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科幻片 甯浩 瘋狂的外星人 小說 劉慈欣 中國電影報 2019-02-22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杜思夢

李霆鈞

編輯|萬曉茜

甯浩一共買過兩個IP,一部《餘震》,一部《鄉村教師》。

《餘震》後來被馮小剛拍成了電影《唐山大地震》,《鄉村教師》甯浩自己用了10年時間拍成了《瘋狂的外星人》,黃渤、沈騰領銜主演。

正月十五前一天,影片票房突破20億元,成了甯浩導演電影裡票房最高的一部。然而,採訪中的甯浩刻意迴避票房話題,他有點兒納悶兒,“大家怎麼都在談票房?都在談怎麼拍票房會高?”他覺得,這是赤裸裸的“對創作的干擾”,特別沒勁!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甯浩

2009年,買下《鄉村教師》電影改編權的甯浩30出頭,那些年,他帶著一幫人拍電影,感覺就“跟做遊戲一樣”,特別開心。10年後,甯浩回首《瘋狂的外星人》的創作歷程,他的總結卻成了“特別痛苦”。他不明白,拍電影怎麼就變成了“產品管理”?創作空間怎麼就被壓縮得越來越少?似乎是為了跟“標準流程”抗衡,甯浩遣散了已經進組的預覽團隊,他說,“我就是不想拍這種爆米花電影”。

甯浩的堅持,讓他看起來不再是個商業片導演,他會因為遲遲找不到小說改編方向備受煎熬,會因為編劇幾次交出的劇本“太像好萊塢”而難抑憤怒,他為了讓國外特效團隊理解中國情感心力交瘁。他更喜歡談作品內核、價值,他喜歡原著文體上的荒誕性,也被小說裡使用鄉土文化對抗宇宙先進文明的創意所吸引,最終,他把改編落腳於中國文化,因為在他看來,這兩者“本質上是一件事”。他打算用中國的敘事方式講一個帶有中國獨特性的故事,他給自己定了個目標:“這電影拍出來,好萊塢沒法翻拍”。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電影結尾,黃渤扮演的馴獸師用一根香蕉“打敗”外星人拯救地球的設計荒誕無比又令人忍俊不禁。在甯浩看來,荒誕主義是一面鏡子,就是讓人類看看我們的自大和荒謬。

影評人評價《瘋狂的外星人》是一部“作者電影”。

甯浩說,我同意。

買過兩個IP

一個拍了《唐山大地震》

一個拍了《瘋狂的外星人》

►《中國電影報》:據說您9年前就買了劉慈欣的小說版權?

甯浩:2009年《無人區》拍完之後,我就開始琢磨接下來拍什麼。當時,《電影世界》的編輯尚可說,有這麼一部小說。我看完之後,覺得很有意思,就和公司說先買版權。以前我沒買過版權,我一共買過兩個IP版權,一個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說《餘震》,另一個就是《鄉村教師》。

►《中國電影報》:為什麼電影2017年才開拍?

甯浩:我拍《黃金大劫案》之前,已經在籌備《瘋狂的外星人》了,當時沒有馬上動手,因為總找不到方向。我希望見一下劉慈欣。

►《中國電影報》:找不到改編方向?

甯浩:《鄉村教師》的故事很抽象,都是大概念,需要給他補人物進去,當時我找不到補什麼,如果直接說故事,也不太滿足,我希望電影拍出來有特點。

“這電影拍出來,好萊塢沒法翻拍”

►《中國電影報》:劉慈欣的那麼多小說裡,怎麼就看中了《鄉村教師》?

甯浩:劉慈欣的小說寫得特別好,我也看過《三體》,但是版權當時已經賣了,後來我提議做他的版權代理,希望有靠譜的公司把小說搬上大銀幕。《鄉村教師》的版權一直在我手裡,這小說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孩子王”掉進了“星球大戰”,兩種類型的衝突,有點兒《殺出黎明》的感覺。

►《中國電影報》:也就是說,原作本身的荒誕性讓您產生了共鳴?

甯浩:《鄉村教師》文體上的荒誕性比較足,我一直覺得,荒誕的東西比較特別。我對藝術的看法是,藝術在於個性,得有自己的獨特性,要是沒特點,大家就都一樣了,藝術要是都一樣了,多沒意思。

►《中國電影報》:所以,影評人把《瘋狂的外星人》歸類為“作者電影”,您是認同的?

甯浩:我同意。所謂“作者電影”,就是有自己獨立的態度。

►《中國電影報》:您在《瘋狂的外星人》中,最想表明的是什麼態度?

甯浩:對《瘋狂的外星人》,我當時提出的目標就是“這電影拍出來,好萊塢沒法翻拍”。也就是說,美學上,你得保持自己的個性,舉個例子,唐詩優美,但沒辦法翻譯。

改編落在中國文化上

►《中國電影報》:電影上映前,編劇孫小杭在一個電影沙龍上坦言,《瘋狂的外星人》劇本寫作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期間,為了減壓,寫了《心花路放》。後來又有報道說,《瘋狂的外星人》“寫殘”了好幾個編劇。為什麼這部戲的劇本會寫得這麼難?

甯浩:一直以來,大家腦子裡的科幻電影只有好萊塢,容易被好萊塢的套路套住。而好萊塢電影都是概念,就容易用概念套概念。最開始編劇寫出來的版本,有點兒好萊塢,但我就是不想“像好萊塢”。

好萊塢的敘事體帶有意識形態,講故事本身的技巧和不同的文化疊加,一定會產生不同的故事。就像《少年派》,要是把派換成一箇中國小孩兒,你說他能舉起榔頭不砸下去嗎?不砸就不是中國小孩兒了,中國傳頌的是“武松打虎”。但如果砸下去,故事就會發生轉向,就變成了老虎與人的鬥爭。特定的民族性會發展為特定的故事走向。我想講一個帶有中國獨特性的故事。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中國電影報》:其實,真正難的是找到表達這種獨特性的敘事方法吧?

甯浩:確實是。要找到一個特別的敘事方法。比如中國的雜耍文化、酒文化,光找到門不行,還要知道故事接下來的走向。

在找故事獨特性的時候發現,軍事、科技領域我不太懂,但中國文化絕對是可以自信的,我們有5000年文化。《鄉村教師》的內核也有一種用鄉土文化對宇宙先進文明的荒誕,這就是最有價值的。

我對原著唯一不滿足的是用“牛頓三定律”拯救了世界,為什麼一定是“牛頓三定律”呢?怎麼就不能是中國人發現的什麼定理呢?作為小說,劉慈欣在意的是科學性,我們的改編落在了中國文化上,本質上是一件事。

要荒誕

►《中國電影報》:創作劇本的時候,考慮過保留原著人物嗎?

甯浩:沒有。就是要他的荒誕性,比如結尾黃渤用香蕉打敗外星人,就是荒誕性的體現。

►《中國電影報》:看到這個結尾,總感覺您有話要說,是想表達什麼?

甯浩:荒誕主義是一面鏡子,它本身不解決問題,就是讓你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我們是什麼樣子。看看我們是不是很自大、很荒謬。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中國電影報》:為什麼對世界如此悲觀?

甯浩:這個世界很值得樂觀嗎?人類是沒有意義的存在,沒有太大的價值。人類是智慧產生的1.0版,是過渡產品,很快就會被淘汰。你看,恐龍生存了一兩億年,而人類不過百萬年。人類無需自大,以目前的加速度看,很快就會消失。人類這種生物介質非常臨時,最終會被能量體的東西替代。我不對意義抱有太大的信念,“湊合活下去”吧。

不是商業片導演

►《中國電影報》:電影的笑點大多集中在“小外星人”身上,而非黃渤和沈騰身上,這一點還比較意外。

甯浩:是搭起來的,他們三個搭起來才有笑點。

►《中國電影報》:做這個外星人的時候,聽說跟外國公司溝通非常麻煩?

甯浩:和不同文化的人溝通,他們只能理解邏輯,情緒上特別難溝通。

比如表現猴子像潑婦一樣的狀態,老外特別不理解,這種情緒在他們那沒有。我給他們講潑婦什麼狀態,找視頻給他們看,他們驚呆了說,“她怎麼了?”他們的世界相對簡單,在他們的文化系統中,發牢騷只有“MyGod”,到不了癲狂的程度。

比如我說,外星人吃火鍋時候的情緒,要“笑裡藏刀”,表面上並沒有很大的情緒起伏,但眼神裡有威脅。但他們的理解,要麼只有威脅,要麼只有平靜,很難拿捏到“笑裡藏刀”的部分。

這些都是東方文明特有的。所以做小外星人的時候,不斷模擬、測試,哪怕是眼睛大小、每個細微的表情,都要指導得很細緻。

專訪甯浩:我從來不是商業導演

►《中國電影報》:為什麼遣散了前期特效團隊?

甯浩:我只是撤銷了預覽團隊,預覽團隊就是做分鏡頭和模擬效果的,我不想拍“爆米花”電影,不想拍這種流程的電影。預覽團隊規定了鏡頭,導演就指導演員演戲,鏡頭由預覽團隊來敲定,我覺得,這樣不行。工業與創作之間是有衝突的,傳統方法能最大保障導演控制整個鏡頭語言的核心,電影最重要的還是鏡頭語言。

►《中國電影報》:感覺您不像個商業片導演了。

甯浩:我從來都不是商業片導演。

►《中國電影報》:怎麼看現在大家對影片的評價?

甯浩:好與不好其實不是別人說的,我也沒有這方面的壓力,對我來說,這是一部好電影。

創作這件事,現在挺沒勁

►《中國電影報》:拍《瘋狂的外星人》時,考慮過票房嗎?

甯浩:沒有。我覺得製作壓力很大,票房壓力沒太多。

►《中國電影報》:您團隊的人說,您是一個“嚴肅而痛苦的導演”,進入創作狀態就會“鬱鬱寡歡”,是真的嗎?

甯浩:對。現在給創作留的空間越來越少,大多電影是產品管理,不是從創作人的視角拍一個東西。

拍《瘋狂的外星人》的過程,我特別痛苦。就像你剛才說的,會有票房,會有很多別的訴求,這個行業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我們拍《瘋狂的石頭》,都是一幫理想主義者,大家很熱情,像做遊戲一樣。現在各個部門好像都在趕,趕緊拍完,因為後面還有“別的活兒”。大家都在談,怎麼拍票房會高,我覺得,這是對創作的干擾。創作這件事,現在挺沒勁的。

►《中國電影報》:那以後還拍電影嗎?

甯浩:除了一部慶祝新中國70週年的短片,短期內不會有其他導演作品。生命有很多體驗,不能都交給電影,未來,我想把更多把時間留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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