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語文出版社的中學教材裡，《南京大屠殺》一文被替換成了《死裡逃生》。這並不是在遺忘歷史，而是為了更好地記錄。
《死裡逃生》節選自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一書。這本書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暴行，是對南京30萬冤魂最好的紀念。
但作者張純如照亮黑暗的同時，也被黑暗吞噬。
2004年11月9日，她在自己的車裡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給我們留下最後的話是：
“你們最好記住那個曾經的我——那個作為暢銷書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個從路易斯維爾市回來後變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變得困難——這種焦慮堪比淹死在開闊的海洋中。我知道我的行為將會把一些這樣的痛苦傳遞給別人，那些最愛我的人。請原諒我。”
離開她深愛的父母、丈夫和兩歲的兒子，我們不知道她的內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掙扎和痛苦，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1968年，一個小生命在新澤西出生，父母給她起名“純如”，取自《論語》：“從之，純如也”，寓意為“純正和諧”。照片上的她亦如名字一般，純粹而美好。
張純如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是抗日國軍將領張鐵軍，曾是臺灣《中華日報》總主筆，父母都是科學家，從臺灣赴美求學，之後留在了美國。童年時，她經常聽到父母提起遙遠的1937年，那個時候，圍繞南京的長江幾乎被屍體堵塞得水洩不通，河水也被血染得鮮紅。她想象著那究竟是一個多麼殘忍的年代，祖父母又是如何逃離那個被稱為人間地獄的南京。
然而，當她想要更深入地瞭解這段歷史時，卻意外地發現，找不到任何文字資料記錄這段史實。
“我去圖書館試圖瞭解更多細節，但卻找不到一星半點兒與此相關的信息。在我們學校的圖書館裡，在市裡的公共圖書館裡，在我的世界歷史教材裡，什麼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師們居然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有時候她甚至覺得是不是父母的講述有誇大的成分，直到一張黑白照片出現在她的面前。這張照片改變了她的一生。
“儘管孩提時代我就聽到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事情，但卻從未作好準備看到這些照片——被砍掉的頭顱，被割開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強姦者強迫著擺出各種色情姿勢，她們的臉扭曲變形，帶著讓人永遠無法忘記的痛苦和恥辱表情，所有這些都毫無遮掩地呈現在黑白圖像上。”
同樣是血淋淋的歷史，猶太大屠殺廣為西方世界關注，不斷有電影、書籍講述這段歷史，奧斯維辛集中營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那麼，南京呢？為什麼南京被世人遺忘？
張純如決定要披露這段歷史。“希望這本書能夠喚起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更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夠喚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她相信“真相是不可毀滅的，是沒有國界的，是沒有政治傾向的”。
“我要讓全世界的人瞭解1937年在南京發生的事情，讓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為了得到最真實的資料，她隻身來到南京，即使身體不適應炎熱的天氣，依然堅持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在大多數剛走出校園的女孩子還沉溺於戀愛的時候，年僅27歲的她，每天都埋頭翻閱血淋淋的史料：砍頭、活焚、活埋、開膛、在糞池中淹死、挖心、分屍……這些可怕的場景，經常讓她氣得發抖。
為了專注於寫作，她會等丈夫入睡後，寫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鐘。在寫作過程中，她經常會停下來平復一下自己的情緒。她要求自己要保持客觀冷靜，不帶任何個人情感，只是告訴大家事情的真相。
她做到了。
張純如輾轉找到了拉貝先生外甥女賴因哈特夫人，發現了塵封達59年之久的《拉貝日記》。也正是她將魏特琳的日記片段和1000多頁的有關遠東軍事審判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戰犯鬆井石根的資料帶給中國，讓這些珍貴歷史資料重見天日。
《南京大屠殺》問世後，這本詳細記錄歷史真相的英語著作馬上引發了轟動，歐美主流社會開始關注這段歷史。張純如開始頻繁地參加社會活動，為揭露南京暴行真相而吶喊。
2001年4月23日，在舊金山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她第一個登臺演講，題為“強姦南京”，博得了與會者長時間的掌聲。但也遭到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擊。當場就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張純如發難，蠻橫提出所謂的疑問。她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悻然離開了會場。之後，日本柏房書房購買了《南京大屠殺》的出版權，提出對書中內容進行修改的要求，遭到她嚴辭拒絕。
正因如此，張純如遭到了日本右翼勢力的長期監視，還曾收到過裝有兩顆子彈的信。面對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她開始失眠噩夢，慢慢地，體重開始減輕，頭髮也在掉落。她曾經對朋友說，這些年來自己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在一次次觸碰人性最陰暗的一面後，她患上了抑鬱症。
2003年7月，在寫作第四本書時，她曾因精神崩潰而住進醫院。2004年8月11日，母親張盈盈發現張純如幾天沒怎麼吃飯、睡覺，幾乎垮掉了。8月13日凌晨兩點，電話裡的張純如聲音驚恐萬分，稱自己打開旅館電視，看到屏幕上全是恐怖血腥的照片，還有戰爭中小孩子被殘殺的景象，地獄就在眼前。她還覺得窗外有人窺視自己，懷疑有人在房間裡放了竊聽器。幾近崩潰的張純如，此刻已經不願與人溝通。
對人世間的一切美好都不再抱希望的人，還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日軍侵華時期，魏特琳用金陵女子學院庇護了無數的婦女兒童，她所寫的日記，也是揭露侵華日軍姦殺擄掠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和張純如一樣，魏特琳生在伊利諾伊州，也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一直被純如信視為榜樣。
然而，在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寫道：“我快要筋疲力盡了。以前，雖然工作進展緩慢，但還能有步驟地制定工作計劃，而現在連這些也做不到了，雙手也不聽使喚。我希望能馬上去休假。”兩週後，她神經失常，返回美國。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國寓所裡打開廚房的煤氣自殺。
2004年11月9日，當純如對著自己扣動扳機的那一刻，兩位女戰士在另一個世界匯合了。
可以說，是南京大屠殺的醜惡，摧毀了這兩位原本極其堅毅的女性。她們雖然不是死於屠殺，卻同樣是這場屠殺的犧牲者。而張純如，更是以生命為代價，換來了歷史真相的重見天日，她所做的一切值得被記住、被歌頌。卻仍有一批人在否認他們曾經犯下的罪行，否認歷史的真相。
日本APA連鎖酒店CEO為了混淆認知，在其酒店的房間內放置自己的書籍，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存在，還宣稱“所謂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國為投下原子彈而編造的謊言。”
明治天皇的玄孫竹田恆泰鼓吹參拜靖國神社，多次在電視臺節目中貶損中國，把“妖魔化”中國的內容拼湊出一本書出版。
日本前防衛部長稻田朋美不僅支持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還擔任“關於百人斬競賽損害（向井敏明、野田毅及其遺屬）名譽訴訟案”的律師，出書為殺人比賽狡辯……這樣的事件不斷地爆出。
如今，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不足100人，受難者的靈魂還在痛苦的呻吟，施暴者還在不斷否認自己的罪行。更令人無奈的是，英雄逐漸被世界遺忘。原定2015年底或2016年初動工，2017年春夏竣工的舊金山聖荷西“張純如紀念公園”工程，卻因故一延再延。
我們一遍遍記起張純如，不僅僅是為她個人的勇敢或悲劇。更是因為離開了每一個人的參與，歷史的真相和守護真相的人都會變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