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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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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人際關係“原子化”危及社會存在
“原子化”更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個普遍現象是，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越是關聯的人，離真實的人、團體和社會就越遠。人們可以藉助社交媒體交往，但卻是一個十足孤獨的個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依靠互聯網而生存（例如網紅、直播、外賣之類）。宅男宅女群體因而迅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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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人際關係“原子化”危及社會存在
“原子化”更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個普遍現象是，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越是關聯的人，離真實的人、團體和社會就越遠。人們可以藉助社交媒體交往，但卻是一個十足孤獨的個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依靠互聯網而生存（例如網紅、直播、外賣之類）。宅男宅女群體因而迅速擴大。
紅色藥丸通往真實，藍色藥丸留在幻境，你選什麼？（圖源：電影《黑客帝國》）
傳統上一直被視為“群體性”或“集體性”社會的亞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經擁有數百萬宅男，其他亞洲社會或多或少都出現這個趨勢。這些群體的行為可以全然顛覆傳統觀念，他們方方面面的生活觀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傳統社會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已經對現存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他們盛行的“無婚”甚至“無性”的生活觀念，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最大的威脅。也就是說，促成亞洲社會迅速老齡化的不僅具有經濟因素，更具有技術因素。
在互聯網時代經濟生活中，人們也在不知不覺地放棄自主性，而讓“供給方”決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數人，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沒有自主的選擇，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後塵。眾多的選擇、品牌、“低廉”的價格，人們都在被商品選擇。同時，人們所購入的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會性”。從前，因為人們生活在實體社會，穿衣服便具有了社會性；但現在他們生活在虛擬世界，他們的穿著沒有社會性，反正誰也不認識誰。的確，有很多人會在虛擬空間“晒”自己，但除了證明自己在虛擬世界的存在，還能說明什麼呢？
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非民主國家，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常態。沒有多長時間以前，互聯網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西方利用互聯網在非民主國家發動了諸多成功的顏色革命。但今天，這種顏色革命更經常發生在西方內部。
近年來，西方傳統政黨逐漸被互聯網邊緣化，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外人”進入政治舞臺。他們無需政黨平臺，依靠一個互聯網平臺就能擊敗那些依靠傳統政黨的政治人物。問題是，互聯網政治已經失去傳統政治的建設性。政治“局外人”可以藉助互聯網而登上權力位置，但很難依靠互聯網來治國理政，因為治國理政仍然發生在實體社會。無論是在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互聯網政治的破壞性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但其建設性從何而來？
更為糟糕的是，在互聯網世界，人們失去了人的真實感，分不清實體世界的“自己”和虛擬世界的“自己”。互聯網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美麗的誘人陷阱。例如，越來越多人在給他人“點贊”的同時，為他人設計著美麗的“陷阱”。他們隨意引誘著他人、隨意“製造”和收集他人的證據，又隨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一名副教授被學生設陷，對中國的“四大發明”作了“不當”的評價之後，被學生舉報而遭處分。不過，這絕對不是特例，類似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舉不勝舉。當“陷害”受各種環境和動機的激勵，並且變得毫無成本的時候，“惡”便大行其道。
無政府或新型專制的抉擇
社交媒體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個普遍現象是：越是聳人聽聞、庸俗不堪的“新聞”，越是受社交媒體的青睞，越是能夠迅速流傳，並且流傳廣泛。一些人是先入為主，他們並不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更不關心有沒有真相，對他們來說，所有東西都只是一種“消費”，包括他人的尊嚴和榮譽。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假消息”一旦流傳開來，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對一些人來說，只有通過製造和傳播“假消息”，才能表達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假新聞”在充分自由的虛擬世界裡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惡”變得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
因此，有人說，在互聯網世界，善不壓惡、正不壓邪。“善”儘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惡不僅存在，而且無以制衡。儘管各國都在嘗試通過互聯網立法來管治和規制虛擬世界，但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
的確，政府的管治越來越成為問題。今天，政府被視為“老大哥”，越來越多的政府不受社會信任。對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聯網監管面臨巨大的困難，支配互聯網的權力便落到資本和商業手中。表面上看，人們都以為自己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至少在虛擬空間裡獲得完全的自由，但實際上可能剛好相反，人們被資本所奴役，也被資本使（利）用來受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聯網世界，如果繼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這個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會臨近英國近代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與人戰爭”的無政府狀態，或者存在主義所說的“他人即是地獄”的狀態。霍布斯認為，人是不能長期忍受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為了結束這種無政府狀態，人們願意讓渡自己的權利，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政府提供秩序。對霍布斯來說，無論怎樣專制的政府，總比無政府狀態要好。
今天的互聯網世界會怎樣？如果不能確立一種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會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忍受“無政府”狀態，要麼轉型成為新型專制主義。如果人們不能承受無政府狀態，最終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而讓新型專制出現。儘管一些人喜歡無拘無束的自由，但對很多人來說，專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為戰的“無政府”要好。互聯網是否可以促成歷史的又一個輪迴？人們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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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人際關係“原子化”危及社會存在
“原子化”更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個普遍現象是，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越是關聯的人，離真實的人、團體和社會就越遠。人們可以藉助社交媒體交往，但卻是一個十足孤獨的個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依靠互聯網而生存（例如網紅、直播、外賣之類）。宅男宅女群體因而迅速擴大。
紅色藥丸通往真實，藍色藥丸留在幻境，你選什麼？（圖源：電影《黑客帝國》）
傳統上一直被視為“群體性”或“集體性”社會的亞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經擁有數百萬宅男，其他亞洲社會或多或少都出現這個趨勢。這些群體的行為可以全然顛覆傳統觀念，他們方方面面的生活觀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傳統社會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已經對現存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他們盛行的“無婚”甚至“無性”的生活觀念，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最大的威脅。也就是說，促成亞洲社會迅速老齡化的不僅具有經濟因素，更具有技術因素。
在互聯網時代經濟生活中，人們也在不知不覺地放棄自主性，而讓“供給方”決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數人，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沒有自主的選擇，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後塵。眾多的選擇、品牌、“低廉”的價格，人們都在被商品選擇。同時，人們所購入的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會性”。從前，因為人們生活在實體社會，穿衣服便具有了社會性；但現在他們生活在虛擬世界，他們的穿著沒有社會性，反正誰也不認識誰。的確，有很多人會在虛擬空間“晒”自己，但除了證明自己在虛擬世界的存在，還能說明什麼呢？
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非民主國家，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常態。沒有多長時間以前，互聯網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西方利用互聯網在非民主國家發動了諸多成功的顏色革命。但今天，這種顏色革命更經常發生在西方內部。
近年來，西方傳統政黨逐漸被互聯網邊緣化，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外人”進入政治舞臺。他們無需政黨平臺，依靠一個互聯網平臺就能擊敗那些依靠傳統政黨的政治人物。問題是，互聯網政治已經失去傳統政治的建設性。政治“局外人”可以藉助互聯網而登上權力位置，但很難依靠互聯網來治國理政，因為治國理政仍然發生在實體社會。無論是在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互聯網政治的破壞性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但其建設性從何而來？
更為糟糕的是，在互聯網世界，人們失去了人的真實感，分不清實體世界的“自己”和虛擬世界的“自己”。互聯網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美麗的誘人陷阱。例如，越來越多人在給他人“點贊”的同時，為他人設計著美麗的“陷阱”。他們隨意引誘著他人、隨意“製造”和收集他人的證據，又隨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一名副教授被學生設陷，對中國的“四大發明”作了“不當”的評價之後，被學生舉報而遭處分。不過，這絕對不是特例，類似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舉不勝舉。當“陷害”受各種環境和動機的激勵，並且變得毫無成本的時候，“惡”便大行其道。
無政府或新型專制的抉擇
社交媒體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個普遍現象是：越是聳人聽聞、庸俗不堪的“新聞”，越是受社交媒體的青睞，越是能夠迅速流傳，並且流傳廣泛。一些人是先入為主，他們並不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更不關心有沒有真相，對他們來說，所有東西都只是一種“消費”，包括他人的尊嚴和榮譽。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假消息”一旦流傳開來，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對一些人來說，只有通過製造和傳播“假消息”，才能表達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假新聞”在充分自由的虛擬世界裡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惡”變得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
因此，有人說，在互聯網世界，善不壓惡、正不壓邪。“善”儘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惡不僅存在，而且無以制衡。儘管各國都在嘗試通過互聯網立法來管治和規制虛擬世界，但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
的確，政府的管治越來越成為問題。今天，政府被視為“老大哥”，越來越多的政府不受社會信任。對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聯網監管面臨巨大的困難，支配互聯網的權力便落到資本和商業手中。表面上看，人們都以為自己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至少在虛擬空間裡獲得完全的自由，但實際上可能剛好相反，人們被資本所奴役，也被資本使（利）用來受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聯網世界，如果繼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這個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會臨近英國近代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與人戰爭”的無政府狀態，或者存在主義所說的“他人即是地獄”的狀態。霍布斯認為，人是不能長期忍受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為了結束這種無政府狀態，人們願意讓渡自己的權利，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政府提供秩序。對霍布斯來說，無論怎樣專制的政府，總比無政府狀態要好。
今天的互聯網世界會怎樣？如果不能確立一種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會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忍受“無政府”狀態，要麼轉型成為新型專制主義。如果人們不能承受無政府狀態，最終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而讓新型專制出現。儘管一些人喜歡無拘無束的自由，但對很多人來說，專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為戰的“無政府”要好。互聯網是否可以促成歷史的又一個輪迴？人們當拭目以待。
IPP評論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人際關係“原子化”危及社會存在
“原子化”更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個普遍現象是，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越是關聯的人，離真實的人、團體和社會就越遠。人們可以藉助社交媒體交往，但卻是一個十足孤獨的個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依靠互聯網而生存（例如網紅、直播、外賣之類）。宅男宅女群體因而迅速擴大。
紅色藥丸通往真實，藍色藥丸留在幻境，你選什麼？（圖源：電影《黑客帝國》）
傳統上一直被視為“群體性”或“集體性”社會的亞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經擁有數百萬宅男，其他亞洲社會或多或少都出現這個趨勢。這些群體的行為可以全然顛覆傳統觀念，他們方方面面的生活觀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傳統社會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已經對現存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他們盛行的“無婚”甚至“無性”的生活觀念，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最大的威脅。也就是說，促成亞洲社會迅速老齡化的不僅具有經濟因素，更具有技術因素。
在互聯網時代經濟生活中，人們也在不知不覺地放棄自主性，而讓“供給方”決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數人，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沒有自主的選擇，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後塵。眾多的選擇、品牌、“低廉”的價格，人們都在被商品選擇。同時，人們所購入的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會性”。從前，因為人們生活在實體社會，穿衣服便具有了社會性；但現在他們生活在虛擬世界，他們的穿著沒有社會性，反正誰也不認識誰。的確，有很多人會在虛擬空間“晒”自己，但除了證明自己在虛擬世界的存在，還能說明什麼呢？
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非民主國家，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常態。沒有多長時間以前，互聯網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西方利用互聯網在非民主國家發動了諸多成功的顏色革命。但今天，這種顏色革命更經常發生在西方內部。
近年來，西方傳統政黨逐漸被互聯網邊緣化，越來越多的政治“局外人”進入政治舞臺。他們無需政黨平臺，依靠一個互聯網平臺就能擊敗那些依靠傳統政黨的政治人物。問題是，互聯網政治已經失去傳統政治的建設性。政治“局外人”可以藉助互聯網而登上權力位置，但很難依靠互聯網來治國理政，因為治國理政仍然發生在實體社會。無論是在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互聯網政治的破壞性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但其建設性從何而來？
更為糟糕的是，在互聯網世界，人們失去了人的真實感，分不清實體世界的“自己”和虛擬世界的“自己”。互聯網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美麗的誘人陷阱。例如，越來越多人在給他人“點贊”的同時，為他人設計著美麗的“陷阱”。他們隨意引誘著他人、隨意“製造”和收集他人的證據，又隨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一名副教授被學生設陷，對中國的“四大發明”作了“不當”的評價之後，被學生舉報而遭處分。不過，這絕對不是特例，類似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舉不勝舉。當“陷害”受各種環境和動機的激勵，並且變得毫無成本的時候，“惡”便大行其道。
無政府或新型專制的抉擇
社交媒體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個普遍現象是：越是聳人聽聞、庸俗不堪的“新聞”，越是受社交媒體的青睞，越是能夠迅速流傳，並且流傳廣泛。一些人是先入為主，他們並不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更不關心有沒有真相，對他們來說，所有東西都只是一種“消費”，包括他人的尊嚴和榮譽。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假消息”一旦流傳開來，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對一些人來說，只有通過製造和傳播“假消息”，才能表達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假新聞”在充分自由的虛擬世界裡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惡”變得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
因此，有人說，在互聯網世界，善不壓惡、正不壓邪。“善”儘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惡不僅存在，而且無以制衡。儘管各國都在嘗試通過互聯網立法來管治和規制虛擬世界，但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
的確，政府的管治越來越成為問題。今天，政府被視為“老大哥”，越來越多的政府不受社會信任。對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聯網監管面臨巨大的困難，支配互聯網的權力便落到資本和商業手中。表面上看，人們都以為自己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至少在虛擬空間裡獲得完全的自由，但實際上可能剛好相反，人們被資本所奴役，也被資本使（利）用來受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聯網世界，如果繼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這個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會臨近英國近代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與人戰爭”的無政府狀態，或者存在主義所說的“他人即是地獄”的狀態。霍布斯認為，人是不能長期忍受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為了結束這種無政府狀態，人們願意讓渡自己的權利，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政府提供秩序。對霍布斯來說，無論怎樣專制的政府，總比無政府狀態要好。
今天的互聯網世界會怎樣？如果不能確立一種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會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忍受“無政府”狀態，要麼轉型成為新型專制主義。如果人們不能承受無政府狀態，最終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而讓新型專制出現。儘管一些人喜歡無拘無束的自由，但對很多人來說，專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為戰的“無政府”要好。互聯網是否可以促成歷史的又一個輪迴？人們當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文章原載於《聯合早報》2019年9月10日，經作者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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