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距離省會武漢不過80公里左右，交通便捷，卻像隔著萬水千山。和許多正在被掏空的鄉村一樣，城市饋贈給了這裡的年輕人機會，同時也抽乾了他們的青春。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對在外奮鬥數年卻終是過客的現實。而回到故鄉，一個更嚴峻的現實擺在他們眼前：村裡男青年越來越難找到適齡的結婚對象。即使好不容易結了婚，也有可能重返光棍之列。

原本約定在4月初的這場相親，男女雙方尚未見面，便以失敗告終。

女孩父母提出：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女兒在武漢工作，所以必須在武漢要有一套房子。

親戚委婉地把這句話告訴了57歲的王桂香。王桂香知道，小兒子這門親事沒有希望了。對於她這樣的家庭，在武漢買房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2019年4月，武漢市房屋均價17400元/平方米，而湖北省漢川市農村居民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過17109元。

清明節前幾天，王桂香好不容易從孃家人那邊盼來了好消息，連著兩天起早貪黑收拾房間。為了讓家裡看起來體面一些，柴火老灶停了，稻草全都收進了樓梯間。

但情勢變化得比天氣還快，她所有的努力轉頭都泡湯了。

眼看雨下得沒那麼密了，王桂香抄起角落裡的掃帚，出來打掃地上的鞭炮渣。空氣中鞭炮氣味還沒散盡，她皺著眉頭，快速揮動掃帚。

剛剛結束的，是隔壁家小兒子的婚禮。“天作之合，早生貴子。”離去的賓客最後的祝福語，王桂香聽得一清二楚。而此刻，她的家裡，大兒子正坐在床邊玩手機，小兒子還在睡覺。

兩人都三十多歲了，還沒娶上媳婦，這成了母親長久以來的心病。鄰家的熱鬧與自家的冷清，更是加深了王桂香的惆悵。

△ 武漢交通便捷，吸引著大量年輕人前來工作。圖 | 東方IC

“怎麼現在完全就變了呢”

在漢川市周家橋村，王桂香並非唯一為兒子婚姻問題焦慮的人。這裡距離省會武漢不過80公里左右，交通便捷，卻像隔著萬水千山。

和許多正在被掏空的鄉村一樣，這裡的年輕人大都在周邊城市或更遠的地方謀生。城市饋贈給了他們機會，同時也抽乾了他們的青春。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對在外奮鬥數年卻終是過客的現實。

而回到故鄉，一個更嚴峻的現實擺在他們眼前：村裡男青年越來越難找到適齡的結婚對象。

周家橋村戶籍人口2350人，30歲以上的未婚男性超過100人，王桂香所在的村民小組就有11人。在當地人眼裡，30歲還沒娶上媳婦，已可歸為光棍的行列。

十年前起，王桂香就開始為兩個兒子的婚姻忙碌，直到現在，都沒著落。

等鄰居家的客人散了一些，王桂香摩挲著雙手挪了過去，湊在一個穿運動外套的中年女性面前，嘴巴幾次張開又合上。

“嬌嬌，我屋裡兩個兒子的事還得你幫忙多關心點啊，年紀都大了。我也不認識什麼人，還得你們這當姑姑的操點兒心，我這乾著急也起不到作用。”她有點不好意思地再一次舊事重提。

女子連連稱好，王桂香也不多說話，抓住對方的手，遲遲不肯鬆開。

丈夫早年病逝，王桂香一人拉扯大4個孩子，家裡的幾畝土地是僅有的生活來源。兩個女兒早已出嫁，35歲的大兒子黃彬和32歲的小兒子黃振則成了“剩男”。

為了增添給兒子娶親的籌碼，2018年夏天，在兩個女兒幫扶下，全家人湊錢建起兩層新房。兩個兒子一人一層，王桂香住進了後院另起的小屋。

與王桂香隔著池塘而居的是陳有生。陳家5個孩子，兩個女兒早就出嫁，大哥二哥都還單著，33歲的小兒子去年年底才娶到媳婦，也是哥哥姐姐幫襯。

陳有生想不明白，自己年輕時，誰家兒子多就意味著勞動力多，日子不會差，結了婚在村裡也有兄弟互相照應，沒人敢欺負。這樣的男孩是媒人眼裡的紅人，“怎麼現在完全就變了呢”。

同村的李貴蘭兩年前就裝修了房屋。二樓佈置了客廳、書房和臥室，房間地上鋪著深色暗花紋的地板革，陽臺上加蓋了簡易的獨立衛生間。書房裡沒有書，只有一張碩大的電腦桌和一個轉輪辦公椅。

這是李貴蘭丈夫陳敦文對年輕人心思的揣摩。不過，至今還沒有一個女孩子來給出評價。

被問及兒子的婚事，李貴蘭搖著頭說出一句話：“我只當是生了一個傻兒子，不結婚也不用給他帶孩子，我不曉得少操心幾多。”

兒子30歲了，在武漢一家超市做倉管，儘管離家很近，除了春節，平時幾乎不回家。

嘴上對兒子的婚事不在乎，李貴蘭卻望著隔壁家歪歪扭扭學走路的小男孩出神。“這歲把左右的小孩是蠻過癮啊。”怔怔地看了一會兒，她繼續剝起手裡的豌豆。

李貴蘭家的堂屋裡，族譜還放在敬神的案子上，這是兩年前女兒出嫁時請回來的。

修族譜是村裡近些年流行起來的習俗，只要不是太落魄的家族，都會請老師傅製作族譜，放在金屬或者實木的深紅色箱子裡。遇上哪一戶人丁增減、喬遷新居，族譜就會被請到家裡。李貴蘭原想著，用不了多久就會再次打開族譜箱子，為家裡添上一口人，但現在“還沒有看到影子”。

李貴蘭的公公77歲，平時總悶在家裡和老伴一起看楚劇，別的什麼都提不起興致，唯獨一件事情例外，碰見任何人不出三句話就會聊到，“我裡孫外孫9個，還有6個沒有完成任務。”

△ 修譜師，用木活字為人修印族譜的師傅。圖 | 東方IC

“誰不想找個條件好點的呢？”

這兩年，王桂香不斷託人求親，“不管大的小的，解決一個也好”。

去年過年還有兩個親戚上門給小兒子介紹對象，今年過年再沒有人提起。她新建的二層小樓，在當下的婚姻市場上，輕於鴻毛。

女孩兒們都在朝城裡嫁。

同村的餘貝21歲，還不想出嫁，但母親給她說了一樁親事，男孩家在武漢新洲區，一家人都在做服裝生意。

餘貝初中畢業就跟遠房親戚到廣州的服裝廠打工。去年，她和同鄉的男孩交往。母親得知後慌了神，一再打電話叮囑，千萬別犯傻，別重複媽媽當年的老路，最後只會苦一輩子。母親的人生經驗裡，嫁人是女孩子改變人生命運的關鍵機會。

和餘貝同歲的李明陽，已成功嫁到了城裡。丈夫一家在武漢做生意，早幾年就買了房子。李明陽熟悉的武漢，跟家鄉是完全不同的樣子。這裡聚集了大量年輕人，擁有所有最新鮮最刺激的東西，“在武漢你才覺得自己像個年輕人，回去了能做什麼啊”。

六年裡，李明陽交往過三個男友。她說，即使找不到愛情，也要找一份留在城裡的婚姻。至少，自己的下一代能夠享受城市的生活條件。

△武漢某大學內，兩對新人喝交杯酒。 圖 | 東方IC

“沒有辦法，現在的農村人，城裡沒有一套房子都娶不到老婆。”說這話的是夾河村的吳小琴。

夾河村與周家橋村同屬一個鄉鎮，相距不過兩公里，戶籍人口3720人。這裡的男青年一樣面臨結婚難的困境。只算80後這一代，村裡的單身漢就有70人左右。

吳小琴和丈夫這些年一直在外從事室內裝修。眼看著漢川的房價越來越高，兒子也慢慢到了結婚年齡，2015年他們狠下心借債在漢川市買了一套房子。

現在看無疑是明智之舉。“當時算便宜了，2900一平方，現在我們前面這棟已經漲到了5600，你算算這是幾大的區別啊。”

房子三室一廳，正南朝向、面積最大的一間是兒子的臥室，儘管他每年只在過年時回來。有了房子打底，吳小琴稍微鬆了一口氣。

52歲的周家橋村村支書吳生堂，最近每天坐在村頭衛生室門口做戶籍登記。在他記憶裡，自己這一輩的村裡人，娶不到老婆的只有兩個，一個先天失明，一個小時受傷腿腳不利索。誰能想到，現在這些後生好手好腳的，也一樣找不到老婆。

吳生堂算了一筆賬，結婚至少得有房子，不說在縣城或武漢買房，在村裡建一棟房子，也得花20萬元。

“姑娘伢太少了，誰不想找個條件好點的呢？比來比去條件越要越高，娶個媳婦扒掉一層皮。”說完，他扔掉了手裡的菸頭，用腳使勁碾了碾。

2018年，湖北省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29歲。在當地農村人看來，沒有上過大學的男孩，25歲往後就算晚婚。

即使好不容易結了婚，也不意味著再無光棍之虞。

夾河村的郭耀華因為妻子李敏離家出走，重新回到單身隊伍。他在貴州打工時認識了李敏，沒多久就結了婚。在村民眼裡，郭耀華的婚姻相當於中彩，沒怎麼花錢就把媳婦娶到手了。

可是，好事來得快去得也快。次年夏天，女兒生下來剛滿月，李敏藉故要一個人回貴州老家看親戚，之後再也沒有回來。郭耀華的母親想不通，“這麼可愛的孩子，怎麼說不要就不要了呢”。

逃跑的，不僅僅是外地新娘。

周家橋村64歲的陳友香，提起兒子，只有一聲接一聲的嘆息。她的兒子2016年結婚，娶了同鄉的女孩。結婚不到一年，兩人就辦了離婚手續，說是性格不合。

之後陳有香四處托熟人，2018年初又給兒子尋了一門親事，對方是單親媽媽，帶著一個10歲女孩。結婚剛半年，女人就突然離開，還撇下了帶來的孩子。

出走的新娘很快又回到婚姻市場，留下的卻是一條條“光棍”和一個個單親兒童。

△ 武漢東湖邊的情侶 圖 | 東方IC

“最短的結婚才一個月就離了”

“男的倒沒什麼，老人和孩子遭殃了，什麼都是爺爺奶奶管。”夾河村婦女主任黃榮芝說。

郭耀華的母親已經67歲，每天在接送孩子上下學和半畝責任田之間奔忙。孫女在學校每個月的餐費是100塊，她每個月的養老補助是103塊，剛好夠交。郭耀華仍在四處打工，已經一年多沒有給過家裡錢了。

黃榮芝在村裡做了16年婦女工作，前些年主要負責瞭解村裡的孕婦數量、健康情況，以及兒童上學信息。最近兩年，她給自己安排了一項新任務，即給村裡的夫婦做離婚調解。

“離婚簡直是家常便飯，女的轉眼就改嫁了，男的多半就是一輩子光棍了。”僅去年一年，她所在的村就有10對夫妻離婚，到現在，已有7位女性改嫁，而男方還沒有婚訊。

59歲的陳文海，在漢川市民政局當了4年多保安，負責幫忙前來辦理離婚登記的人收取材料。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辦離婚手續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最短的結婚才一個月就離了，這不純粹是好玩嗎？”陳文海感慨。

他記得最多的時候，局裡一天辦理了30對離婚。過去4年多的上班時間，沒人來辦理離婚的只有兩天，那是民政局剛剛搬到現址的時候。

△ 民政局離婚登記處 圖 | 東方IC

2018年6月開始，民政局邀請了離婚調解志願者，空出一間辦公室作調解室。64歲的劉愛菊第一批過來做志願服務。“也是來了這個地方，才知道這個世界上真的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有。”

3月，有一對辦離婚的夫婦，女方是1993年的。劉愛菊勸她為了孩子多考慮考慮，女方直言：“孩子我可以再跟別人生，反正現在男的多女的少，我又不愁找不到下家。”和她一起來的男人，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條件一般的農村家庭，要娶個媳婦多不容易，現在又一離，結婚的債都還沒扯清楚，現在媳婦也沒了，讓父母怎麼想啊。”劉愛菊有心說和，卻常常感到無力。

這天下午，漢川的風很大。劉愛菊和另一個志願者在調解室裡坐了兩個半小時，沒等來一對夫妻。而隔壁房間，有9對夫妻辦理了離婚手續。

老陳幫人填寫離婚登記材料時，會故意放慢節奏，瞅著合適時機，就詢問對方是否願意接受第三方調解，遇到願意的，就帶到隔壁調解室聊一聊。但這樣的不多，忙的時候一天能有五六對，有時完全沒有。老陳已經總結出經驗，“那種鴉雀無聲的，那多半就是沒救了，是鐵了心要離的。”

“所帶來的傷痛遠比想象的要多”

鄉下生活凋敝、家庭貧困、農村男性缺乏競爭力……都是導致當地盛產“鄉村光棍”的原因。然而，這並不是全部。

“這一輩的男孩子太多了，沒有多少女孩子。”周家橋村人口普查員黃德民最清楚每家每戶的情況。

一切早有端倪。

夾河村衛生所醫生黃巧軍，工作了24年。衛生所背後的小河已經幾近乾涸，河面上漂浮著各色塑料袋和空飲料瓶。

“剛畢業上班的時候，我早上騎車從旁邊的橋上過來，經常聽見嬰兒的哭聲。一開始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情況，後來才曉得，女孩兒生下來不想要的，很多就扔在了河邊。想想那些大人怎麼狠得下心啊。”黃巧軍眉頭緊緊皺著，側過頭望向窗外的小河，“前些年都想生兒子，女孩兒太少了，現在好了，娶不到媳婦的遍地都是”。

依照當地1988年3月1日開始執行的政策，農村夫婦一胎若是女兒，5年後可以生二胎。在傳統觀念依然濃厚的鄉村，生育第二個孩子成了生男孩的最後機會。為此，一些人不惜採取人為干預。

“有非法做B超鑑定的，就在車上做檢測，行蹤不定。”章社峰從1993年開始就在漢川做計生工作，“這種情況，就算我們收到消息了，也很難抓到人”。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家庭調查數據庫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農村地區第二胎男女性別比為126.4:100，第三胎則高達146.3:100。

“性別失衡之下，受害者不止是大齡未婚男青年，從女性到社會都是受害方，它所帶來的傷痛遠比想象的要多。”西安交通大學人口學者李樹茁說。

△ 湖北漢川市的村莊 圖 | 東方IC

2010年“治理性別失衡”被納入十二五規劃，全國出生性別比開始從120的高位緩慢下降，2014年降到115.8左右。李樹茁指出，“人們只看到出生性別比在下降，但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減緩。就像一個人得了病，感冒雖然好點了，但是對身體造成的危害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性別失衡將會進一步加劇婚姻市場上的資源分配不均，最大的受害者將是農村男性。這在80後、90後一代身上表現明顯，之後矛盾只會越來越突出。

“2044年之後，每年50歲的男性會有超過10%的比例未婚，2050年超過13%。”李樹茁說。

夾河村婦女主任黃榮芝觀察到，她所在的村民小組，25歲以上沒有結婚的男孩有10個，適齡的女孩子卻一個都沒有了。除了外出讀書的女孩，村裡沒結婚的女孩最大的是2000年出生的。

她所置身的漢川，是一個以紡織和服裝加工為主導產業的輕工業城市，全市散佈著大小紡織服裝企業兩千餘家。

這些服裝廠是當地農村青年的主要務工出口。每天都有剛剛從學校出來的年輕人來找活兒，都是十七八歲的模樣，很難看到40歲以上的身影。

在黃榮芝眼裡，這些年輕人不過是在吃青春飯。他們沒讀什麼書，也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做最基本的工作、賺最基本的工資養活自己。服裝廠的工作通常是黑白班兩班倒。“年輕人還能做幾年，年紀大了根本就熬不住。以後怎麼辦呢？”

女孩兒還好，或許還能嫁個好人家。男孩兒則很難靠此在城市立足，若沒有更好的出路，有一天還是要回鄉。

“我看啊，以後遍地都是吳楚清。”黃榮芝說。74歲的吳楚清是夾河村唯一的五保戶，終身未娶，和老母親一起靠著補貼生活。

“都說不出話”

不過，村裡還沒結婚的年輕人可能不這麼認為。當晚婚已成為普遍現象，他們覺得結婚或許只是個時間問題。再晚一點兒，再積累些資本，或許就會迎來轉機。

王桂香的小兒子黃振就在等待這樣的時刻。

他從職校畢業以後就開始做海員，主跑東南亞航線，最遠跟過環球一週的大型貨輪。最初幾年過年，他帶回來的國外零食和海上見聞總能吸引不少人來家裡，其中不乏想要給他介紹對象的。

可是，零食和故事能夠吸引女孩子，卻吸引不了女孩子的父母。海員長年漂泊在海上，少則三個月多則一年才能回一趟家。這意味著即使結婚了也要長期兩地分居，沒有父母願意讓女兒受這樣的苦。黃振家裡的經濟條件，也讓相親對象望而卻步。

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受國際貿易形勢影響，黃振所在的船務公司訂單量驟降，沒有生意。2019年元旦之後，他開始了漫長的休息。除了和母親王桂香每天必要的對話，他的世界侷限在手機的5.5英寸屏幕裡。

四月初，氣溫已經攀升到27度，門前走過的女孩子已經穿上了輕薄的長裙，坐在家門口玩手機的黃振，還穿著冬天的加絨運動褲。

隔壁家的小女兒回孃家來了，過來向王桂香詢問兩個侄子的感情狀況。黃振起身打了個招呼，便退到一旁，蹲在臺階邊悶著抽菸。

不想聽到大人的嘮叨，很多人選擇乾脆躲在外地，李貴蘭的兒子陳俊飛就是。

最近兩年，他只有過年才會回家待兩三天。除了吃飯，他幾乎不會露面，從早到晚待在自己的房間裡。

陳敦文過去是個坐不住的人，農閒時常在村裡溜達，小賣部，衛生所，他喜歡和人聊天、吹牛、逗趣兒。如今，陳敦文很少出現在這些地方了。同齡人的話題只剩下一個——孩子們任務完成了嗎。

起初，他還跟人抱怨幾句，孩子的想法總是和大人不一樣，管不了。現在他已經不想多說什麼了，“人家只會說是爹媽沒有能力，兒子才娶不到媳婦”，這種時候還有什麼可說的，最好是躲得遠遠的。

△ 外出到北京工作的情侶 圖 | 東方IC

2018年年底，李貴蘭也到了武漢，在連鎖超市做售貨員。種地大半輩子，只受老天約束的人，現在要受規章制度約束。要學的東西很多，如何著裝，如何標準化回答顧客的問題，如何收起自己說了大半輩子的方言，儘量憋著講普通話。好在這裡沒有人問她的兒子結婚了沒有，她只需要按要求整理商品，服務顧客，按時上下班。

李貴蘭房間的衣櫃上，貼著一張塑封的黑白老照片，畫面中丈夫陳敦文半蹲著身子，兩手搭在兒子的肩頭。這是陳敦文1995年在蘭州做生意時，帶著兒子在景區的合影。

照片中6歲的陳俊飛靦腆可愛，是一副大人見了都會喜歡的面孔。“誰能想到呢，這現在還成了個老大難，出了鬼了。”李貴蘭嘆了一口氣。

有一次，急得整夜整夜睡不好覺的李貴蘭逼問兒子，為什麼安排了那麼多相親他都不上心。一開始，陳俊飛只是說人家女孩子沒那個意思，後來他也急了，背對著母親說出一句話，“我現在要什麼沒什麼，誰家的姑娘看得上我，別瞎耽誤工夫了。”

李貴蘭一時梗住，張著嘴，半晌說不出話來。

吳生堂算了一筆賬，有3個兒子，娶媳婦至少就是60萬開銷。“生三個女兒，你就進了天堂；要是三個兒子，那你就有得受了。”

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已經逐漸讓步於現實。“條件好一點的也負擔不起兩個兒子，前陣子我們村的陳旭家生了二胎，一胎是個兒子，這二胎本來想要個女兒，結果又是個兒子，孩子從產房裡抱出來，一屋人都說不出話。”吳生堂說。

為了兩個兒子，王桂香四處囑託人，“要是有差不多的好事，記得給我的兩個兒子關個心啊”。

只是如今，對方常常是應了便沒有下文了。

（文中王桂香、黃振、黃彬、陳有生、李貴蘭、陳敦文、吳小琴、郭耀華、李敏、陳友香、陳俊飛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