場景描寫。王小京回憶第一次拿到《我愛我家》劇本的時候，除了對話，傳統電視劇劇本里的要素都沒有。由此，王朔的思想為中國早期影視注入了第一批素材。之後許多寫作者在創作中釋放時代信息，在新的電視劇形式中找到了一種出口。

《我愛我家》的編劇英壯和張越在我們的採訪中都聊到了王朔，更多被提及的是從骨子裡到他的文字，都透露著一種只屬於90年代小年輕兒的東西。編劇們覺得，90年代初的媒體信息營造出一種“指日可待”的充沛，至於那個“充沛”是什麼，沒有人說得清楚，只知道它很理想，也可以掙錢，但也很縹緲。但無論如何，人們似乎都在等待著一場關於精神的爆發，就像崔健登臺前的靜默。

江珊和王志文客串《心理診所》一集的病人

“家”的出現

1992年。英達，出身北大建築系，卻對話劇社情有獨鍾。這個從密蘇里大學學戲劇回來的“大白胖子”回國後作為演員先後拍了《黃河謠》《愛你沒商量》《圍城》等劇，幾部戲之後，他就開始籌劃自己的片子，但他滿腦子都裝著一部美國電視劇——《考斯比一家》。這個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座褐砂石房屋裡的中產階級家庭，是英達心中家庭的範本。一方面，他曾經在上學時觀摩情景劇的現場製作，著迷於多機位等技術；另一方面，他覺得這部劇的“中國版”，或許有很多“可以裝進去的內容”。英達的父親英若誠覺得這是個好想法，畢竟在出任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兼影視劇製片處主任之前，他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他懂舞臺，也懂觀眾。

這一年，英達找到了王朔，此時王朔寫的《編輯部的故事》即將被搬上熒屏。《編輯部的故事》也是一部情景劇，只不過它沒有那麼密集的令人捧腹大笑的包袱，諷刺的力度也恰到好處地觸及觀眾可以接受的範圍，臺詞的打磨贏得了這部劇的主要口碑。而此時的王朔和劇組正發愁要不要給這部劇配上笑聲，英達給出的意見是不要，他覺得與其配上罐頭笑聲，還不如等到自己的戲開拍時，再加上現場觀眾。當然，英達並沒有說出這後半句。

“情景喜劇”這四個字是王朔根據Sitcom翻譯的，在此之前，很多人聽英達說完《我愛我家》的闡述，起了“相聲喜劇”“小品劇”等名字，當王朔聽到那個陌生英文字眼兒時，當機立斷，就叫情景喜劇。至少在2000年之前，王朔的文字直覺一直都很對，《玩的就是心跳》《愛你沒商量》《過把癮就死》這些書名都令人印象深刻，成為熱銷的作品。當英達在構架梗概拋出“家”的概念時，王朔強調《我愛我家》，比《我愛我的家》聽起來更彆扭，也更讓人印象深刻。

起名時，兩人正坐在長春的一家賓館裡。那幾天，英寧的舅舅馬景全剛剛定下了全劇的投資，而這晚之後，因為鋪天蓋地都是自己的作品，王朔決定給自己放個長假，按英壯的話說——他跑了，不知道跑哪兒把自己藏起來了。於是劇組就剩英達、英壯兩人創作，他們埋伏在西邊的一個營地裡，等待著靈感到來的那一刻。正在舉筆發愁的時候，王朔給英氏兄弟喚來了樑左。這個在《愛你沒商量》拍攝時經常拎著豬頭肉來探班的相聲編劇，讓英達心裡犯嘀咕，但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他又一次端出《考斯比一家》的錄像帶，第N次講解起其中的劇情。樑左看得認真，英達也講得帶勁，沒過多久，樑左就出現在了主創的會議上。

樑左和英壯作為文學師，在開拍前給整個劇做出了很大的調整，他們將和平的角色從女兒改成了兒媳婦，再將南方人賈志國調整成北京知識分子，由此一來，這個三代家庭足夠豐滿。或許他們早就策劃好，讓這一家人來承載一個時代的光陰故事。

李雪健客串《情暖同心》

開拍

1993年7月7日，也就是英達生日那天，《在那遙遠的地方》一集率先開拍。此時的人物尚未調整完全，楊立新的口誤和文興宇尚未開發的舞臺腔調，都在本集中暴露出來。“在那遙遠的地方”本身講述的是賈志國出差期間與同行的女人曖昧被和平捉住的故事，卻也暗藏了玄機，編劇組試圖讓觀眾在這一集中嘗試“破案”推理。隨著劇情的推進，真相如同《羅生門》一樣，每個人都有嫌疑，且每個人也都是真凶，但熟悉故事的人最後會發現，和平為了報復賈志國，明明沒有再接到過匿名來電，但謊稱還是經常接到電話，就在這時，編劇卻在教授孟朝輝說的一句“戲法一旦被揭穿，再變下去就沒勁了”當中戛然而止。隨即播放的，則是電視劇的插曲《拉著你的手》，給人營造出一種溫情的、迴歸了日常的轉折。這集的創作素材來自樑左的中篇小說《偵破愛情》，小說故事豐滿為編成劇本打下基礎，僅結尾一處被修改成完美結局。

如果重新審視這集，會看出許多生硬，演員之間的銜接，人物的動作，都會顯得有些不自然，當然也可以看出一些演員的適應性與分寸感，比如樑天，他似乎可以很快地進入角色。劉威是副導演林叢找來的第一位客串演員，他在片中飾演偵破案件的孟朝輝，雖然只是短暫露面，卻也為另外兩集以及孟昭陽的出現打下伏筆。

而現實中播出的第一集“發揮餘熱”，據說與英家有關，當年英老要裝熱水器的故事不僅成為家裡的段子，還被兒子編成了劇搬上《我愛我家》的舞臺。傅明從職務上退了下來，小題大做地主持起家中的工作，這引起了小一輩人對老傅進行“敬而不畏”的反抗。經過幾輪折騰，一家人引用“家有長子國有大臣”，甚至拋出“公安局”脅迫這個身著中山裝的老人釋放出“妥協的微笑”。這集開場相當精煉，三言兩語便勾勒出人物個性和家庭身份，開局堪比《紅樓夢》的“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一回，既凝練又深刻地介紹了每人的歷史與現狀，使觀眾很容易進入劇情。

“劇本和表演是硬道理。”經過樑左的潤色，劇本基本嚴絲合縫，從文學到視聽層面，還得靠演員肢體語言的二次創作。編劇總說宋丹丹的戲最好，因為她把賦閒在家的民間女藝人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葛優飾演的紀春生也塑造出社會寄生蟲的鮮活形象。

現場錄製笑聲不僅是英達創作《我愛我家》的一個起因，也是對演員表演最直接的反饋。除了錄製前的暖場，現場觀眾“收集”也非常重要，英達曾特意囑咐，觀眾“最好是大學生”。很多年後，當林叢、王小京提起這段故事時，仍舊流露出對英達的佩服，“只有大學生才能完全明白這些笑料”。那個時候包袱還不叫梗，叫笑料。有一天，劇組並沒有按照原來的模式，打著宋丹丹的旗號在拍攝地工運學院拉人，而是專程租車請了一撥北大的學生前來觀劇，據說那一場效果極好，連演員的一個小眼神兒都能觸動觀眾的笑點。

那時候的人喜歡用簡稱，英達管客串明星叫客星，諧音當時社會上所說的“剋星”，是一款殺蟲劑。在劇中，這些客星大多扮演著形形色色的人，這個浮世繪幾乎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典型樣本。除了賈志新，何冰扮演的胡三兒和張永強扮演的孟昭陽也是那個時期最常見的社會青年，他們遊手好閒，投機倒把，一門心思騙吃騙喝，卻總不見小本生意翻身；秦焰所扮演的東北穴頭，利用大鼓演員和平做槓桿，成功地撬動了阿敏、阿玉、阿英、阿東、阿歡、阿慶這些名角兒；和平的母親不只修族譜，忙著尋根鈕祜祿氏，更把老傅口中的“舊社會藝人習氣”帶到家中；李雪健和濮存昕所扮演的富商，談不上正面，卻也表現出當年“先富裕起來”一批人的生活品味和作風；中學生圓圓的兩個男同學，文良和風，一個是穿三件套的富家子弟，一個是揹著電吉他的搖滾少年，也足以見證當時青少年的追求；葛優和謝園所扮演的是來自社會底層的青年，他們用實際行動辜負了老傅一家對他們的殷切照顧……

這些不完美，或是刻意製造出來的粗糙，也流露出故事的真實性。這部電視劇在今天看起來的確有點粗糙，它也並不像日後情景喜劇那般，拍攝於燈火通明的高級現代化攝影棚，這影調在今天看起來甚至有點灰暗。燈光師胡耀輝當年的外號是“胡燈兒”，聽起來不怎麼文雅，如今的他已經成為著名的舞臺劇燈光師和博導，當他回憶起《我愛我家》時仍舊認為，在暗處時，才最容易刻畫真實的人物性格。

濮存昕、樑天、何冰、蔡明出現在《從頭再來》一集，這一天，志新失去了燕紅

“80後”的“紅樓夢”

“賈家對應賈府；120集對應著120回”，如果換一種角度來觀看此劇，它也許帶有很強烈的隱喻，當“傅老”變成“老傅”，官腔官調的報告式臺詞和假模假式的作風，都變成了對於“舊”的批判，它也在不經意間與一些社會事件有著高度的重合。當然這些重合最後仍會被拉回現實生活中，和平假死那一集，全家人給和平擬了一副輓聯：為有犧牲多壯志，你用真情換此生。前半句是毛主席詩詞，後半句摘自電視劇《京城四少》的主題曲《瀟灑走一回》。這也是樑左一貫的做法，他愛讀《紅樓夢》，所以他也常常在臺詞中引用原著，老傅說居委會餘大媽是“專管六國販駱駝的”，這話出自《紅樓夢》中鴛鴦的話；當和平很有眼色地觀察到了老人的行為，她幾乎化身為電視劇裡的王夫人。

最經典的一句要算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姆們姆們姆們！”據說，那句生動的“姆們”極有可能是編劇根據滿語而改進的，但翻看1993年出版的《我愛我家》前40集劇本，那上面寫著的其實是“我們”，似乎也可以將這一功勞歸為演員韓影。2014年舉辦了一次《我愛我家》見面會，根據張越回憶，在整場聚會的尾聲，突然跳出一個工作人員，對著臺下大喊：“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臺下“家迷”震耳欲聾地高呼：“姆們姆們姆們！”

從英壯、樑左一直到後期的張越、樑歡，編劇們普遍都有一種寫嗨了的感受。張越以每週一集的速度推進了十幾個星期，很多人都在前40集的鋪墊中找到了一種喜劇方向，或許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爆發時刻”。在林叢看來，今天也很難再拍出一個能夠覆蓋所有人群的家庭戲，宏大連接著渺小，莊嚴對接著日常。在經歷過漫長的歲月之後，這部劇最終成為一些人理解轉型時代中國的一種參照。

講戲中的英達

回看90年代

談論這個劇無法繞開90年代，它是這部戲的生產空間，也是它誕生的土壤。王朔說，到了90年代，彷彿一夜之間中國就進入了消費時代，大眾文化已不是天外隱雷，而是化作無數顆豆大的雨點兒結結實實落到了我們頭上。的確，在90年代初期，一切都像剛復甦的樣子，商業、藝術，還有一輪接一輪的熱潮，像海浪一樣拍打著這片曾經禁錮的地帶。

與此同時，90年代也冒出種種社會現象。“吸毒販毒，賣淫嫖娼；貪汙腐化，行賄受賄；人工流產大家談，少女失身面面觀；性變態，同性戀，小蜜為何傍大款；留守男士和女士，單身貴族生活圈；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少管所裡的少年犯……”這是劇中賈小凡某年的研究課題，編劇把這些新興的詞總結成了順口溜，其中某些現象一直延伸到今天。

劇中認親的場景出現了多次。“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一集中，來自東北農村的崔秀芳帶著兒子上門尋找當年“上山下鄉”的丈夫，和一家人用逗樂的方式演繹了李春波的歌詞，與1994年的電視劇《孽債》如出一轍，只不過劇中的小芳並不像歌中唱的“好看又善良”。雖然是個潛心策劃的騙局，她卻依舊認定自己的一生毀在了知青手裡。倪大紅參演的“誰比誰傻”更為典型，他是知識分子胡學範和農村老家的表姐生的孩子，由於近親的關係，孩子的智商不高，無論老胡受到過何等的西方教育，對組織貢獻有多大，他的私生子是他心中活生生的痛點，編劇在結尾的時候，動了一點感情，最終，新的家庭接納了這個舊日的孽情。

在眾多劇集中，“近親”一集是最令人疑惑，也是最不尋常的一集。它像是一個隱喻的線索，深埋在賈家，開放式的結局也頗具文學色彩。當志新發現自己有可能是母親跟遠房表哥的私生子時，讓他鬱悶的不光是自己的現狀，而是一段不再可能的因緣。編劇樑左為了編寫這集的故事，特意從美術師戴延年那裡借到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並引用了阿斯達黛和阿菲理同的故事在其中，如果真要追究緣起，或許志新媽媽日記中的“還沒到明理的年齡，卻已經墜入情網”一句更有參考價值。

年輕人湧入海南的“下海潮”也是90年代的特色。在海南成為經濟特區以後，心思活絡的年輕人操著各式方言一併南下，構成了最有時代特色的遷徙。有志青年賈志新就是其中一員，他帶著家中的小保姆一閉眼衝入商海大潮。造化弄人，回家時保姆成為總裁，他則成了她的私人馬仔。開發海南，曾是紅頭文件中的內容，卻演變成了中國第一輪炒房運動，身價百萬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手中持有大量地皮，其中的少數最終成為今天房地產公司的中流砥柱。《我愛我家》開拍時，海南的房子已不在峰值，那片曾經令人怦然心動的地方，也隨著經濟大潮的洗刷，逐漸迴歸安寧。

“小保姆”是90年代的特殊印記，是人們對當時家政服務人員的一種稱呼。英壯在採訪中回憶，90年代初期，小保姆的平均工資曾低到30塊錢一個月，很多雙職工家庭都願意出錢僱一個保姆來保證生活質量。隨著保姆月薪的不斷升高，保姆也變成了富裕家庭的象徵，其中就包括一些講排場的幹部家庭。老幹部傅明的家中就曾經來過不少小保姆，從小張到小貴，中間還經歷過小蘭和李大媽，選擇各式各樣的保姆，似乎也像可供選擇的家庭成員。老傅家的小保姆收入並不算優厚，家中的工作也算不上清閒，但是讓她捨不得離開的，是這一家人的善良和包容。外來的農村女孩在城市當保姆在當時成為一個新興的社會現象，她們試圖引起社會的關注，當然，她們也需要被社會正視的目光。

90年代初期也是港臺明星陸續登陸的時間，聽厭了鄧麗君的人突然在劉德華的歌聲和張國榮的電影裡體驗到了“初戀的滋味”，這就包括賈家小姐圓圓。她追星，甚至給阿榮寫了一首詩刊登在了《當代青少年益友》雜誌上。美術師戴延年參照自己女兒的喜好，有意從掛曆上剪下一些明星照片，貼在圓圓的臥室。飾演圓圓的關凌說當年她並不知道阿榮是誰，卻在劇中成為他的粉絲。在王朔的回憶中，隨著港臺文化的到來，大陸的城市中出現了餐廳中的伴宴演唱、的士、出售二手服裝的攤販市場，如今在一些生活方式或消費模式中也能見到港風的影子。

化妝中的葛優

在五光十色的90年代，練功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經歷。賈志新口中的“打雞血，吃素蛋，喝紅茶菌，做甩手操，爬行運動，倒立療法”僅僅是一代代流行氣功中的一部分。這些出自《易經》，或是乾脆沒有出處的“半體育半武術項目”，是很多老年人乏味生活的調劑，久而久之，便發展成門派。老傅在劇中練的是“太極混元功”，這功是真實存在的，它自稱養生法，也說是通往上乘武術內功的必經之途。劇中客串識破“走火”的人，也是由專門打假氣功的司馬南本人所飾演。

在氣功盛行時，還有一些被當作正面典型的發明家，活躍在90年代初的舞臺上。在科學尚未普及的當時，人們很容易為一些基礎的物理、化學現象大驚小怪，也容易因此而跟風，信其有。葛優所扮演的紀春生就真實存在，他的人物原型是一位來自東北的汽車司機，除了“水變油”，還發明過“多用途節能器”“膨化重柴油”“消煙除塵和汙水處理”等技術，在英壯寫這一集時，他的騙術還未被完全揭露，直到1997年，此人才以虛誇發明觸犯刑律，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當然，在90年代，電視仍被“供奉”在客廳的神壇位置，它是凝聚家庭的產品，也是一家人的精神飯桌。劇組絕妙地用電視節目切入家庭關係，在這裡他們共享著同樣的節目，卻也為此引發“衝突”，以此反映出家庭關係之間的“錯位”。美術師戴延年說，電視的位置設立在“第四堵牆”，它是一個隱形的存在，在這堵牆兩邊，一邊是虛構的現實，一邊是真實的生活。這或許也是導演為最後一集所做的鋪墊——假定劇中人都真實存在。

（參考文章及書目：《從電視劇裡的紅樓夢〈我愛我家〉說說二十年來中國人的生活》；《〈我愛我家〉史前史：1911年至1992年的國家與“賈家”》；《我愛·我家》鄭猛著；《笑忘書》樑左著。本期文章特別鳴謝：王小京、鄭猛、尹丹等。實習生胡藝瑋、張佳婧對本期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