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體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珠江三角洲地區正經歷著從數量到質量增長的轉型，規模經濟、創新升級和城市化將是未來三大新動能、新優勢；同時，有三個市場互聯互通和三個關稅區區域整合的潛力，而這是大灣區顯著區別於中國其他地區和全球其他灣區經濟的獨佔優勢。
（一）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優勢之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高端製造業真正的競爭對手是美國，而低端製造業的競爭對手未來主要是印度。粵港澳大灣區背靠整個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將得益於以下源自規模經濟的細分優勢：
首先，投資規模優勢。投資總量大，但人均投資低。以2016年國防開支為例，中國2016年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為1.9%，低於G20國家2.2%的平均水平，但中國國防開支的總量已超過歐盟，僅次於美國。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中國國防開支將逐步接近美國。在中國製造業升級過程中，軍工和包括高鐵在內的部分重化工業（如大型機械裝備製造等）的發展將獲得顯著的領先優勢。
其次，產業鏈優勢。中國是製造業產業鏈全球最長、最全的國家之一。世界貿易組織將貨物出口分為17大行業，其中美國、中國和德國的出口行業門類最全。美中德三國各有16大行業的出口佔全球市場份額超過2%，遠高於第二梯隊的意大利、韓國、法國和日本。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上下游整合、跨行業協作以及專業人才集聚等方面擁有的優勢，是其他較小規模國家難以比擬的。
第三，消費升級與規模優勢。從消費規模及其增量來看，中國是兼具人口規模和收入增長的大國。中國世界級互聯網企業的崛起，反應了消費市場的規模優勢。從目前的市值來看，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已經與美國的Facebook市值相當，但與亞馬遜仍有一定的距離。按照2010年美元計價，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13.2%，14.5%和15.1%，但人均消費支出僅分別為6.9%，9.4%和10.0%。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高達6960萬，分別是東京、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的1.6、3.4和8.9倍，具有明顯的人口規模和消費市場優勢。未來中國消費升級將成為全球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與此相適應的一批世界級企業在中國誕生和壯大隻是時間問題。
（二）創新升級優勢
創新與升級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
中國具有明顯的工程師紅利。目前中國參與R&D的研發人數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參與研發人員最多的國家，已經遠遠拉開了與日本和德國的距離。工程師和研發人員數量的增加和集聚，無疑有助於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為中國先進製造業發展注入創新活力。
廣東省具有“世界工廠”的製造業地位。以單獨經濟體計算，廣東製造業規模排名位列世界第五位。更為重要的是，廣東省在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方面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2017年，
廣東省工程師人數和R&D投入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4%和13.3%，高於同期GDP佔比（10.9%左右），顯示發展的質量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儘管最近幾年工程師人數佔全國的比重有所企穩，但較20年前該比例已經倍增。同時，自2005年以來，R&D投資佔比上升勢頭明顯，創新成功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工程師人數佔比和研發投資佔比之乘積。
此外，從絕對規模來看，2017年廣東省居主要沿海省市R&D投入首位。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機構行業分佈上，製造業佔比較大，510個入圍創新機構中共有340個創新機構隸屬製造業，佔到入圍創新機構的三分之二。
與此相應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中，包括廣州和深圳在內的5個城市的新經濟總量位列全國城市排名前20，數量與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在內的長三角持平，而京津冀只有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入圍。與製造業升級一道，新經濟、新業態和新動能的培育，代表了創新的方向和創新的增量。
（三）城市化動力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載體。從出口市場份額、製造業份額和城市化率三個基本指標來看，中國城市化潛力最大。截至2017年底，中國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是58.5%，相當於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和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而這些國家正是從當時（與目前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基礎上，成功實現現代化，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倘若按照戶籍城市化率來比，中國實際的城市化率僅為40%多，顯著低於上述國家現代化的初始水平。今年，在國家發改委發佈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明確提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有利於大灣區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的結果是，人口的相對集中居住和經濟的集約化發展。僅東京灣區的人口，就佔日本人口的近40%。在美國，居住在前三大城市群（包括五大湖區、東北地區和加利福尼亞沿海地區）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的48%。相比之下，中國包括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門）、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人口，僅為全國的28.3%。可以預料，未來有更多的人口將向主要城市群集中，在信息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不斷髮展的現在，城市化帶來的機會要遠大於挑戰。
從歷史經驗來看，城市化率提高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國與日本類似，人均資本存量與該國的城市化率高度正相關。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均資本存量進一步提升，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新增長點。
廣東省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一直領先於全國，2017年為69.9%，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增速與城市化率的提升有著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例如，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提升了1.2個百分點，是G20國家中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
（四）互聯互通優勢
港澳金融市場與珠三角實體經濟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突破口，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
在大灣區內，開放就是改革，聯通就是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使得金融領域的改革與創新的成本較其他地區更低。對區內資本市場開放就是改革，可以借鑑港澳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聯通區內市場，就是創新，可以快速提升區內綜合金融服務實力，加快區內分工、資源最優配置和優勢產業的發展。
在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對接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銀行信貸、直接融資（IPO和發債）、信託、保險和租賃是五大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金融形式。
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是，受三大關稅區的物理隔離，資本市場存在著明確的壁壘，區內要素只能有限流動。IPO通過在公開市場發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資金支持企業發展，這樣的形式在融通灣區資源方面已經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總數為1051家，總市值為22.52萬億港元，其中廣東省達217家，佔五分之一。在2017年港交所新增的55家內地上市公司中，廣東企業14家，佔比達25%。
實現大灣區內全面互聯互通，是提高區內資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徑。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內互聯互通將分兩步完成：到2022年，實現要素流動順暢；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的互聯互通。我們認為，流動順暢是指管制逐步減少，是過去不可能的流動成為可能；高水平的互聯互通，即是基本沒有管制的要素自由流動。
從大灣區融合的角度來看，需要循著金融通的思路，構建區內資本通道，以漸進實現互聯互通的最終目標。
現有的股票通、債券通和基金通等，實現了二級市場的有限聯通。隨著未來規模控制的逐漸放鬆，最後實現兩地資金的自由流通，這是一個資本市場漸進、有序開放的過程。下一步，需要實現資金的有限跨境流動，滿足兩方面的需求：一是資產配置需求；二是資源配置需求，即跨境投資併購需求。從順序上來看，可以優先滿足長期資金的資產配置需求，其次滿足實體經濟資源配置需求，再逐步開放短期跨境需求。
作者：沈明高
單位：廣發證券研究所
從實體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珠江三角洲地區正經歷著從數量到質量增長的轉型，規模經濟、創新升級和城市化將是未來三大新動能、新優勢；同時，有三個市場互聯互通和三個關稅區區域整合的潛力，而這是大灣區顯著區別於中國其他地區和全球其他灣區經濟的獨佔優勢。
（一）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優勢之一。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高端製造業真正的競爭對手是美國，而低端製造業的競爭對手未來主要是印度。粵港澳大灣區背靠整個龐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將得益於以下源自規模經濟的細分優勢：
首先，投資規模優勢。投資總量大，但人均投資低。以2016年國防開支為例，中國2016年國防開支佔GDP的比重為1.9%，低於G20國家2.2%的平均水平，但中國國防開支的總量已超過歐盟，僅次於美國。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中國國防開支將逐步接近美國。在中國製造業升級過程中，軍工和包括高鐵在內的部分重化工業（如大型機械裝備製造等）的發展將獲得顯著的領先優勢。
其次，產業鏈優勢。中國是製造業產業鏈全球最長、最全的國家之一。世界貿易組織將貨物出口分為17大行業，其中美國、中國和德國的出口行業門類最全。美中德三國各有16大行業的出口佔全球市場份額超過2%，遠高於第二梯隊的意大利、韓國、法國和日本。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上下游整合、跨行業協作以及專業人才集聚等方面擁有的優勢，是其他較小規模國家難以比擬的。
第三，消費升級與規模優勢。從消費規模及其增量來看，中國是兼具人口規模和收入增長的大國。中國世界級互聯網企業的崛起，反應了消費市場的規模優勢。從目前的市值來看，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已經與美國的Facebook市值相當，但與亞馬遜仍有一定的距離。按照2010年美元計價，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13.2%，14.5%和15.1%，但人均消費支出僅分別為6.9%，9.4%和10.0%。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高達6960萬，分別是東京、紐約和舊金山灣區的1.6、3.4和8.9倍，具有明顯的人口規模和消費市場優勢。未來中國消費升級將成為全球需求增長的主要來源，與此相適應的一批世界級企業在中國誕生和壯大隻是時間問題。
（二）創新升級優勢
創新與升級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
中國具有明顯的工程師紅利。目前中國參與R&D的研發人數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參與研發人員最多的國家，已經遠遠拉開了與日本和德國的距離。工程師和研發人員數量的增加和集聚，無疑有助於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為中國先進製造業發展注入創新活力。
廣東省具有“世界工廠”的製造業地位。以單獨經濟體計算，廣東製造業規模排名位列世界第五位。更為重要的是，廣東省在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方面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2017年，
廣東省工程師人數和R&D投入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4%和13.3%，高於同期GDP佔比（10.9%左右），顯示發展的質量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儘管最近幾年工程師人數佔全國的比重有所企穩，但較20年前該比例已經倍增。同時，自2005年以來，R&D投資佔比上升勢頭明顯，創新成功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工程師人數佔比和研發投資佔比之乘積。
此外，從絕對規模來看，2017年廣東省居主要沿海省市R&D投入首位。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機構行業分佈上，製造業佔比較大，510個入圍創新機構中共有340個創新機構隸屬製造業，佔到入圍創新機構的三分之二。
與此相應的是，粵港澳大灣區中，包括廣州和深圳在內的5個城市的新經濟總量位列全國城市排名前20，數量與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在內的長三角持平，而京津冀只有北京和天津兩個城市入圍。與製造業升級一道，新經濟、新業態和新動能的培育，代表了創新的方向和創新的增量。
（三）城市化動力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載體。從出口市場份額、製造業份額和城市化率三個基本指標來看，中國城市化潛力最大。截至2017年底，中國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是58.5%，相當於美國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上世紀五十年代和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而這些國家正是從當時（與目前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基礎上，成功實現現代化，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
倘若按照戶籍城市化率來比，中國實際的城市化率僅為40%多，顯著低於上述國家現代化的初始水平。今年，在國家發改委發佈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明確提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有利於大灣區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的結果是，人口的相對集中居住和經濟的集約化發展。僅東京灣區的人口，就佔日本人口的近40%。在美國，居住在前三大城市群（包括五大湖區、東北地區和加利福尼亞沿海地區）的人口，佔全國人口的48%。相比之下，中國包括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門）、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人口，僅為全國的28.3%。可以預料，未來有更多的人口將向主要城市群集中，在信息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不斷髮展的現在，城市化帶來的機會要遠大於挑戰。
從歷史經驗來看，城市化率提高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國與日本類似，人均資本存量與該國的城市化率高度正相關。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均資本存量進一步提升，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新增長點。
廣東省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一直領先於全國，2017年為69.9%，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增速與城市化率的提升有著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例如，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提升了1.2個百分點，是G20國家中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
（四）互聯互通優勢
港澳金融市場與珠三角實體經濟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突破口，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
在大灣區內，開放就是改革，聯通就是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使得金融領域的改革與創新的成本較其他地區更低。對區內資本市場開放就是改革，可以借鑑港澳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聯通區內市場，就是創新，可以快速提升區內綜合金融服務實力，加快區內分工、資源最優配置和優勢產業的發展。
在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對接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銀行信貸、直接融資（IPO和發債）、信託、保險和租賃是五大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金融形式。
粵港澳大灣區的現實是，受三大關稅區的物理隔離，資本市場存在著明確的壁壘，區內要素只能有限流動。IPO通過在公開市場發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資金支持企業發展，這樣的形式在融通灣區資源方面已經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總數為1051家，總市值為22.52萬億港元，其中廣東省達217家，佔五分之一。在2017年港交所新增的55家內地上市公司中，廣東企業14家，佔比達25%。
實現大灣區內全面互聯互通，是提高區內資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徑。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內互聯互通將分兩步完成：到2022年，實現要素流動順暢；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的互聯互通。我們認為，流動順暢是指管制逐步減少，是過去不可能的流動成為可能；高水平的互聯互通，即是基本沒有管制的要素自由流動。
從大灣區融合的角度來看，需要循著金融通的思路，構建區內資本通道，以漸進實現互聯互通的最終目標。
現有的股票通、債券通和基金通等，實現了二級市場的有限聯通。隨著未來規模控制的逐漸放鬆，最後實現兩地資金的自由流通，這是一個資本市場漸進、有序開放的過程。下一步，需要實現資金的有限跨境流動，滿足兩方面的需求：一是資產配置需求；二是資源配置需求，即跨境投資併購需求。從順序上來看，可以優先滿足長期資金的資產配置需求，其次滿足實體經濟資源配置需求，再逐步開放短期跨境需求。
作者：沈明高
單位：廣發證券研究所
羅戈網年中大促，《灣區交運經濟生命力幾何？》7折與君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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