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攝影/本刊記者 董潔旭
黃群慧：全球產業鏈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本刊記者/閔傑
發於2019.7.8總第906期《中國新聞週刊》
5月中旬，美國商務部把華為及68家關聯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其在未經批准情況下從美國企業獲得元器件和技術。美國對華為斷供，不僅影響華為，高通、英特爾等美國芯片製造公司的股票也隨之下跌。
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的信息顯示，截至2019年5月17日，包含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在內，被納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已達261家，佔美國“實體清單”總數的21.9％，僅次於俄羅斯，為“實體清單”涉及企業數第二大國家。
有學者認為，與以往全球產業鏈的自然演變不同，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是從多個方向攻擊全球產業鏈，會造成多環節乃至全鏈條的功能受損。還有學者擔心，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對全球價值鏈斷裂風險評估不足，如果全球價值鏈裡系統性重要的前50家企業生產產值全部減少25％的話，對全球金融市場的震盪可能會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更大。
而對中國來說，因勞動力成本升高引發的產業向東南亞轉移和因貿易戰引發的產業流出兩種趨勢如果疊加在一起，將成為嚴峻挑戰。中國將如何應對？《中國新聞週刊》就此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
全球產業鏈正遭受人為破壞
中國新聞週刊：你最近在一次會議上表示，當前全球產業鏈的格局，是由長期市場競爭決定的高效的生產方式，是一種多方共贏。應該怎麼理解？
黃群慧：目前全球產業鏈的格局是在上一輪全球化時期，由跨國公司主導而形成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全球逐利的結果，由於現代運輸技術使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術發展又極大地降低了知識傳播和交流的成本，企業就可以低成本把自己的每個具體的價值創造活動通過全球的資源配置來實現，於是形成了跨越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
雖然由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這種全球分工，發達國家一般處於價值鏈的中高端，而後發國家一般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但所有參與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家和企業都得到了利益、實現了共贏，前者獲得利潤和增長，後者獲得就業和發展，因此各方都積極接受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也是為什麼基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的重要原因。
中國新聞週刊：當前全球產業鏈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是什麼？
黃群慧：當前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是長期市場運行得到的資源最優配置的結果，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狀態。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不能變，但變化的前提，一定是由於技術創新帶來了價值鏈分工的重新變化。比如中國，原來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由於學習效應，慢慢向中高端拓展，就逐漸和以前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樣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需要通過這條路徑來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比如韓國等亞洲“四小龍”走的都是這條道路。
正常的變化一定會有，但當前的最大問題是，美國政府奉行單邊主義，通過貿易戰強行打破國與國的正常貿易關係，以政府幹預的方式逼迫企業調整全球價值鏈佈局，人為破壞原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供應鏈和產業鏈。
大家可以接受的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變革帶來的全球產業鏈調整，但不能接受的是政府以各種藉口，通過關稅、貿易壁壘等各種限制，逼迫企業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供應鏈，這種做法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各方都沒什麼好處，打亂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佈局會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新聞週刊：這麼做對處於價值鏈中高端的發達國家，和對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的國家，帶來的影響有什麼不同？
黃群慧：影響確實有不同。以對中美的影響為例，對於美國企業而言，美方加徵關稅措施和對中國公司實施制裁，會導致其供應鏈成本人為地突然增加，影響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部分企業被迫調整供應鏈全球佈局，需要考慮物流成本、基礎設施、商業合作伙伴選擇、配套產業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其成本就會突然大幅度增加。實際上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在華跨國公司的生產投資，短期內大規模撤出並不現實。必須認識到，中國是唯一能夠生產聯合國工業目錄大類所有產品的國家，已具備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中國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和與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內難以被其他國家替代。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成本很高，會導致巨大的利益損失。
對中國來說，短期內肯定也會受到衝擊，投資減少、企業轉移的情況在一定程度可能都會發生。但中國本來就處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階段中，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些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把自己的生產轉到了東南亞。另外一個影響是，過去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而正常獲得技術、促進技術進步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堵。基於“雁陣理論”，後發國家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通過技術合作獲得了技術進步，產業會不斷升級，最終實現自己的經濟現代化，包括日本、韓國等後發國家的工業化路徑大多如此。面對美國的封堵，中國需要從兩條途徑來突破，一是加大國內的自主創新，另一方面，也還要繼續加大和其他國家的開放合作。
絕不是所有技術
都要自己“做備胎”
中國新聞週刊：5G、大數據、人工智能驅動的產業革命，對全球產業鏈佈局會帶來哪些影響？
黃群慧：當前人類社會迎來以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面對新工業革命，開放合作的創新生態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可以看到，新工業革命帶來的產業變化，第一個特點是全球合作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為基於原有的全球價值鏈，大家分工很細，高技術產業的全球供應商都分佈很廣，更加需要全球的合作。另一個特點，每個國家都希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掌握主動權，每個國家都應該在競爭中去促進技術創新，但一定是基於開放合作的技術創新生態，只有這種生態才有利於新工業革命的發展。新工業革命帶來的很多問題都是全球問題，必須是在多邊主義框架下來討論解決，而不是某一個國家、某項技術就能解決的。
中國新聞週刊：對高技術的封鎖和市場遏制，能幫助美國牢牢佔據產業鏈高端嗎？
黃群慧：很難保證。比如人工智能，除了技術創新外，還需要廣泛的市場應用場景。中國和美國的人工智能發展都很快，有些核心關鍵技術美國比較領先，但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應用場景非常豐富。這兩者只有合作，才有利於人工智能進一步發展，才能真正迎接整個人類的智能經濟時代。但是如果美國想搞封鎖，它自身沒有那麼好的應用場景，反過來也會限制技術創新。不能說肯定搞不出來，但從創新的效率來說，肯定不像開放合作的創新效率高。
技術創新路徑的不確定性很大，從最初創意、概念和實驗室技術，到真正的市場化成功，中間有很多很細的環節，就是我們說的“創新溝壑”，不確定性非常大，誰能保證自己一定領先？最好的辦法一定是合作。
中國新聞週刊：為了避免在關鍵技術上被“卡脖子”，在產業政策上是否需要做出調整？是否都要保證自主可控？
黃群慧：確實需要從產業安全和國家戰略角度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一方面，從極端的情況考慮，當供應鏈、價值鏈、產業鏈被切斷以後我們應該怎麼辦，有什麼應對戰略，這是必須要考慮的。但另一方面，還要客觀分析對方即使想這麼做，能做到什麼程度，其影響的程度會怎麼樣。由於全球價值鏈分工、供應鏈和產業鏈佈局的複雜性，能否被一個國家“卡脖子”，也要做具體分析。
面對“卡脖子”問題，絕不是所有技術都要自己“做備胎”，“做備胎”不僅要考慮必要性，還要考慮可行性。
作為後發趕超國家，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已經快速發展到工業化後期，但的確存在很多“卡脖子”問題，工業基礎能力還有很大差距，這需要時間和耐心。
從產業安全角度看，面對“卡脖子”問題，當前應該緊急開展供應鏈和關鍵技術大規模調查，以此為基礎加快建立工業基礎能力評估制度。建議進行為期三個月到半年的我國供應鏈和關鍵技術大規模調查，以準確把握和評估我國供應鏈和關鍵技術的現狀，進一步加緊建立工業基礎能力評估制度。
實際上，中國各級政府推進工業強基工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通過每年兩次對工業基礎能力進行全面評估，中國可以把握工業的創新鏈、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分佈，對建立彈性供應鏈、在與美國貿易摩擦中掌握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應避免“過早去工業化”
中國新聞週刊：貿易摩擦是否會加速一些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
黃群慧：這裡面存在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情況是在中國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升級背景下，主要從勞動力成本考慮，近些年已經在一些產業中有一些企業從中國東部轉移到中西部，同時也出現了轉向東南亞的趨勢。但現在發生中美貿易摩擦，由於關稅等因素，很可能會有更多的東部企業不去中西部，而轉移到了東南亞。
另一種情況，由於貿易摩擦割斷了供應鏈和技術鏈，一些企業被迫轉移到東南亞或者回到發達國家。現在看這種情況短期還比較明顯，而且具有突發性，影響會比較大。因為這種轉移涉及技術創新，影響非常大。不僅影響了就業，而且對產業升級的路徑也有一定影響，增加了獲得技術的成本。這兩種情況疊加在一起，產業轉移的趨勢就會比較明顯。而如果沒有第二種情況的發生，只有第一個趨勢，那就只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不過，這對中國未必一定是壞事。從某種角度說，由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長期性，中國企業會對一些國外供應商產生一定的依賴慣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得自主創新始終不能突破，從而對現有的產業分工低端地位產生鎖定效應。過去要想改變這種狀況一直下不了決心，現在只能去尋找國內生產替代商，倒逼研發，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未必一定就是壞事。
中國新聞週刊：面對產業轉移趨勢和全球產業鏈被打斷的雙重影響，中國該如何應對？
黃群慧：短期來看，由於中美貿易摩擦，會帶來很多挑戰，需要出臺一些積極應對短期形勢的政策，比如改善營商環境，進一步對外開放，創造有利於創新的技術生態等，中央提出了“六穩”方針十分必要。
從長期看，隨著中國產業升級，發生產業轉移也存在其合理性。但是一定要避免中國“過早去工業化”或者“過快去工業化”的問題。基於“去工業化”理論，單純的製造業就業或者產值數量佔比減少不是特別重要，最關鍵的是製造業本身所帶來的創新效應，有沒有真正在國家內部實現。
為了保住製造業的創新效應不隨著產業轉移而轉到國外去，需要採取一些重要的具體措施，比如，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提倡“母工廠”制度，就是在國內建立各個產業的“母工廠”。這個“母工廠”也叫“現代核心工廠”，就是先進生產製造工藝“在系統層面”進行應用和持續改善的平臺，只要“母工廠”不丟，國家的關鍵創新能力就不會丟失。
未來“十四五”是一個關鍵時期，要圍繞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做一系列規劃，核心還是按五大發展理念來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產業轉移升級路徑被打斷之後，某種程度肯定會延遲向中高端轉移，更加需要鼓勵創新投入，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倒逼國家提高創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