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1937年豐子愷在緣緣堂；右圖：初上戰場採訪的曹聚仁
1937年11月，家鄉石門灣被日軍攻佔，爸爸下定決心“寧為流浪者，不當亡國奴”，帶著全家走上逃難之路。我們先是到桐廬投奔馬一浮先生，住到離桐廬二十華里外的河頭上。在此期間，爸爸收到開明書店到長沙的邀請。因此時日寇進犯杭州，桐廬也不宜久留，爸爸決定接受邀請，遠赴長沙。
我們是12月21日離開河頭上的，先坐船到桐廬，再換大船到蘭溪。精明能幹的平伯因為家有老小，不便遠行，隻身冒險回家了。我們到了桐廬後，發現交通並不困難，桐廬到蘭溪尚有公共汽車可通。媽媽一路不停地為把外婆落在桐廬而落淚，我們小孩子們也都覺得缺少了一個人。船行至半途，爸爸決定派章桂哥上岸，回船形嶺把外婆接到蘭溪相聚。逃難詩記曰：聽說行路難，其實也平常。連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到蘭溪後，我們一家在臨江旅館住宿。低調的爸爸不想暴露身份，在旅館登記牌上寫“豐仁”這個舊學名。旅館把客人的名字登記在牌子上，掛在櫃檯上方。巧的是，爸爸當年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唸書時的同學、比爸爸低兩級的曹聚仁也住在這旅館裡。老同學相逢，本是好事，不料卻引發一場風波，導致此後兩人形同陌路。其中內情，當時我並不知道，後來從爸爸的文章和章桂哥的回憶文章中知曉了一些情況。
據章桂哥在《憶抗戰期間的子愷叔》一文中所說，曹聚仁當時擔任中央通訊社東南戰區特派員，他對爸爸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贊同。他勸告爸爸，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協助，順利到達大後方，一定要把“豐子愷”三字打出去，並且馬上相幫印了名片。他的建議立刻奏效，原來在杭州沒領出的中國銀行的兩百元存款，在蘭溪不用保人，只憑“豐子愷”三字就很順利地取到了。
爸爸到蘭溪後，急於打聽路途情況，遇到當戰地記者的老同學曹聚仁，自然是如獲至寶，馬上問他到長沙的事。曹聚仁一聽，斷然決然地說：“你們要到長沙、漢口，不可能！”他說他們單身軍人，可以搭軍用車的尚且不容易去，何況攜老帶幼十幾個人，就算去了，也定會半途折回。他勸爸爸就近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爸爸聽了老同學的勸告，打消西行的念頭，打算到仙居投靠一個叫黃隱秋的老同學。
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豐園請客。爸爸和滿娘帶了哥哥姐姐共六個人赴宴。吃完這頓飯回來後，爸爸和滿娘重新與桐廬一道和我們同行的車漢亮先生商量後面怎麼走。車先生是平伯的朋友，決定還是要往西走。爸爸寫了張條子，委託旅館老闆轉交曹聚仁先生，謝謝其款待的厚意，告訴他仍要西行，併為自己改變主意失約而道歉。後來我們另僱了一隻船，往常山方向走了。
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
爸爸為什麼臨時又改變主意？當時我並不知曉原因，後來讀了爸爸的《決心》《一飯之恩》和《未來的國民——新枚》三文，對爸爸當時的想法有了一些瞭解。具體說來，主要是聚豐園筵席上曹聚仁先生說的幾段話引起爸爸的反感，使得爸爸當時就有些不快。不快的原因有三，一是曹先生認為我父親帶了一大幫人，不可能赴長沙。二是曹先生當時詢問我爸爸家中孩子有幾個人喜歡藝術後，爸爸回答一個也沒有。曹先生表示讚許，說：“很好！”爸爸發現老朋友對自己鍾愛的藝術如此不屑，有些惱火。他說：我當時想不通不喜歡藝術“很好”的道理……現在我們中國正在受暴政的侵略，好比一個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擾而害著大病。大病中要服劇烈的藥，才可制勝病菌，挽回生命。抗戰就是一種劇烈的藥。然這種藥只能暫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殺，病體漸漸復原的時候，必須改吃補品和粥飯，方可完全恢復健康。補品和粥飯是什麼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愛、護生為旨的“藝術”。我的兒女對於“和平幸福之母”的藝術，不甚愛好，少有理解。我正引為憾事，嘆為妖孽。聚仁兄反說“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難道他以為此次抗戰，是以力服人，以暴制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之後塵，而為擾亂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嗎？我相信他絕不如此。因為我們抗戰的主旨處處說著：為和平而奮鬥！為人道而抗戰！……杜詩云：“天下尚未寧，健兒勝婦孺。”在目前，健兒的確勝於腐儒。有槍的能上前線去殺敵。穿軍裝的逃起難來比穿長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後的勝利，不是健兒所能獨得的！“仁者無敵”，兄請勿疑！
三是爸爸在1938年寫的《未來的國民——新枚》一文中說到吃飯時，曹聚仁先生還給他講過一個故事。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倉皇地經過蘭溪，途遇一位做戰地記者的老同學，他可憐我，請我全家去聚豐園吃飯。座上他鄭重告訴我：“我告訴你一件故事。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別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車過江，汽車停在江邊時，一小孩誤踏機關，將車子開入江中，全家滅頂。”末了他又說一句：“這故事其實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說“像你這樣的人，拖了這一群老小逃難，不如全家死了乾淨”。這是何等淺薄的話，這又似何等不仁的話！我聽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們中國有著這樣的戰地記者，無怪第一期抗戰要失敗了，我吃了這頓“嗟來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來還了他才好，然而過後我也並不介意......因此這位戰地記者就以我為可憐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這大時代下一定會毀滅。在這緊張的時候，肯掏出腰包來請我全家吃一頓飯，在他也是老同學的好意。這樣一想，我非但不介意，且又感謝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煩，率領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裡戎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還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個……”
那麼曹聚仁先生又是怎麼說這件事的呢？他晚年在《朋友與我》一文中這樣回憶：
我知道和我相熟的朋友，一定以為我該寫一位很相熟的友人：畫家豐子愷兄。他和我都是一師同學，他比我早二年；別人看來，我和他同出於弘一法師之門。其實，弘一門中弟子，子愷兄以外，該說到劉質平、吳夢非、李增庸、黃寄慈諸兄，還輪不到我這個鄉下佬的。離校之後，無論立達學園或開明書店，我和他時常相見，相處頗不錯。雖說我對於佛學，他對於唯物史觀，各不感興趣，但彼此談得來，從來沒紅過臉，夠得上老朋友了。
哪知一件意外的事到來了，抗戰軍興，上海淪陷了。子愷兄回到浙西家鄉去，也是住不下去；正當杭州危急那一段時期，他帶著一家人，還有他的姊姊，沿錢塘江流亡到了蘭溪。蘭溪，是我的家鄉，那時，我恰好在城中，道左相遇，便邀他們在我的親戚家中招待了一晚，還替他們安排到金華去的交通工具。那晚的餐式，相當齊全豐富，總算對得起老朋友了。（匆忙中，素菜很簡單，也是無可奈何的，好在他們一家人，只有他一個人吃素的。）他們大致在金華困居了一些日子，又經過溫州，乘船回上海了。我和他便一直不見面了。
後來，我從江西轉到了桂林，那時，開明書店在那裡復業，宋雲彬兄也把《中學生》復刊了。他邀我寫稿，我就把旅途碰到了子愷兄的事，還說了他們沿途所見的日軍殘暴事蹟，血淋淋的慘狀，一一都記了下去。也說了子愷兄的憤恨之情。大概，我引伸了他的話“‘慈悲’這一種觀念，對敵人是不該留存著了。”我的報告，相當生動，雲彬兄頗為滿意。哪知，這一本《中學生》到了上海，子愷兄看了大為憤怒，說我歪曲了他的話，侮辱了佛家的菩薩性子。他寫了一篇文章罵我，說悔不該吃我那頓晚飯。好似連朋友都不要做了。過了好久，我才轉折看到這一篇文章，也曾寫了一篇刊在上海《社會日報》上，他一定看到的。不過，我決定非由他向我正式道歉，我決不再承認他是我的朋友了。（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曾到杭州西湖、廬山牯嶺，寫了畫，題了詩，已經把《護生畫集》上的舊觀點完全丟開了，和我所說的並無不同，不知他見了我，又該怎麼說呢！）
後來，我讀了魯迅先生的《我的第一個師父》我乃恍然大悟。子愷畢竟是對弘一法師入了迷，一直在吃素的人，我是凡俗的人，摸不透他的怪癖，因此碰了釘子了。好在雲彬兄站在我這邊，他說：“要是那句話得罪了子愷，我還會刊出來嗎？”
這篇文章是曹先生晚年回憶性文字，有許多細節不準確的地方，比如我們一家後來並沒有從溫州回上海等等。不過行文之間仍能看出一向對佛教有牴觸情緒的曹先生對爸爸為“護生”而抗戰的觀點始終不認同。
關於爸爸與曹聚仁先生在蘭溪相會一事引發不愉快甚而絕交的前前後後，陳星先生所著《豐子愷評傳》第七章第五節有專文作詳細解讀。在我看來，爸爸這樣一個溫文爾雅、人緣很好的人跟老同學絕交，除了逃難途中憤激的情緒原因外，還有他對護生觀點的執著。在藝術旨趣上本就大相徑庭的兩人蘭溪見面後即分道揚鑣，各自發表文章引發對方誤解後又缺少直接溝通的機會，以至隔膜漸深。
不管怎麼說，爸爸當時堅持西行是明智的決定。儘管我們一路艱辛，但始終沒有陷入敵佔區，揚眉吐氣地度過了八年抗戰。(《豐一吟口述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1月版，本文編髮時略有刪改。沈飛德審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