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空間”:限購與空間管理

經濟 米歇爾·福柯 政治 時政 解放軍報融媒體 2017-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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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空間”:限購與空間管理

“雄安空間”:一個新的詞彙

用福柯的空間權力理論來解釋限購和雄安特區的設立,會有新的認識。

隨著城市化成為中華社會演進的主要趨勢,政府把從對人的直接管理轉向對空間的管理。

雄安空間

除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其他城市均可以自由落戶,就是對具體的人的管理的放鬆,但通過設立國家中心城市、國家經濟特區,政府把空間管理當成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

北京遷出批發市場,遷出附加值低的企業以及汙染企業,遷出北京市主要黨政機構到通州,都是空間管理政策的具體實施。

空間管理

通過空間管理,來間接管理經濟與社會。

當下對城市的限購,實際上是對城市空間擁有的限制,希望借空間平等實現社會平等。

因此,不惜動用行政力量和國家機器,打擊對城市空間的爭奪。

誰能在城市擁有空間?

城市空間的購買,表面上是對利益的獲取,深層原因,則是對城市空間的崇拜——以及空間即權力的物質理解。

誰能在城市擁有空間?

是戶籍?學歷?還是資本?按照城市地理學的應有邏輯,當然是資本。但資本對空間的購買和佔有,使城市管理者感到威脅——當城市空間聽從於資本的分配,而不是權力,管理者就會感到權力的弱化。

城市空間的分配和佔有,決定了城市的權力規則和城市秩序。空間擁有者成為城市的食利階層,成為資本遊戲的獲勝者,從而對其他人群進行空間剝削——當人們以空間擁有來決定其社會地位,則對空間的爭奪,必然成為城市的權力戰場。

空間管理

這才是中國的現狀,管理者希望空間的分配有序且公平,但由於資本的無序性,使理想化的分配方式不可能存在。因此,管理者不得不時時伸出有形之手,來介入空間管理。

“雄安空間”:限購與空間管理

北京的空間管理業已失序

雄安特區的設立,其實是新城市空間的建立——打破原有的空間競爭模式,提供新的空間供給辦法,比如,只租不售,比如,空間的擁有者為國家或者集體。無論空間的供給模式如何改變,權力、規訓與城市安全,都是任何模式離不開的幾個要素。

北京的空間管理業已失序,雄安準備創造新的空間管理模式。政府完全控制城市空間,不允許個人和企業空間的擁有,通過空間的強力管理來實現社會的公平性。

“雄安空間”管理模式

放鬆對人的管制,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但空間管理涉及的管控層級,遠遠超過對人的管控,需要更高的管理藝術。

政府完全掌控城市空間,勢必缺乏空間活力,當社會缺乏一個能夠抵消貨幣通脹的等價物,城市將不再具有吸引力。

因此,有必要創造一個新詞彙——“雄安空間”。

雄安

“雄安空間”,會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空間模式,也是一個新的城市“烏托邦”——當所有的城市民眾都公平地擁有城市空間,則管理者的效益最大化,資本退出空間遊戲,每個人都成為空間的受益者,但每個人又成為受損者——在空間的進化過程中,個人將無法受益。

共產主義空間分配

“雄安空間”,或許會成為共產主義空間分配的前導性實驗,意在通過空間管理消除階級分化。但除了空間分配,管理者會給城市居民提供什麼樣的其他福利和權力?這才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空間規訓

空間管理,是生命政治的高級階段。

空間管理理論把人與政府的關係溫和化,政府與個體公民不再發生直接的管理關係,而是通過空間來進行規訓。管理者通過空間的規訓,來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

空間生產

“雄安空間”的誕生,也證明了空間擁有旺盛的生產性能力,在管理者手中可以不斷建設新的空間。空間生產,成為現代國家創造財富和實現社會引導的重要手段。

“空間管理”,成為一種新型管理方法,讓我們可以從空間視角來看待城市,以及城市的空間規則和權力的現代運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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