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學者說：遇見一位影響一生的好老師，是年輕人的無上榮幸。讀完這兩篇中外名家回憶老師的文章，去和自己年少時的恩師報聲節日快樂吧！

鳥學者說：遇見一位影響一生的好老師，是年輕人的無上榮幸。讀完這兩篇中外名家回憶老師的文章，去和自己年少時的恩師報聲節日快樂吧！

△雷蒙德·卡佛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美]瑪莎·吉斯

孫仲旭 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裡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裡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麼是，或者為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裡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裡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裡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摘自《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鳥學者說：遇見一位影響一生的好老師，是年輕人的無上榮幸。讀完這兩篇中外名家回憶老師的文章，去和自己年少時的恩師報聲節日快樂吧！

△雷蒙德·卡佛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美]瑪莎·吉斯

孫仲旭 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裡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裡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麼是，或者為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裡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裡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裡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摘自《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錢穆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余英時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佔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麼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唸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

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

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麼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儘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溼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鳥學者說：遇見一位影響一生的好老師，是年輕人的無上榮幸。讀完這兩篇中外名家回憶老師的文章，去和自己年少時的恩師報聲節日快樂吧！

△雷蒙德·卡佛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美]瑪莎·吉斯

孫仲旭 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裡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裡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麼是，或者為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裡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裡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裡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摘自《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錢穆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余英時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佔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麼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唸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

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

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麼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儘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溼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余英時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裡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麼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裡談得上“權威”兩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

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裡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麼，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錢先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那麼自然、那麼率真、那麼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譁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麼叫作“製造社會形象”或 “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閒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係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臺北之間，籌募經費。一九五零年年底，他第一次去臺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臺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臺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竟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正如錢先生所說，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人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

錢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內。

本文作於一九九零年

選自《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鳥學者說：遇見一位影響一生的好老師，是年輕人的無上榮幸。讀完這兩篇中外名家回憶老師的文章，去和自己年少時的恩師報聲節日快樂吧！

△雷蒙德·卡佛

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美]瑪莎·吉斯

孫仲旭 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著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著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裡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為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裡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為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為什麼是，或者為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著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著別處一會兒，通常抽著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著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裡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 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裡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為“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裡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摘自《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錢穆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余英時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佔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而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麼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唸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

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

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麼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儘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而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溼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余英時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裡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麼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裡談得上“權威”兩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

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裡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麼，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錢先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那麼自然、那麼率真、那麼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譁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麼叫作“製造社會形象”或 “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閒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係我在新亞先後只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臺北之間，籌募經費。一九五零年年底，他第一次去臺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臺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臺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竟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自從獲得錢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十小時之內，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歷了無數次。有些記憶本已隱沒甚久，現在也復活了起來。正如錢先生所說，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我這篇對錢先生的懷念主要限於五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這幾年是我個人生命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我可以說，如果我沒有遇到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中，錢先生的生命進人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

錢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而延續在無數和他有過接觸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生命在內。

本文作於一九九零年

選自《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