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
【讀書者說】
《梁啟超全集》的出版發行，是學術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記得20多年前，出於自身深受梁啟超先生影響的原因，我曾寫過一篇介紹先生經濟思想的小短文。今日，藉《梁啟超全集》出版之際，我再次談談對梁啟超先生思想與著述的一點粗淺印象。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面臨前所未有大變革的年代。活躍在那個大變革年代的有幾位傑出的歷史人物，他們凝聚了那個時代的記憶，成為那個時代的符號。梁啟超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既是英勇的鬥士，也是深邃的學者；既是不知疲倦的政治家，也是充滿了慈愛的長者。遺憾的是，歷史沒有給予梁啟超先生長久的人生。但這卻不影響他形成遠超自我生命的學術思想體系。這個學術思想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沒有褪色，反而更加熠熠生輝。
梁啟超先生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是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傑出思想家。他高擎反抗封建專制的旗幟，為鼓舞和推動維新變法活動奮筆疾書。他緊追時代歷史的腳步，為倡導時代風尚，啟迪民智大聲疾呼，他深知政治變革是經濟發展的環境和保障。早在戊戌維新之前，他就積極宣傳維新變法，撰寫了《變法通議》等一系列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經是君主立憲制的積極擁護者，反對清王朝的封建專制體制，反對“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強調人人有自主之權。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說“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之產業，縶國民為己之奴隸”，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維新變法的失敗，刺激他對封建專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
梁啟超先生始終心繫國家富強，謀求中國發展之道，國計民生亦是他著述中一條鮮明的主線。他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有清晰的認識和理解，1897年率先提出“以工立國”的主張，積極倡導在中國開展機器大生產。他提出發展現代工業，不僅需要資金技術，更需要一批資本家。他認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業組織“托拉斯”，稱讚其為“以最小率之勞費，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計學”，是最普遍、最寶貴之工業法門。他還從理論上探討了如何增值國民財富的問題，指出生利者多則國富，分利者多則國貧。在他看來，當時的四億人口中，“分利”之人佔了一半以上，“國何不貧？”所以，他提出，要富國必須減少單純消耗、不事勞動的“分利”之人，同時增加從事生產勞動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賣主權換取外匯的做法，對利用外債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認為外匯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經濟的發展，利用不好則會被債權國所控制。
在梁啟超先生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大量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論述，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圖譜和文化基因。
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各類思想家的底色，有灰色的悲觀，橙色的樂觀，紅色的熱烈，而價值追求正是任何思想家都應有的底色。1929年梁啟超先生的生命戛然而止，去世時僅僅57歲，但是他留下來了近2000萬字的各類文稿，留下了他對未來中國充滿期待的希望。在清末和民國紛繁複雜的環境中，他總是能最早看到未來的曙光，為我們保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1922年他撰寫了《50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在文中，他對幾十年中國社會發展變化娓娓道來，絲毫看不出悲觀沮喪的情緒。現在讀來，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對社會變化的認可和期待，感受他對進化思想的信奉。
時代的發展，就像一列奔馳的列車，有多少傑出歷史人物只是搭乘了其中的一段旅程。而梁啟超先生，可以說搭乘了一生都沒有下車。
《梁啟超全集》收錄了先生幾乎全部的著述，內容涉及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等各個領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傑出思想家的寶貴文庫。《梁啟超全集》能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是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質量的認可，也是對中國人民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影響力的認可。望這套書，能為學界走進梁啟超、理解梁啟超提供值得信賴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