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究竟誰是最早進入閬中的西方傳教士？

作者：王萌

古城的幾大宗教匯萃一地、互生共榮、各顯奇葩。但溯及以往，除張道陵祖孫三代在巴郡——漢中一帶開壇作法、授徒弘道歷史最為悠久之外，最早進入閬中的西方傳教士又是誰呢？

閬中天主堂

據近年來公開發表出版的資料顯示，疑似為三百七十多年前的法國天主教神父洪廣化，“明崇禎十四年（1641），法國天主教神父到閬中傳教“（《南充市志》2010年版）；又“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洪廣化到閬中傳教……在城內學道街修建了‘天主堂’”（見李家駒著《閬史索徵》）。這位神甫大人洪廣化（音譯）資歷有這麼老麼？

據資料顯示：洪廣化，1814年1月7日——1891年10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川西代牧區主教（1861年5月6日至1891年10月26日）。又:“1865年，法國傳教士洪廣化前往四川傳教，任四川代牧區主教，於1895年主持興建領報修院，至1908年竣工，歷時13年”（ 見中國國家地理網）。可見，一個是有明崇禎，一個是大清嘉慶，時光穿越了將近兩百年，“洪廣化之說”顯然不足為信。

最新版《閬中縣誌》載：“天主教於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傳入閬中。清光緒八年（1882年），法國神甫在縣城學道街購置地產，建修教堂”（筆者注：原址還在今學道街天主教堂東側），參考其他文獻史料，最早進入保寧府的傳教士時間大致也不差，後在城內修築天主教堂的時間確也在清光緒初年，但並無任何依據顯示系“法國神甫”所為。究竟誰是以宗教名義深入到內陸腹地保寧府的第一人呢？這涉及到近代在華傳播天主教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安文思。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âes），字景明，葡萄牙籍耶穌會傳教士。原名加布裡埃爾·德·麥哲倫，意思是“平靜的海洋”，在葡萄牙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姓，代表著一個顯赫的家族，原來安是十六世紀著名航海探險家斐迪南· 麥哲倫後裔。他出生於1609年，16歲就加入教會，31歲即前往中國傳教，直到1677年4月病逝於北京。安生前主要在四川、北京兩地傳教，他來四川是因受第一位來川傳教的歐洲人利類斯的邀請。

崇禎十三年（1640年），意大利人利類思抵成都開教，因此前在京與當朝宰相劉宇亮（四川綿竹人）相識，來川傳教時便受到劉宰相“信託”等諸多關照，致使教業順達，百姓信教熱情高漲，“以致愈傳愈廣，附近各城均有教友。保寧府與重慶教友更多，利神父因一人難理，又請了安文思神父來，分任傳教事務”（武德龍著《天主教真理》）。“１６４１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來到成都協助利類思傳教……除成都之外，他們還相繼在閬中和重慶建立教堂布施傳教，並向川內其它地區發展。” （見《成都晚報》2004年12月9日 唐建 文“最早入川的傳教士 ”）。

利類思像

1640年，耶穌教會利類斯和安文思神父在成都、保寧、重慶等地教付洗了教徒，這也是天主教最早進入西南的記錄”（譚衛國：“新時期少數民族地政治文化建設”，載《湖北師範學院發展》——哲學社會科出版）

利類斯、安文思兩人“同心同德，敦傳聖教，不惟在成都宣講福音，並且往保寧、順慶等處虔救人靈”。結果“領聖洗者亦復不少”。在保寧府、順慶府“均設有經堂，為教友領聖事、誦經之處”（【法】古洛東《聖教人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4～6頁），據此，可以看出，利類斯、安文思才是最早進入保寧傳教的第一人。

當他們的傳教活動如日中天之時，不料卻捲入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被入川稱帝的大西政權首領張獻忠（1644年），把當時已逃避到天全縣山中的這兩位形影不離的耶穌會士抓獲，又以“天學國師”之名強徵為其服務。利、安二人奉旨用紅銅所造的天、地儀、日晷等，令張獻忠“樂極快慰，驚奇不已”。本來是來中國宣揚聖諭的西方文化使者，陰差陽錯成了“造反起義”的見證人，利類斯和安文思以他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作了不少的原始記錄，到了民國初年遂由法國人古洛東整理出了影響深遠的《聖教入川記》，目前這本頗有爭議的“戰地通訊”競也成了評說大西王張獻忠是否殺人如麻的主要憑據。

清代重慶地區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合影

清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陣亡後，利、安二人又被進入保寧府一帶作戰的皇太極長子、靖遠大將軍豪格虜往北京，直到豪格死了幾年後，利類斯和安文思於1651年才獲得釋放。由於這些受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開化較早的“洋人”，在製造機器、翻譯著作方面多有成就，順治帝特賜地恩准他們在北京修建了第二座天主教堂——聖若瑟堂(又稱東堂,即今王府井大街路東段的那幢古希臘式建築）繼續傳教。後來他們又深得具有開明開放意識的康熙帝讚賞，稱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

北京聖若瑟堂

安文思在1668年還用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稱頌中國，此書後又以《中國新史》為名刊行於巴黎。該書以獨特的視角、思維和價值觀去認識、感知與他的祖國完全不同的一個東方大國，在生活、傳統、習俗、信仰等方面無從避免的衝突與默契、真知與謬誤、失望與敬仰,從而也成為了西方早期漢學的奠基作之一。這部著涵蓋了中國歷史、文字、語言、典籍、民俗、商業、物產、貴族、政府部門、京城諸事的著述，當時被西方堪稱瞭解中國的一部“百科全書”。

圖為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畫像，曾任康熙皇帝的老師、翻譯以及顧問。

1677年5月6日, 享年69歲的安文思魂歸西天后，還享受了西方傳教士們在北京的集中安息地的厚待——與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同葬於滕公柵欄墓地。墓碑上刻有漢文與拉丁文，漢文即為康熙皇帝的諭旨：“今聞安文思病故。念彼昔日在世祖章皇帝時，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況彼從海外而來，歷年甚久，人質樸夙著。雖病在身，本期療治可愈。不意長逝，朕心傷憫。特賜銀２００兩，大緞１０匹，以示朕不忘遠臣之意，特諭。”（見餘三樂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廣東人民出版社）

安思文墓碑

可見，明末清初，以強調信奉唯一“天主”的天主教傳入閬中(保寧府)時，正是順應了利、安二人在四川佈道弘義，很快紮下根基的大氣候，但又生不逢時趕上了南明王朝殘餘勢力的騷擾，張獻忠李自成起義部隊的肆虐，以及清朝靖遠大將軍豪格的掃蕩。天下大亂，時乖命蹇，雖有播種，卻少有收成。又過了十餘年，待時局稍定，前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的孫女許太夫人（其子許纘曾時為川東巡撫，但已入洗，並取聖名“馬西略”），為延續教脈，傳播薪火，又專程從陝西請來法國神甫穆革我來川治教，“許太夫人請穆格我，號來真的神父來川，一年內在成都、閬中、重慶三處設立教堂”（四川天主教網《天主教會在彭州的歷史及影響》），其間僅在閬中便陸續付洗多達600餘人，算是從真正意義上扮演了中心教區的輻射作用，也為後來川、陝、甘一帶天主教教務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法】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可見，1660年清順治前後，穆革我神甫來閬中傳教並修建天主教堂，這才是目前所知較為準確的建教堂記載。

天主教傳至閬中歷史“最早”而故事卻又“最少”，因而拔冗挖掘考證出點滴軼事，以填充其宗教文化內涵，並饗市民遊客深度瞭解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