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小事，折射古代中國為何沒有形成商品經濟'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晁蓋裝成商人
先說行商，帶著商品出門在外，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官和匪。匪很好理解，帶著商品或者錢財，一旦遇到攔路搶劫的，就只好自認倒楣。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土匪打劫不是見什麼搶什麼，而是有規矩的。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意思是當農民種地時，土匪是不來搶劫的。如果搶的沒人種地了，以後搶什麼？土匪是不願意幹竭澤而漁的事的。同理，當一片道路充滿了土匪，所有行商都不從這裡路過了，那麼以後土匪搶什麼？因此土匪最常做的事，就是電視劇中那樣“留下買路財”。行商只要按照規矩留下買路財，土匪並不會搶光財產殺人滅口。反而會保護行商安全的度過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土匪多了，勢力範圍也會被劃分的四分五裂，土匪之間也會商議好，這段路哪個山頭各收多少。總之不能把行商趕盡殺絕，多少留一點活命錢給他。以免以後沒人路過，土匪也要捱餓。久而久之形成規矩，某段路該多少錢，提前準備好，大家方便。有破壞規矩的土匪，反而會遭到匪首的處決。並不是土匪多麼有良心，而是土匪本身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竭澤而漁，則來年無魚的道理，土匪也是懂的。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晁蓋裝成商人
先說行商，帶著商品出門在外，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官和匪。匪很好理解，帶著商品或者錢財，一旦遇到攔路搶劫的，就只好自認倒楣。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土匪打劫不是見什麼搶什麼，而是有規矩的。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意思是當農民種地時，土匪是不來搶劫的。如果搶的沒人種地了，以後搶什麼？土匪是不願意幹竭澤而漁的事的。同理，當一片道路充滿了土匪，所有行商都不從這裡路過了，那麼以後土匪搶什麼？因此土匪最常做的事，就是電視劇中那樣“留下買路財”。行商只要按照規矩留下買路財，土匪並不會搶光財產殺人滅口。反而會保護行商安全的度過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土匪多了，勢力範圍也會被劃分的四分五裂，土匪之間也會商議好，這段路哪個山頭各收多少。總之不能把行商趕盡殺絕，多少留一點活命錢給他。以免以後沒人路過，土匪也要捱餓。久而久之形成規矩，某段路該多少錢，提前準備好，大家方便。有破壞規矩的土匪，反而會遭到匪首的處決。並不是土匪多麼有良心，而是土匪本身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竭澤而漁，則來年無魚的道理，土匪也是懂的。
被抓住的土匪
明代周暉在《金陵瑣事》記在了一個“焚燈草”的故事：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其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磬。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這段話大致意思是，萬曆二十八年，有個叫陸二的行商，以賣燈草為生。行船運送燈草的路上，各處抽稅。一共才八兩的本錢，抽稅抽了一半。船走到青山，又遇到來收稅的。陸二已經沒錢了，乾脆把船上的燈草全拿上岸一把火燒了。陸二的遭遇，就是那時行商的普遍遭遇。土匪尚知道不能竭澤而漁，而各級地方官只顧自己政績，或者只顧自己任上多撈錢，才不管你死活。反正三年期滿拍拍屁股走了，餓死多少商人才不是官老爺有空關心的事。
行商的遭遇如此，坐商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18世紀中期，大英帝國商品越來越多地銷往海外，手工工場的生產技術供應不足。為了提高產量，人們想方設法改進生產技術。人們先是發明了一種叫飛梭的織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織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對棉紗的需求。18世紀60年代，織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Spinning Jenny）”的手搖紡紗機。“珍妮機”一次可以紡出許多根棉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被稱為近代工業革命的開端。紡織業的鼻祖在中國，中國人口占據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麼多人要穿衣服，這麼大的市場需求，卻始終停留在手工業的雛形上。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晁蓋裝成商人
先說行商，帶著商品出門在外，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官和匪。匪很好理解，帶著商品或者錢財，一旦遇到攔路搶劫的，就只好自認倒楣。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土匪打劫不是見什麼搶什麼，而是有規矩的。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意思是當農民種地時，土匪是不來搶劫的。如果搶的沒人種地了，以後搶什麼？土匪是不願意幹竭澤而漁的事的。同理，當一片道路充滿了土匪，所有行商都不從這裡路過了，那麼以後土匪搶什麼？因此土匪最常做的事，就是電視劇中那樣“留下買路財”。行商只要按照規矩留下買路財，土匪並不會搶光財產殺人滅口。反而會保護行商安全的度過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土匪多了，勢力範圍也會被劃分的四分五裂，土匪之間也會商議好，這段路哪個山頭各收多少。總之不能把行商趕盡殺絕，多少留一點活命錢給他。以免以後沒人路過，土匪也要捱餓。久而久之形成規矩，某段路該多少錢，提前準備好，大家方便。有破壞規矩的土匪，反而會遭到匪首的處決。並不是土匪多麼有良心，而是土匪本身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竭澤而漁，則來年無魚的道理，土匪也是懂的。
被抓住的土匪
明代周暉在《金陵瑣事》記在了一個“焚燈草”的故事：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其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磬。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這段話大致意思是，萬曆二十八年，有個叫陸二的行商，以賣燈草為生。行船運送燈草的路上，各處抽稅。一共才八兩的本錢，抽稅抽了一半。船走到青山，又遇到來收稅的。陸二已經沒錢了，乾脆把船上的燈草全拿上岸一把火燒了。陸二的遭遇，就是那時行商的普遍遭遇。土匪尚知道不能竭澤而漁，而各級地方官只顧自己政績，或者只顧自己任上多撈錢，才不管你死活。反正三年期滿拍拍屁股走了，餓死多少商人才不是官老爺有空關心的事。
行商的遭遇如此，坐商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18世紀中期，大英帝國商品越來越多地銷往海外，手工工場的生產技術供應不足。為了提高產量，人們想方設法改進生產技術。人們先是發明了一種叫飛梭的織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織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對棉紗的需求。18世紀60年代，織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Spinning Jenny）”的手搖紡紗機。“珍妮機”一次可以紡出許多根棉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被稱為近代工業革命的開端。紡織業的鼻祖在中國，中國人口占據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麼多人要穿衣服，這麼大的市場需求，卻始終停留在手工業的雛形上。
珍妮紡紗機
同樣的萬曆時期，萬曆二十七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奉旨“帶徵蘇鬆等處課稅”，即督徵蘇州、杭州一帶的各類商業稅，稅收衙門設在蘇州織造局內。大家熟悉明史的多少會了解一些，萬曆三大徵打光了張居正十年積攢的國庫，以至於萬曆後期一直國庫空虛，這個問題直到崇禎時期也未能解決，硬是把崇禎皇帝給窮的上吊。要解決財政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開闢稅源。於是萬曆時期就開始各種加稅，並派太監下來監督。好像太監無後，就能衷心為朝廷辦事了一樣。
這裡說一下，朝廷的稅，就好比土匪的買路財，洪興的保護費，都是維持暴力機關基本運營所必需的收入。如果沒有了這比收入，土匪會餓死，洪興會解散，崇禎會上吊。因此朝廷收稅是正常的。但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稅收類目的隨意性。皇帝就是法，說收什麼稅就收什麼稅，說收多少就收多少。而下來的太監只會在原定的稅率上隨意增加，畢竟多出來的就是自己的。各級官員自己跟著加一點稅撈上一些，也是情理之中。反正罵起來，帳都要算到萬曆頭上的。實際上明代理論上的商業稅非常低，朱元璋時期就規定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但實際上朝廷收到的稅款遠遠不足這個數，浙江一個產茶的大省一年收的茶稅才6兩銀子，還沒洪興收的保護費多。這麼說來明代商人只做買賣不交稅，那日子不是過的太滋潤了？聯繫到前面焚燈草的故事，就知道是想多了。朝廷到賬的稅款少，不代表商人交的少。苛捐雜稅本身就是大明滅亡的主要原因。
而這次太監孫隆來收稅，收出了一個大事故。孫隆反正也斷子絕孫了，不怕罵，收稅收的特別狠。這個孫太監一上任，蘇州城就發生了“稅務初興，民鹹罷市”的事情。稅收的太重，寧可關門不做生意。跟行商的焚燈草可謂相呼應。兩年後的萬曆二十九年春，蘇州遭受水災，民不聊生，但孫隆為完成年度徵稅額，不但不體恤民間，還加緊盤剝商民。反正是公家的事，孫隆這麼上心，他自己中間不扣留一部分，我是絕不相信的。搞的蘇州“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機戶相率改業、罷工。老闆都關門罷工了，老闆手下的工人自然也就沒飯吃，造成了“傭工無所趁食”的現象。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晁蓋裝成商人
先說行商，帶著商品出門在外，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官和匪。匪很好理解，帶著商品或者錢財，一旦遇到攔路搶劫的，就只好自認倒楣。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土匪打劫不是見什麼搶什麼，而是有規矩的。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意思是當農民種地時，土匪是不來搶劫的。如果搶的沒人種地了，以後搶什麼？土匪是不願意幹竭澤而漁的事的。同理，當一片道路充滿了土匪，所有行商都不從這裡路過了，那麼以後土匪搶什麼？因此土匪最常做的事，就是電視劇中那樣“留下買路財”。行商只要按照規矩留下買路財，土匪並不會搶光財產殺人滅口。反而會保護行商安全的度過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土匪多了，勢力範圍也會被劃分的四分五裂，土匪之間也會商議好，這段路哪個山頭各收多少。總之不能把行商趕盡殺絕，多少留一點活命錢給他。以免以後沒人路過，土匪也要捱餓。久而久之形成規矩，某段路該多少錢，提前準備好，大家方便。有破壞規矩的土匪，反而會遭到匪首的處決。並不是土匪多麼有良心，而是土匪本身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竭澤而漁，則來年無魚的道理，土匪也是懂的。
被抓住的土匪
明代周暉在《金陵瑣事》記在了一個“焚燈草”的故事：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其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磬。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這段話大致意思是，萬曆二十八年，有個叫陸二的行商，以賣燈草為生。行船運送燈草的路上，各處抽稅。一共才八兩的本錢，抽稅抽了一半。船走到青山，又遇到來收稅的。陸二已經沒錢了，乾脆把船上的燈草全拿上岸一把火燒了。陸二的遭遇，就是那時行商的普遍遭遇。土匪尚知道不能竭澤而漁，而各級地方官只顧自己政績，或者只顧自己任上多撈錢，才不管你死活。反正三年期滿拍拍屁股走了，餓死多少商人才不是官老爺有空關心的事。
行商的遭遇如此，坐商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18世紀中期，大英帝國商品越來越多地銷往海外，手工工場的生產技術供應不足。為了提高產量，人們想方設法改進生產技術。人們先是發明了一種叫飛梭的織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織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對棉紗的需求。18世紀60年代，織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Spinning Jenny）”的手搖紡紗機。“珍妮機”一次可以紡出許多根棉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被稱為近代工業革命的開端。紡織業的鼻祖在中國，中國人口占據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麼多人要穿衣服，這麼大的市場需求，卻始終停留在手工業的雛形上。
珍妮紡紗機
同樣的萬曆時期，萬曆二十七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奉旨“帶徵蘇鬆等處課稅”，即督徵蘇州、杭州一帶的各類商業稅，稅收衙門設在蘇州織造局內。大家熟悉明史的多少會了解一些，萬曆三大徵打光了張居正十年積攢的國庫，以至於萬曆後期一直國庫空虛，這個問題直到崇禎時期也未能解決，硬是把崇禎皇帝給窮的上吊。要解決財政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開闢稅源。於是萬曆時期就開始各種加稅，並派太監下來監督。好像太監無後，就能衷心為朝廷辦事了一樣。
這裡說一下，朝廷的稅，就好比土匪的買路財，洪興的保護費，都是維持暴力機關基本運營所必需的收入。如果沒有了這比收入，土匪會餓死，洪興會解散，崇禎會上吊。因此朝廷收稅是正常的。但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稅收類目的隨意性。皇帝就是法，說收什麼稅就收什麼稅，說收多少就收多少。而下來的太監只會在原定的稅率上隨意增加，畢竟多出來的就是自己的。各級官員自己跟著加一點稅撈上一些，也是情理之中。反正罵起來，帳都要算到萬曆頭上的。實際上明代理論上的商業稅非常低，朱元璋時期就規定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但實際上朝廷收到的稅款遠遠不足這個數，浙江一個產茶的大省一年收的茶稅才6兩銀子，還沒洪興收的保護費多。這麼說來明代商人只做買賣不交稅，那日子不是過的太滋潤了？聯繫到前面焚燈草的故事，就知道是想多了。朝廷到賬的稅款少，不代表商人交的少。苛捐雜稅本身就是大明滅亡的主要原因。
而這次太監孫隆來收稅，收出了一個大事故。孫隆反正也斷子絕孫了，不怕罵，收稅收的特別狠。這個孫太監一上任，蘇州城就發生了“稅務初興，民鹹罷市”的事情。稅收的太重，寧可關門不做生意。跟行商的焚燈草可謂相呼應。兩年後的萬曆二十九年春，蘇州遭受水災，民不聊生，但孫隆為完成年度徵稅額，不但不體恤民間，還加緊盤剝商民。反正是公家的事，孫隆這麼上心，他自己中間不扣留一部分，我是絕不相信的。搞的蘇州“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機戶相率改業、罷工。老闆都關門罷工了，老闆手下的工人自然也就沒飯吃，造成了“傭工無所趁食”的現象。
根據織傭之變創作的小人書
沒飯吃就要餓死，不想餓死就要搞事情。進入六月初，這些“浮食寄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的蘇州織工開始聚於玄妙觀，密謀暴動抗稅。先是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集眾二千餘人”。隨後加進來的織傭越來越多，這時候，崑山機匠葛成成了他們的領袖，史料說“義士葛成，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響應”。領導抗稅的組織者身上都帶著一份“手摺”，上面寫著每一個稅官的姓名與住址。在葛成的指揮下，反抗隊伍包圍了這些稅官的住宅，縱火焚燒，來不及逃跑的稅官被憤怒的人群拖出來打死。對蘇州的良民則秋毫無犯，反抗隊伍曾誤入一民家，但很快就發現誤會了，“首者即率諸人羅拜”。即使在縱火焚燬稅官住宅時，組織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準備，防止火勢蔓延。抗稅隊伍曾一度包圍了蘇州稅使孫隆辦公的蘇州織造局，孫隆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派駐軍鎮壓，但朱知府拒絕了他的要求。蘇州知府說：“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說，軍隊是用於抵禦外寇的，不可用來鎮壓民變。最後孫隆翻牆逃走，總算保住狗命。這裡指出一點，並不是朱知府覺悟有多高，而是朝廷收商稅其實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朱知府本人的利益。如果朝廷不明令收稅，那麼朱知府自然可以藉著各類名目收來錢揣進自己腰包。朝廷命令收稅，這筆錢就要上繳朝廷。朱知府坐視暴亂，其動機十分可疑。趕跑了孫隆後，暴亂者在蘇州各個城門貼出榜文，稱“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無得藉口生亂”。第五天，葛成主動向蘇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願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朱知府惺惺作態的表示：“我實不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只把葛成收進監獄，關了幾年就放出去了。聚眾作亂並打死多個朝廷命官並焚燒了朝廷命官的住宅，擱現在標準的恐怖分子行徑。居然只抓了一個人並且關了幾年就放了，要說朱知府深明大義並且這次抗稅沒關係，我是不信的。
歷史上中國曾經有過很接近商品經濟的時代，一說宋朝，一說明朝。宋代經濟發達，據學者研究，北宋人口城市化率達20.1%，南宋時達到22.4%，甚至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認為，南宋鼎盛時期可能達到了30%。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甚至能達到知府的水平。只看數字太蒼白，實際上直到199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從新突破30%.
新中國城市化進程
北宋的東京汴梁更是少有的百萬級人口城市，天幸有張擇端在，為我們留下了清明上河圖，讓我們得以窺見當年的繁華盛況。而明代更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隆慶開關後，雖然僅僅開放了樂港一個口子，就使得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然而無論是被高度稱讚的宋朝，還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朝。始終沒能在中國真正的形成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始終在中國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東京汴梁盛況
這就很奇怪了，一直以來，中國都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基數，理論上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空間。自然經濟再主導，一兩億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也是一個不小的市場。能抓住這一點好好發展一下，決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宋明時期可以說一隻腳已經踏入商品經濟時代了，卻偏偏始終沒有邁出那關鍵的一步。歷代的士農工商等級思想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是正所謂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發家致富的決心和恆心是無法阻擋的。古代著名商人也並不少，缺始終沒有形成真正的商品經濟，其中必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
商品經濟最大的根基是物流。古代沒有現代這麼方便的交通條件，但是同樣離不開物流。陸路交通不方便，那就走水運。所以才有了京杭運河的繁榮，北宋的汴京本質上來說，也正是因為水路交通便捷，才逐漸發展成超級大城市。後來也正是因為黃河氾濫造成水運淤塞，京廣線只得改道鄭州，汴京就逐漸衰落了下去。古代商業，也正是如此。商品就如流水，正所謂活水不腐，如果沒有流動，商品就只能爛在原產地。負責商品流動的，就是諸多商人。古代是沒有所謂的物流公司的，鏢局收費太高，一般的小商人也承受不起。最常見的就是商人自己去運送販賣。水滸中著名的智劫生辰綱，晁蓋等七人就是裝作運送棗子販賣的商人，消除了楊智的疑心。水滸成書於明朝，可見至少在明朝，運送商品的商人已經是比較常見的了。這種商人，叫做行商。與之相對開店做買賣的，叫做坐商。行商與坐商，是商品流動的兩大根基。
晁蓋裝成商人
先說行商，帶著商品出門在外，最現實的問題就是官和匪。匪很好理解，帶著商品或者錢財，一旦遇到攔路搶劫的，就只好自認倒楣。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樣，土匪打劫不是見什麼搶什麼，而是有規矩的。明代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意思是當農民種地時，土匪是不來搶劫的。如果搶的沒人種地了，以後搶什麼？土匪是不願意幹竭澤而漁的事的。同理，當一片道路充滿了土匪，所有行商都不從這裡路過了，那麼以後土匪搶什麼？因此土匪最常做的事，就是電視劇中那樣“留下買路財”。行商只要按照規矩留下買路財，土匪並不會搶光財產殺人滅口。反而會保護行商安全的度過自己的勢力範圍。當然土匪多了，勢力範圍也會被劃分的四分五裂，土匪之間也會商議好，這段路哪個山頭各收多少。總之不能把行商趕盡殺絕，多少留一點活命錢給他。以免以後沒人路過，土匪也要捱餓。久而久之形成規矩，某段路該多少錢，提前準備好，大家方便。有破壞規矩的土匪，反而會遭到匪首的處決。並不是土匪多麼有良心，而是土匪本身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竭澤而漁，則來年無魚的道理，土匪也是懂的。
被抓住的土匪
明代周暉在《金陵瑣事》記在了一個“焚燈草”的故事：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其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磬。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這段話大致意思是，萬曆二十八年，有個叫陸二的行商，以賣燈草為生。行船運送燈草的路上，各處抽稅。一共才八兩的本錢，抽稅抽了一半。船走到青山，又遇到來收稅的。陸二已經沒錢了，乾脆把船上的燈草全拿上岸一把火燒了。陸二的遭遇，就是那時行商的普遍遭遇。土匪尚知道不能竭澤而漁，而各級地方官只顧自己政績，或者只顧自己任上多撈錢，才不管你死活。反正三年期滿拍拍屁股走了，餓死多少商人才不是官老爺有空關心的事。
行商的遭遇如此，坐商自然也好不到哪兒去。18世紀中期，大英帝國商品越來越多地銷往海外，手工工場的生產技術供應不足。為了提高產量，人們想方設法改進生產技術。人們先是發明了一種叫飛梭的織布工具，大大加快了織布的速度，也刺激了對棉紗的需求。18世紀60年代，織布工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機（Spinning Jenny）”的手搖紡紗機。“珍妮機”一次可以紡出許多根棉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被稱為近代工業革命的開端。紡織業的鼻祖在中國，中國人口占據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麼多人要穿衣服，這麼大的市場需求，卻始終停留在手工業的雛形上。
珍妮紡紗機
同樣的萬曆時期，萬曆二十七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奉旨“帶徵蘇鬆等處課稅”，即督徵蘇州、杭州一帶的各類商業稅，稅收衙門設在蘇州織造局內。大家熟悉明史的多少會了解一些，萬曆三大徵打光了張居正十年積攢的國庫，以至於萬曆後期一直國庫空虛，這個問題直到崇禎時期也未能解決，硬是把崇禎皇帝給窮的上吊。要解決財政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開闢稅源。於是萬曆時期就開始各種加稅，並派太監下來監督。好像太監無後，就能衷心為朝廷辦事了一樣。
這裡說一下，朝廷的稅，就好比土匪的買路財，洪興的保護費，都是維持暴力機關基本運營所必需的收入。如果沒有了這比收入，土匪會餓死，洪興會解散，崇禎會上吊。因此朝廷收稅是正常的。但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稅收類目的隨意性。皇帝就是法，說收什麼稅就收什麼稅，說收多少就收多少。而下來的太監只會在原定的稅率上隨意增加，畢竟多出來的就是自己的。各級官員自己跟著加一點稅撈上一些，也是情理之中。反正罵起來，帳都要算到萬曆頭上的。實際上明代理論上的商業稅非常低，朱元璋時期就規定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但實際上朝廷收到的稅款遠遠不足這個數，浙江一個產茶的大省一年收的茶稅才6兩銀子，還沒洪興收的保護費多。這麼說來明代商人只做買賣不交稅，那日子不是過的太滋潤了？聯繫到前面焚燈草的故事，就知道是想多了。朝廷到賬的稅款少，不代表商人交的少。苛捐雜稅本身就是大明滅亡的主要原因。
而這次太監孫隆來收稅，收出了一個大事故。孫隆反正也斷子絕孫了，不怕罵，收稅收的特別狠。這個孫太監一上任，蘇州城就發生了“稅務初興，民鹹罷市”的事情。稅收的太重，寧可關門不做生意。跟行商的焚燈草可謂相呼應。兩年後的萬曆二十九年春，蘇州遭受水災，民不聊生，但孫隆為完成年度徵稅額，不但不體恤民間，還加緊盤剝商民。反正是公家的事，孫隆這麼上心，他自己中間不扣留一部分，我是絕不相信的。搞的蘇州“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機戶相率改業、罷工。老闆都關門罷工了，老闆手下的工人自然也就沒飯吃，造成了“傭工無所趁食”的現象。
根據織傭之變創作的小人書
沒飯吃就要餓死，不想餓死就要搞事情。進入六月初，這些“浮食寄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的蘇州織工開始聚於玄妙觀，密謀暴動抗稅。先是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集眾二千餘人”。隨後加進來的織傭越來越多，這時候，崑山機匠葛成成了他們的領袖，史料說“義士葛成，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響應”。領導抗稅的組織者身上都帶著一份“手摺”，上面寫著每一個稅官的姓名與住址。在葛成的指揮下，反抗隊伍包圍了這些稅官的住宅，縱火焚燒，來不及逃跑的稅官被憤怒的人群拖出來打死。對蘇州的良民則秋毫無犯，反抗隊伍曾誤入一民家，但很快就發現誤會了，“首者即率諸人羅拜”。即使在縱火焚燬稅官住宅時，組織者也先警示附近居民做好準備，防止火勢蔓延。抗稅隊伍曾一度包圍了蘇州稅使孫隆辦公的蘇州織造局，孫隆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派駐軍鎮壓，但朱知府拒絕了他的要求。蘇州知府說：“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說，軍隊是用於抵禦外寇的，不可用來鎮壓民變。最後孫隆翻牆逃走，總算保住狗命。這裡指出一點，並不是朱知府覺悟有多高，而是朝廷收商稅其實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朱知府本人的利益。如果朝廷不明令收稅，那麼朱知府自然可以藉著各類名目收來錢揣進自己腰包。朝廷命令收稅，這筆錢就要上繳朝廷。朱知府坐視暴亂，其動機十分可疑。趕跑了孫隆後，暴亂者在蘇州各個城門貼出榜文，稱“稅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無得藉口生亂”。第五天，葛成主動向蘇州官府投案：“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願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朱知府惺惺作態的表示：“我實不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只把葛成收進監獄，關了幾年就放出去了。聚眾作亂並打死多個朝廷命官並焚燒了朝廷命官的住宅，擱現在標準的恐怖分子行徑。居然只抓了一個人並且關了幾年就放了，要說朱知府深明大義並且這次抗稅沒關係，我是不信的。
葛成痛打稅監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呢？其根源就在於朝廷收稅的隨意性。正常來說，要不要收稅，收多少稅，由誰來收，應該由朝廷統一出面，制定統一標準。規定多少，就是多少。不多收，也不少收。事實上，明代也確實制定了商業稅三十稅一的標準。但是各級官員在稅收之外，自行調整稅率，並且隨意增加名目繁雜的各類攤派。你說三十稅一，沒錯啊，我只收了三十分之一的商業稅。剩下的是遼東匪捐，過路費，人頭費，印花費，西北軍餉攤派等等。除了稅，就是費。稅和費，兩個字之間的操作空間太大了。正是法律的不確定性，給了各級官員上下其手的操作空間。造成稅收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隨意攤派加稅，再加上各級官員中飽私囊。朝廷落了罵名，也沒得到實惠。對商業發展帶來的打擊卻是致命的。做生意那點兒本錢還不夠交稅的，這買賣誰幹？這種商業環境下，能形成商品經濟，反倒是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