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互聯網」一點都不過時：試論互聯網的「返祖」與「重生」

「實際上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美國國防部希望建立一個穩健的命令和控制網絡（即便遭遇核攻擊也不會全部癱瘓），並授權蘭德公司尋找解決方案。蘭德公司的僱員 Paul Baran提出了一個高度分佈式和容錯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五角大樓的認可，但很遺憾並未被 AT&T 公司實現。此後在 1967 年 ARPA 的負責人 Larry Roberts 受到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PL）的啟發，主導建立了 ARPANET，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電子的、存儲-轉發類型的分組交換網絡，並在隨後的一二十年間發展起來。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決定建立一個 ARPANET 的後繼網絡 NSFNET 並對美國所有大學開放，很快取得了成功。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和區域也參照 ARPANET 和 NSFNET 建立了國家研究網絡，逐漸形成了 Internet 的基礎，隨後工業界將之發揚光大。TCP/IP 協議棧為 Internet 通用服務提供了重要支撐。應當說，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早期設計思路就是一個分佈式、去中心化的拓撲結構。

1989年3月，歐洲原子核研究委員會（CERN）的 Tim Berners-Lee 開發了一個協議，用來解決複雜進化系統中的信息丟失問題，並提出一個基於分佈式超文本系統的解決方法，Web 就此誕生。Tim 爵士因「發明了萬維網、第一個瀏覽器和使得萬維網得以擴展的基礎協議及算法」而獲得2016年度的圖靈獎。CERN 無意藏私，Web 於 1991 年公開亮相，且 CERN 於 1993 年發表聲明以免版稅的形式公開萬維網技術。互聯網先驅者們的努力與無私為我們帶來了內容豐富、自由開放的互聯網。Web 的早期設計理念是自由開放的：支持頁面間互相引用和鏈接，鼓勵信息共享。

而到了 2014 年，萬維網之父 Tim Berners-Lee 呼籲互聯網重新去中心化：「公眾可能更關注網絡巨頭如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但互聯網最大的危險是割據化。巴西政府想要將本國公民的社交媒體數據全部儲存在巴西境內的服務器上。巴西或伊朗的局域網計劃部分是受到了 NSA 和 GCHQ 大規模監視活動的驅使，這種不信任感對開放互聯網的威脅比審查更大，可能導致更多國家採取中國的防火長城計劃。」2017年，Tim 爵士說「共享信息和訪問機會以及跨地域的協作的願景正受到日益強大的數字圍牆的挑戰，那些控制信息流動的操縱大師將算法變成了武器」。

方可成曾說「互聯網的星期和發展的故事，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麼共享被建造，然後被破壞和坍塌的故事」，霍炬也曾撰文《互聯網完蛋了，已經。》論述互聯網中心化的過程。在與互聯網的中心化作鬥爭的歷史上，Tim 爵士不曾孤單。互聯網早期構造者們多為受到嬉皮士文化影響的極客（Geek），追求思想自由。 計算機科學家 Jon Postel 曾因 DNS 根服務器權力歸屬與美國政府對抗過，John Perry Barlow 和 Mitchell David Kapor 創建了電子前線基金會（EFF）以推廣和保護技術自由，被譽為「互聯網之子」的 Aaron Swartz 則身體力行反對禁止網絡盜版法案併為他的理想主義付出了生命代價。在商業化進程和政府權力的碾壓下，曾經開放自由互聯的「互聯網」成了一個個信息孤島並且受到老大哥的嚴密監視。

E.H.貢布里希在藝術史名作《藝術的故事》中開篇即言「實際上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已」。回顧互聯網發展史，我們不能忘記互聯網先驅者篳路藍縷之艱辛和理想主義信念。今日不少對互聯網演進歷程知之甚少的網民、投資者動輒以「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嘲諷「古典互聯網」，實在是顯得無知又狂妄。互聯網不是一日建成，其成長過程中有著眾多傑出頭腦貢獻了智慧，所蘊含的思想資源至今仍讓研究者們受益。

「藝術永遠無法現代，它只是一次次回到起源」

法國藝術批評家讓·克萊爾在《論美術的現狀》中引述埃貢·席勒的話語：「藝術不可能現代，藝術永恆地迴歸起源」，批評進步論的線性時間觀。互聯網的演進也存在著眾多從早期互聯網技術思想中尋找啟發的案例。互聯網早期技術爭鳴過程中，異步傳輸模式（ATM）曾一度經歷了被看好到沒落的過程，TCP/IP 協議族佔據了主導地位，但 ATM 技術的設計理念並未就此消亡，其技術思想通過多協議標籤交換（MPLS）技術在運營商網絡中發揮關鍵作用。近幾年逐漸受到重視的 Segment Routing 技術中可以看到 IPv4 協議早期設計中「源路由」理念的身影。區塊鏈技術中的分佈式、去中心化理念亦可以看到早期互聯網先驅的哲學理念之輻射。

歷史學者王汎森在《執拗的低音》中闡述「重訪」（revisit）的重要作用，認為它是避免將現狀「本質化」的資具之一，通過重訪思想傳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視野、提供思考問題的新可能性，擺脫線性的進化思維。若我們認真檢視互聯網技術發展歷程、重訪互聯網先驅者的思想傳統，對於建立更健康的互聯網生態必定大有裨益。

「思辨哲學從表面上來看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是那麼遙遠，且與人們的利益無關，但實際上卻是對人們影響最巨大的東西」

學者 Fred Turner 認為，在美國國防部項目基礎上產生的早期互聯網沒有冷戰對抗的陰影、充滿理想主義的氛圍，原因在於上世紀 60 年代的舊金山灣區有著繁榮活躍的嬉皮士運動，形成了反主流文化和技術文化的合流。儘管這種互聯網烏托邦存在時間較短，但理想主義極客們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延續了下去：Linux 操作系統內核的創造者 Linus Torvalds 堅持開放源代碼的理念，影響了廣大技術愛好者；Richard Stallman 發起自由軟件運動病成立了自由軟件基金會；Aaron Swartz 參與並主導了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站帶你的建設，積極組織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的通過；Jimmy Wales 和 Larry Sanger 創立自由協同編輯的維基百科，傳播知識之光。

《哈佛商業評論》於 2014 年所刊文《為什麼谷歌需要哲學家》評論了谷歌「被遺忘權」案件，並直陳「信息與哲學這兩門學科看似對立，實則統一」，「世界越複雜，哲學越有用」。徐英瑾教授在其著作《心智、語言和機器：維特根斯坦哲學和人工智能科學的對話》深入討論了人工智能哲學對於人工智能研究的關鍵作用，並認為，美國的人工智能研究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和其獨特的哲學氛圍頗為相關，而這種氛圍恰恰是其他國家所缺乏的。這樣的觀點在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對傳統現實世界介入越來越深的今天更加值得重視。

正如約翰·穆勒（John Mill）在《論自由》中說，「每個時代都給人類一個教訓但卻總是被人們所遺忘，那就是：思辨哲學從表面上來看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是那麼遙遠，且與人們的利益無關，但實際上卻是對人們影響最巨大的東西」。在賽博朋克世界逐漸成為現實的世界中，在商業、公權力與技術糾葛的當下，今人沒有理由不去重視讓·鮑德里亞、馬歇爾·麥克盧漢對於媒介、人性的洞察力，沒有理由不瞭解政治哲學與倫理學所提供的視角，更沒有資格如某些投資人那般嘲諷「古典互聯網」。

參考資料：

Andrew S. Tanenbaum：《計算機網絡》，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五版

John Naughton：《互聯網：從神話到現實》，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Hubert L.Dreyfus：《論因特網》，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徐英瑾：《心智、語言和機器：維特根斯坦哲學和人工智能科學的對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方可成：新聞實驗室會員通訊第010期：《互聯網的上帝死於1998》

霍炬：《互聯網完蛋了，已經。》，「歪理邪說」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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