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國已經注意到智庫建設的重要性，並且開始打造“智庫國家隊”。但現實情況卻差強人意，尤其人們對於中國智庫能否保證其獨立性上一直持懷疑態度。那麼在中國的大環境下，中國智庫面臨著怎樣的環境和發展困難，又該如何進一步發展。就此相關話題，國際知名媒體採訪專訪了中國民間智庫安邦智庫的創始人、董事長、首席研究員陳功。
安邦智庫是國內現存的最早“從事宏觀經濟與戰略決策研究”的獨立民間智庫，能否從安邦智庫的歷史談談您對中國“民間智庫”以及與此相對應的中國“官方智庫”的理解。
陳功：中國當前處在一個智庫大爆發的時代，各類智庫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兩大背景有關：
一是中國國際國內發展的需要。作為有近14億人口、經濟規模全球第二的國家，在國內要解決發展問題，在國際要解決認同問題，需要智庫的研究和謀劃。
二是中央對發展智庫的要求和支持。發展智庫已寫入中央文件，再加上國家鉅額的資源投入，眾多智庫應運而生實屬必然。
誕生於1993年的安邦智庫是中國一家戰略型跨國獨立智庫，創建於1993年，到現在已經有26年曆史。26年的時間是幾代人的時間，說法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就很多了，“民間智庫”的說法只是其中之一，我們自己更在乎的是“獨立智庫”這四個字，這是我們自己的說法。
目前我們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慶、成都、長春、烏魯木齊、馬來西亞等多地擁有分支機構。作為一家戰略型的民間跨國獨立智庫，安邦智庫擁有數千家政府和企業客戶，安邦智庫的研究業務覆蓋了六大領域：宏觀經濟研究、產業經濟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城市問題研究、國際關係研究、新疆及中亞研究等。
安邦智庫的研究特點是以信息分析為基礎，以大規模複雜知識為系統，進行可持續的跟蹤研究。我們的很多重大的戰略觀點都是建立在這一研究基礎上的。
安邦智庫的成功，還得益於堅持走市場化的道路，最終成功地利用市場營銷取得營業收入，同時，還用自己的收入確保了研究的獨立性，財務的獨立和方法的成熟，在近26年的時間裡，為安邦智庫贏得了社會的尊敬和政府的支持。
但是，我們也能看到，中國今天還有很多民間智庫，其發展還處在很初級的階段。這類智庫大致可分為幾種情況：
第一類機構由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原因，其發展受到抑制，對公共問題的研究也多以思想、理念宣揚為主，雖然有獨立性，但還處於“爭取理念空間”階段，現實性和建設性不強。
第二類機構以規範的諮詢公司和研究公司形態出現，在其服務領域中涉及公共政策，它們具有獨立性，也有一定的研究水平，但在獲得研究課題和資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視，難以與官方機構競爭。由於要為生計考慮，這類機構往往飢不擇食，難以專注於公共政策研究。
第三類機構是各大學、研究院所的相關研究機構。它們雖然比官方研究機構有較多的獨立性，但研究資源本質上還是間接來自政府，研究的獨立性也存在問題。近年由於“拉課題”的壓力，它們的研究水平有下降的趨勢。
與民間智庫形成對照的是官方智庫，但問題是官方智庫的獨立性是個大問題，在我們看來，中國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最需要做的，不是由政府投入資源去成立一家家豪華的官方智庫機構，而是要放開“市場”，鼓勵民間機構去建立和發展獨立的智庫。
首先是要允許民間資金和民間機構進入這個領域，其次是要打破官方智庫機構對政府諮詢業務的壟斷，第三是官方資源也應該一視同仁地公開投向民間諮詢機構。
一個經濟上逐漸崛起的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大形勢，中國自身發展也面臨前所未有的調整。這樣的歷史背景前所未有地向中國提出了需求：中國需要大力發展自己的智庫，需要以更寬鬆、包容、支持的心態來鼓勵民間對公共政策決策的參與。
這幾年智庫這一詞忽然就火了起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在打造“智庫國家隊”。以您多年從業智庫的經驗，以目前的發展來看，中國智庫的發展存在哪些問題？
陳功：評價智庫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一個國家的智庫業究竟能夠為國家利益做什麼貢獻？能夠像安邦智庫那樣對中美貿易戰做早期預警嗎？
毋庸置疑，中國當前的智庫發展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國內智庫的構成基本以體制內為主，具有強烈的體制內色彩，所謂的“智庫國家隊”並非是專業隊；民間智庫發展不夠，決策的獨立性嚴重不足，很少有能夠像安邦智庫一樣對中美貿易戰做早期預警的；
研究資源的投入和流向大多集中在體制內機構，加劇了智庫機構的單一化；國內智庫的研究水平不高，在上下兩個層次--戰略前瞻與接地氣方面都存在不足，有效支持決策的能力不足；號稱智庫的機構數量很多，但水平良莠不齊，“虛胖”的問題趨於嚴重。
中國智庫自身的評價體系、公信力等問題，也嚴重影響了中國智庫的發展。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智庫鮮有顯著成就。議程設置能力與話語權弱小，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與西方智庫交鋒，長期處於劣勢。當前中國智庫受國外財團等贊助佔到很大一部分。有些是外資直接贊助的模式，還有的間接通過其他渠道注入中國智庫。
就不同性質的智庫來講，中國官方智庫淪為“官方傳聲筒”的說法長期存在；民間智庫長期無法被政府信任；大學研究機構由於自身的評價體系，致使其研究方向長期脫離實際。
提及智庫就無法離開西方的智庫。有說法稱，如果按照西方智庫的標準，中國目前難有真正意義上的智庫。你如何看待這種看法，能否談談你對西方智庫的看法，以及中國該如何去學習和借鑑西方意義上的智庫？
陳功：中國與西方智庫的比較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客觀的說，一方面中國的智庫，的確做的很糟糕；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智庫，也未必一切就做的很好，以我的觀察來看，他們在現有資源條件下，實際做的也很一般，尤其是有關中美關係方面的智庫。
相對現在的西方智庫，目前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的相關土壤與環境還不夠完善：
一是政府的信息公佈制度還不夠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庫無法保障信息和數據來源，很難展開深入的研究；
二是政策上並沒有對智庫做好定位，例如智庫儘管是眾所周知的非營利組織，但現實是民間智庫如果沒有找到政府機構掛靠，就要選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形式註冊；
三是政府還沒有形成讓體制外民間智庫參與政府決策與政策研究的常規機制；
四是中國社會也缺乏保證其獨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會捐贈文化。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經費問題始終是智庫發展最為關鍵的問題。資金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智庫的獨立發展？能否從安邦智庫幾年來發展的經驗來談這個問題？
陳功：絕大多數智庫，做不到安邦智庫這個樣子，所以安邦智庫是特例，沒有普遍性，安邦智庫也從未把那些所謂的智庫作為比較對象。
西方智庫的資金，往往來自於不同的利益集團――各類基金、企業、私人捐助、政府委託等；而國內研究機構直接由政府出資，完全是由政府出資養著的體制內機構。
在服務對象上，西方智庫接受委託服務，面向的對象既有政府，也有企業等市場機構，比較多元化；國內官方研究機構的服務對象嚴格來說只有一個――政府，並且隨時要準備好為政府服務，因此它們是“御用”研究機構。
最大的差別則在於是否擁有獨立的地位，這關係到研究的出發點是否獨立，決策建議是否獨立並具有前瞻性。顯然，國內“智庫”不具有這種獨立性，“聽命”、“唯上”色彩濃厚。由於多種原因，它們的這種缺陷是先天性的。
信息獲取方面，中國有非常嚴格的控制。有說法稱中國民間智庫往往在關鍵信息的獲取上存在障礙，您對此怎麼看?
陳功：無非就是保密文化吧，但保密只能保“執行的祕密”，也就是“結果的祕密”。智庫做的更多的是執行部門“前面的事情”，打個比方來說，你開車要去哪裡，這個可以保密，你開車技術好壞，這個無法保密。所以保密不保密的，只有外行人，才會認為關係很大。
實際上在信息社會中，信息的出現猶如水銀洩地般的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所以公開的信息資料早已經成為一種擁有無與倫比重要性的信源。
追蹤式研究是智庫的基本研究模式，安邦智庫就藉助二十幾個數據庫來完成這種追蹤式的研究，要求做簡報式的產品，將追蹤的成果記錄下來，進行評估。
所以，安邦智庫對大小事件隨時有觀點，並非是偶然的，這是追蹤研究體系的成果。一般來說，追蹤式研究的優點很明顯，來龍去脈很清楚，事務的演變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時間序列中的各個節點很可靠，很清楚，不是傳說中的東西，不是人云亦云，這樣推導出的結論，就比較可靠。
因此，信息的專業與否實際與信息公開與否並無直接的關係，與信息專業性真正有關係的是信息分析人員的專業性以及他們的持續跟蹤研究，這是系統的力量。
研究水平方面,有說法稱中國民間智庫雖然與體制內智庫相比更獨立，但民間智庫的科研水平低，您如何看到這樣的批評之聲？
陳功：就大多數情況而言，是這樣的，只是安邦智庫除外。因為安邦智庫做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對各種攻擊和評論習以為常。
對體制內外的智庫機構，應該進行不同的價值控制。但凡是體制內的機構，他們所做的研究就是工作，是政府職能機構的本職和本分，並且與權力結構和相關利益緊密相關。
因此，從智庫研究的客觀性來看，有理由假定體制內機構的建議和觀點，與社會環境有一定的不兼容性。而對於體制外的機構（民間機構），則通過“白名單”和“黑名單”進行控制，鑑別其中的價值。
由作為用戶的政府建立黑白名單來對智庫進行質量評判和價值控制，這是目前環境下采取的現實辦法。
未來，隨著中國智庫發展的水平提高、環境開放，對智庫價值的評判將會有更加多元的判斷主體，在智庫圈子、專業研究機構、專業輿論環境裡，將會形成類似“智庫共同體”之類的同行評議機制，這是政府之外的評價機制。
我在蘭德訪問的時候，蘭德公司的人說，你們中國人來的太多了，但有什麼用？這個話的潛臺詞是，我們的這一套，你們學不了，也用不了！這個話也對，也不對。
說它對，我在蘭德公司看到的情況，的確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務運作是非常專業和成熟的。西方國家對專業精神的崇拜，貫穿始終，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質量高，影響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
西方國家搞政策研究的，項目主管都是頭髮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講話節奏不快，但觀點犀利，這種專業人士，很難對付。你靠調門高，一點用處都沒有。
以您的體會，中國政府對於中國民間智庫的態度是怎樣的？中國政府應該拿出怎樣的態度去迎接這樣一種在未來發展將更為壯大的新興群體。
陳功：國內近年關注智庫，這首先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說明中國政府遇到的事情在增多，需要藉助專業研究機構的幫助；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內各級決策層在轉變觀念，認同科學決策對公共政策的重要性。這種氛圍的形成，對國內智庫發展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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