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餘定宇 本文來自公眾號： 燕大元照 微信號 ：ilawbook。原題：“ 英美法系 ” 能否 “ 再領導世界 100 年 ”？
一眨眼，本書第一版已經出版六年了。
這六年裡，第一版的市場反應一直都很熱烈。為了商議推出第二版，應出版社之邀，2016 的秋天，我又再次來到北京。
從西單圖書大廈出來，沿著長長的長安街往東走去，一路上，我的心頭思緒萬千。因為大家都知道，在這短短的六年裡，世界政治的格局已發生了一連串巨大的變化。
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召開，大會的主題之一，就是“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接踵而來的是2015年9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進行了舉世矚目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 週年”的盛大閱兵。隨後，習主席遠赴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廣受世界各國領袖歡迎的重要講話。
就這樣，在21世紀初變幻不定的時代風雲裡，中國與美國、中國與世界、“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英美資本主義法治道路”的“競合”問題（即在競爭中合作、又在合作中競爭），被全世界高度關注，並被放在了一個歷史的觀察臺上。
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有一句名言：“法律是什麼？法律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別的發明使人類學會了駕馭自然，而法律的發明，則讓人類學會如何駕馭自己。”
從這個觀點出發，去觀察上述那些法律性、政治性、世界性、歷史性、全人類方向道路性的問題，看來，我剛才漫步在中國政治的心臟地帶，即北京長安街頭時所產生的種種思考，恰好可以用來給本書作一個結尾。徜徉在黃葉飄零的長安街上時，我首先回顧了一下，中國人是怎樣學會“駕馭自己”的——五千年來，中國人民，都是“詩意地棲居”在亞歐大陸的東部，與世無爭地生息繁衍在這片被雪山屏障、大海環繞而又終年鮮花常開的大地上。
儘管古代，中國人曾有點兒可笑地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世界的中心”，不過，中國確曾因“地大物博”，而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與其他國家之間，形成了“一海一陸”兩條通商貿易、友好往來的“絲綢之路”。再加上五百年前，“新航路開闢”之後，在“全球化商貿”的第一波大潮中，中國的廣州亦曾經成為過繁榮興盛的全球貿易中心市場。所以，中國人民便早已習慣了“萬邦來朝”，而且，在心理上，我們亦以中國法律文化裡的“法哲學”傳統——例如“人之初，性本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類的觀念，善待他鄉的來客。
不知不覺，我已經經過了中南海的大門，行到了天安門的城樓下。仰望著金水橋上那一派大氣磅礴的紅牆黃瓦、藍天白雲，我忽然想起了中國的一句古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句古語裡面，不亦蘊含著一種極其深刻的哲理嗎？歷史上的中國，在一派優美的田園風光背後，其實，亦不知不覺地滋生出一些致命的弱點，例如：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輕視科技、慵懶散漫，甚至是膽小怕事、自私自利、貪財腐敗而不自知。這些微小而危險的病毒，正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會讓青蛙們在安逸和溫暖中走向死亡。終於，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把中國數千年的田園牧歌無情地擊碎了，而1840年，南方海洋上反侵略戰爭的失敗，成為了中國此後一百餘年那一連串巨大恥辱的開始。
凝視著天安門廣場上那座高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我不禁熱淚盈眶。1945年8月15日，日本終於宣佈戰敗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戰敗“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終於取得了一百年來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四年之後，即1949年的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撫今追昔，我深深地知道，在百年浴血的艱難歲月裡，中國的人民子弟兵，越戰越勇、越戰越強。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更加“國富兵強”，在海、陸、空、天、潛和導彈、信息戰等高科技作戰領域發展迅速。再者，在中國過去相對落後的法律改革、“法治”推進方面，中國人民也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而最明顯的就是：百年以來，中國的法律學人亦曾“打落門牙往肚裡吞”地“以敵為師”，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改革和轉型：
第一次是“清末修律”及“民國移植”，從原先僵化腐朽的舊“中華法系”，向以德、法、日等國法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轉型。
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年，將國民黨時期的“六法全書”掃地出門，實行了向“蘇聯法系”的“全面轉型”。
第三次轉型則是指向“英美法系”靠攏，而同時重點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轉型。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社會上，“英美法系”曾經獲得了一種主導性的地位，但無可否認，它的本質仍然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體系！
這種資本主義法系，具有一種深刻的“二重性”和“兩面性”：
在它產生的初期，它具有一種“反封建、爭平等、爭人權”的進步性，因而能夠贏得當時人民的擁護。但在它發展的後期，它那種“逐利性、嗜血性”，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發動戰爭、屠殺平民、賺取金錢的黑社會性質，卻與它原先講“人權”、講“公平正義”等原則背道而馳，甚至越馳越遠。
我們向“英美法系”的靠攏，實質上是希望“採世界法律原先之長，去補自身法治歷來之短”。而我們的第三次轉型，其最終目的是要借鑑“英美法系”的優點，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轉型，而絕不是要向“英美法系”轉型。“取長補短”“走自己的路”才是中國法律改革應選擇的方向。登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臺階時，我的思緒更是如大海般洶湧澎湃。
經過三十多年的“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中國已徹底改變了昔日那種“一窮二白”的落後狀況。我們的法律體系也在不斷地重新構築，立法精神也在博採世界之長的基礎上不斷地完善。
佇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平臺上時，我清楚地“看到了”太平洋上那一陣陣的黑雲翻滾。美國曆史上曾是一個著名的“民主”國家，也曾是一個以“法治”而聞名的國家。長期以來，我都十分敬仰那兩位乘“五月花”號木帆船抵達北美，並在踏上這片野牛出沒、荒無人煙的新大陸之前，就組織船上的拓荒者們簽署了那份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的卡佛先生和布萊福特先生。
還有，建國初期的總統華盛頓、傑斐遜，以及後來的林肯、羅斯福。我不僅十分欽佩《獨立宣言》裡那些關於“人民主權”“人民有起義反對暴君的權利”的革命性思想，欽佩美國法學家群體那些繼承自英國的“法律主治”“憲法至上”和“分權制衡”“注重程序”的法學思想。而且，我還十分欽佩美軍將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飛越駝峰、在太平洋上痛擊日本等戰鬥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所以，當我作為一位歷史教師及一位普法作家，在課堂上或在《尋找法律的印跡：從古埃及到美利堅》等著作裡向讀者介紹“美國法制史”時，無可否認，我的言詞裡，對美國那些年的“法治”，總是有幾分掩不住的偏愛。
但實事求是地說，美國發展的足跡，卻也分為截然不同的前後兩段：
第一階段，從獨立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可說是一個新興的、朝氣勃勃的資本主義強國。但那時候的美國，基本上還是一個三面環海、遠離歐亞文明的孤島。
第二階段，從美國被日本“偷襲珍珠港”而開始，為報此仇，太平洋戰爭的後期，美軍向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受過原子彈懲罰的國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德、日、澳都元氣大傷，美國便乘機崛起，當上了“世界警察”。而這之後的美國政府，便開始越來越令世界失望和寒心。
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與美國也曾有過兩次卓有成效的合作——第一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美聯手，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第二次，是在冷戰時期，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其後，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地位，實行“改革開放”、經濟實力迅速上升。但由於雙方的政治體制、政治理想仍有著許多巨大的、本質上的差異，所以，戰後70年，中美雙方也曾有過外交上針鋒相對的鬥爭。
而此刻，我的目光，已經轉到了端莊宏偉的天安門城樓上——今時今日，中國政府正順應“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流，在設立“亞洲投資銀行”、開展“一帶一路”的自由貿易體系、向著全世界“共同繁榮、共同富裕”的路上迅跑。過去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中美這兩個大國，“合作則兩利、對抗則兩傷”。
而未來的發展將更會證明：那種只要自身的利益、不要各國的利益，只要自身聆聽中國的心跳，北京站廣場上的“灋”字雕塑的安全、不要整個世界的安全的“霸權主義”思想，既反映出“英美法系”法哲學基礎（“性惡論”）的根本缺陷，也不符合世界人民對“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及“世界和平”的根本期望。
相形之下，中國正在行走的這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便顯然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因為，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既是歐洲基督教早在兩千年前便已出現的共產主義思潮在東方大地上萌發的新芽，而且，它亦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現實的國情與傳統法律文化裡的“公平正義”“天下為公”等思想的精華之中。
當今的中國政府，深刻地認識到“和平”的價值、“以德服人”的價值！不管未來的世界還會有什麼樣的風雲變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國正在和平崛起！而世界上的大小事務，都由西方強權來說了算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個人確信：在不久的將來，“法治”必將蛻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或“中華法系”等的陳舊模式，而誕生出一種被稱為“聯合國人民公約”的全新法源！而在這種新的“法源”的規範下，全世界人民都將走上一條“自己駕馭自己”和“長治久安”的自由之路。
誰若不信？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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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節選自《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獸到“六法全書” 第二版》，作者餘定宇。本書試圖用法社會學乃至法人類學的方法，通過走出書齋，實地考察，從法律發展所留下的足跡之中，從人民口耳相傳的故事之中，探尋人類法律曾留下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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