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勉：當前國際大格局的變化、影響和趨勢

內容提要：西方主導了500年的國際大格局在二戰結束時開始發生變化。非西方力量經過70多年發展而逐步壯大，已經超越了臨界點。估計大約再過30年,非西方力量將與西方力量並駕齊驅，共同形成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國際大格局。但當前，世界經濟進入徘徊期，國際力量對比進入盤整期，國際機制建設進入爬坡期，困難和挑戰較前更多也更為嚴峻。因此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主要力量需要排除干擾，透過表象抓住本質，充分認識國際形勢的基本走勢，準確界定各自的和共同的戰略方位，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推進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建設。

500年前的地理大發現和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軔催生了歐美(西方)主導的近代、現代國際大格局，這一狀況直到二戰結束後才開始發生變化。非西方力量經過70多年發展而逐步壯大,已經超越了臨界點。估計大約再過30年，非西方力量將與西方力量並駕齊驅，共同形成新的國際大格局。但是，當前正是充滿曲折、矛盾、競爭和鬥爭的迂迴爬坡期。國際體系基礎發生變化，國際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全球治理相對滯後，因此更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主要力量充分認識國際形勢的基本走勢,準確界定各自和共同的戰略方位，堅持多邊主義和反對單邊主義，爭取建立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國際大格局,進而推進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建設。

一、當前國際大格局的基本特點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大格局是國際體系和國際關係的基礎，也是我們觀察、分析和理解世界變化的重要切入點。

(一)國際格局的定義及時代意義。

國際格局指主要國際力量或主要國際行為體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聯繫、相互作用乃至相互制約所形成的一種較為穩定的結構狀態和力量對比態勢，一般指綜合實力的對比(即本文所述的“國際大格局”)，但有時也可分為政治格局、經濟格局、安全軍事格局等。

當前國際社會對國際大格局的表述和定義尚未完全形成共識。美國較多采用“世界力量中心”或“世界力量對比”的說法。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早在1971年7月6日的一次演講中，就把美國、蘇聯、歐洲、日本和中國列為“世界五大中心”。當年認同尼克松“世界五大中心”之說的基辛格在近半個世紀後對世界主要力量有了新詮釋。他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把美國列為領導力量，歐洲、中國和亞洲列為重要力量，還從非國家的多種文明和科技發展等方面看待世界的重要力量。歐盟認為，當今世界是歐、美、中三大力量並立的格局。俄羅斯和中國以“多極化”來概括當前國際格局，指出:“雙方相信，當前國際體系正在朝著多極化演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二)國際大格局具有相對穩定性。

國際格局一旦形成，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期併發揮其影響。正確認識國際大格局的相對穩定性有利於堅持戰略方向，增強戰略定力。

第一，國際力量多極化是一個長期發展的歷史進程。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力量對比開始從美蘇兩極向多極化發展，這一趨勢延續至今。冷戰結束近30年來，國際主要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正在走向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一方面，政治安全上的西強東弱和經濟科技上北強南弱的基本態勢尚未發生根本的轉變，西方在力量對比上仍處於相對優勢。另一方面，政治外交上的東昇西降和經濟金融上的南上北下的國際力量對比趨勢也在繼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力量的優勢正在逐步喪失。繼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崛起之後，非洲大陸崛起的勢頭也相當強勁，正在同亞洲崛起相互呼應，在氣勢上直逼美歐。而且，非西方力量的上升正在從經濟和政治領域迅速向科技、文化、教育、輿論等諸多領域迅速拓展。

第二，時代的主題和時代命題仍將長期保持不變。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領導人以傑出政治家的戰略遠見提出了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和時代命題問題。數十年來，儘管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但和平發展依舊是時代主題和時代命題。從時代主題方面講，國際社會的主流要求不是戰爭和意識形態鬥爭，而是謀和平、求發展、促合作。美國和俄羅斯在敘利亞有武裝對抗,美國和中國在經貿問題上有鬥爭，但當今世界與爆發一戰、二戰和冷戰前夜的世界具有本質的不同。世界大戰或主要力量大規模武力對抗的可能性依舊很小，一些武裝、宗教和種族衝突仍在可控範圍之內。烏克蘭的艦艇在刻赤海峽遭到俄羅斯扣押，但美國的艦艇在大西洋航行不會遭到俄羅斯潛艇的攻擊。從時代命題方面講，天下遠非太平，國際社會面臨的戰爭、動亂、貧困、大規模疾病、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全球性挑戰正在以新的內涵和形式向縱深發展。而且，全球治理機制的赤字和滯後更是增加了時代命題的緊迫性和嚴峻性。

第三，科技進步和創新正在積聚巨大的促變能量。在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時代”)之後，世界正在開啟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為主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科技對經濟的促進和催化作用可望達到歷史的新高。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指出的那樣:“當前，從全球範圍看，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一些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呈現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抓緊制定新的科技發展戰略，搶佔科技和產業制高點。”確實，當前的科技創新正在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新的消費和新的發展，其產生的促變能量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

(三)充分認識國際大格局變與不變的雙重特點。

國際大格局態勢和趨勢的相對穩定性說明，國際形勢發展具有自身發展的週期和規律，都需要經過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決定當代國際大格局的一些主要因素具有內在自動和外部互動的持續性，它們的存在和發展維護了轉型過渡期的相對穩定，避免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崩盤，為新格局的形成和發展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前瞻和清醒地認識國際大格局，不僅能更加科學客觀地界定內政外交的戰略目標，而且還能為國際社會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促使國際社會在順應時代潮流中形成更多合作的正能量。而且，我們還要充分認識到國際大格局絕非任何一國之力所能單獨擔當，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在國際關係中，不變是相對的，變化是絕對的。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持之以恆的不懈努力，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善用歷史機遇期。特別是在面臨重大變化時，更要與時俱進，從容和有效地應對，在變化中勝出。

二、國際大格局變化的動因

國際大格局的變與不變只是表象，我們需要透過表象認清其本質，並進而達到正確認識和有效應對的目的。正確認識國際大格局的態勢和趨勢是堅定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信心的基礎，準確把握這些態勢和趨勢又能堅定戰略定力和堅持戰略目標，從而在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中促進國際大格局朝著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方向繼續前進。

(一)世界經濟在曲折中發展。

物質是世界的第一屬性，經濟發展是國際社會穩定的壓艙石。近30年來，世界經濟的發展既有增長的有利因素也有舉步維艱的困難。一方面，在上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顯現的國際合作意識和當前的科技創新等都為世界經濟注入了動力，在總體上避免了世界經濟的大衰退，並使美國、中國、印度等主要經濟體維持了一定速度的增長。此外，國際社會雖然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和改革方面屢屢受挫，但創建了二十國集團峰會及有關機制以取代原有的西方七國集團而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在其最具活力的亞洲發生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失去的20年”，2008年爆發於美國的次貸危機終又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1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貿易投資等也深受影響。世界經濟有進有退，曲折前進。

(二)大國的動態平衡。

與二戰後和冷戰後相比，當前的大國力量對比的差距正在縮小。在政治方面，美國的領導力和主導力都在下降，歐洲的自主和自強意識在增強，俄羅斯力圖重振大國雄風，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在經濟實力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佈的全球經濟體2018年排行榜前十名依次為:美國(20．412萬億美元)、中國(14．1萬億美元)、日本(5．167萬億美元)、德國(4．211萬億美元)、英國(2．936萬億美元)、法國(2．925萬億美元)、印度(2．848萬億美元)、意大利(2．181萬億美元)、巴西(2．138萬億美元)、加拿大(1．798萬億美元)。在國際機制方面，許多大國認識到相互的利益交匯和共處共生的客觀現實及需要，因而接受現有國際機制最低限度的約束，維持著國際政治、安全、經濟的基本秩序，注意發揮國際機制的作用，如維持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伊朗核協議。

(三)社會思潮的正向動力和逆向阻力。

當前，一些國家朝野的思潮和動向都有新的表現和影響。美國民粹主義把特朗普送進白宮，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相繼(威脅)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和《中導條約》等，從而在全球範圍內衝擊了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也影響到許多國家和人民在世界範圍內合作共贏的思想和意願。英國的“脫歐”正在對戰後區域一體化領頭羊的歐洲形成強大的衝擊。此外，中東地區的極端主義導致暴恐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有恃無恐，致使“伊斯蘭國”應運而生併為害世界。但是，我們仍需堅持兩點論。在美國特朗普政府“退群”中要看到國際社會對其舉動的批評和抑制，在英國“脫歐”中要看到英國國內的辯論和歐盟對地區主義的堅守，在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現象中要看到極端暴恐主義其行不遠。因而，國際的主流思想思潮是穩中求進而不是亂中取利，國際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還是把求和平、重經濟、促發展放在第一位的。

三、超越臨界點後的迂迴爬坡

當前國際大格局已經超越了總體力量對比的臨界點，但與前些年相比，國際社會正處於充滿挑戰的迂迴曲折時期。

(一)世界經濟進入徘徊期。

世界經濟復甦接近週期性觸頂，下行風險逐漸增加。2018年，世界經濟保持了2016年中期以後的復甦態勢，實現穩步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8年和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均有望達到3．7%，是2012年後最好水平。但全球貿易投資增長乏力，全球經濟治理遭受重挫，各國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已經有所下降，部分主要經濟體增長速度可能已週期性見頂，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增大，下行壓力已更為明顯。此外，在投資和消費方面也還需要克服眾多的不利因素。

(二)國際力量對比進入盤整期。

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總是有階段性的，相互進退常常呈現犬牙交錯的狀態。二戰後，廣大亞非國家形成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高潮。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歐和日本實現了戰後復興和經濟起飛，此後成為世界經濟美、歐、亞三大板塊的重要組成部分。70年代，廣大發展中國家興起和美國越南戰爭失敗恰成對照。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和逐步實現大國的崛起。90年代，美國成為冷戰的最大贏家，但很快又輸掉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喪失了不可一世的“一超獨霸”地位。本世紀頭10年，金磚國家進入發展和興起時期，開始了群體性崛起和機制性合作的新階段。當前，特朗普總統在世界上大力推行反建制戰略和政策，力圖以此使“美國重新偉大”。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內部矛盾突出而注意力內顧。中國和俄羅斯都被美國視為戰略對手而承受著更多的戰略壓力。在金磚國家中，近幾年只有印度仍維持高速增長，南非和巴西的內部政治爭鬥和經濟困難制約其外交的進展。國際力量的這一盤整期估計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三)國際機制建設進入爬坡期。

上世紀90年代後的全球化浪潮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從正反兩方面對國際機制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國際經濟機制和全球性挑戰的應對機制有了較大的發展。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並使後者真正具有了“世界”意義。2008年，二十國集團從部長級升格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承諾對股權和投票權進行了有利於新興經濟體的改革。但是，各國在對國際機制建設和改革的承諾到落實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美國的單邊主義和“退群”言行更是延遲了有關的進度，甚至還可能導致局部的倒退。中國是國際機制建設和改革的推動者，但也面臨目標和能力不盡如人意的挑戰。例如，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上，中國首次全面闡釋全球經濟治理觀，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佈氣候變化問題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二十國集團議程。但是，如何把杭州峰會的“中國印記”轉化成世界現實，還需要國際社會的持續努力。

四、國際大格局未來30年的趨勢

經過戰後70多年的發展，國際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一進程估計還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方能真正實現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國際大格局。

(一)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

從上世紀中葉二戰結束到本世紀中葉中國成為全球強國，國際政治格局逐步走向西方和非西方力量之間的基本均衡，從而最終結束西方在過去500年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壟斷和主導，並開啟公平正義、相互尊重、共處共生的國際政治新格局。

第一，非西方國家梯次型地提高政治意識和自信。在20世紀50～70年代，廣大亞非國家實現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獨立。在20世紀60～80年代，廣大拉丁美洲國家實現了政治民主化進程。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的頭10年,一些亞非國家受西方鼓動影響而陷入動盪。但是，這些國家在曲折中有了新的感悟，從中國的成功中受到啟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第二，非西方國家政治合作向縱深發展。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頭10年，廣大發展中國家又掀起了地區和跨地區的政治合作高潮，非洲聯盟、上海合作組織、金磚五國、太平洋聯盟以及中國同亞非拉的跨地區合作等相繼推出和不斷髮展。此外，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等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性組織也逐步發生形式和性質的變化，非西方國家在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和機制中的聯合自強也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30年裡，廣大非西方國家的政治聯合自強將在全球範圍內更加廣泛和深入地展開，在全球治理和國際體系的建章立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西方政治力量在弱化中維繫。在未來30年的國際政治格局的轉型過渡中，和平方式將是主要的，非和平方式則是第二位的。西方仍將具有相當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影響。西方在政治主張、價值取向、制度理念和輿論宣傳等方面仍擁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內部團結、政治領導、感召影響和前瞻引導等方面的能力將日趨式微。後者的態勢和趨勢在道義和實際上都更加有利於非西方力量的發展壯大。因此，在共處共生大環境下，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力量轉移在實現了質變之後不是走向相互取代，而是裂變為更加多元多樣的政治存在。

(二)國際經濟格局的發展趨勢。

非西方經濟力量的提升在百年變局中最為顯著，其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與西方經濟力量並駕齊驅，共同推進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

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在上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開始了發展中經濟體的起飛和趕超進程。在80和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改寫了由日本領航的“雁行模式”。進入21世紀後，金磚國家群體性崛起。近些年來，金磚國家總體增長勢頭放緩，但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仍保持強勁的勢頭，中國經濟在中速增長情況下的絕對增長量也超越了高速增長期。這些都為發展中經濟體總體實力的增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當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按匯率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10年後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勢不可當，將使全球發展的版圖更加全面均衡，使世界和平的基礎更為堅實穩固。”

與此相匹配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一些發展中大國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話語權有了明顯的增加。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股權和投票權的增長勢頭日益高漲。而且，在今後30年裡，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機制將會更加成熟和有效，從而使國際經濟格局中的金融領域力量對比也更加平衡與公平。

(三)國際安全格局的發展趨勢。

在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這三大領域的格局中，西方力量在安全方面的優勢最為明顯，而非西方力量在該領域的進步歷程也將最為艱難和漫長。

第一，國際安全格局的基礎是軍事力量的對比。就軍事綜合實力而言，美國的軍費開支和作戰能力都穩居世界第一。根據設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發佈的《2018全球軍力對比報告》，2017年度美國的軍費開支為6220億美元，超過其後九國的軍費開支總和。而且，根據預算，2018年度美國的軍費預算高達7000億美元。非西方軍事集團有三國進入前十位:中國、印度、俄羅斯分別為第二、四、六位。但如果以軍事綜合實力而言，俄羅斯應是世界第二位。展望未來30年，我們不僅要看到美國四處出擊對其軍事實力的牽制和消耗，而且更要考慮到經濟和科技實力是軍事的基礎，代表著一個國家的軍事潛力。因此，30年後的世界軍事實力對比還會有相當大的變化。

第二，國際安全軍事機制的運作和效應。美國、英國和法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中佔據三席。在軍事聯盟方面，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亞太軍事同盟體系歷經戰後70多年而繼續存在。而且，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創的“志願者和能力者聯盟”，所謂的“國際聯軍”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屢試不爽。展望未來30年，俄羅斯倡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俄羅斯和中國共同倡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倡導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等經過磨合和考驗後將會不斷成長成熟。

第三，國際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具體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方面佔據相對優勢，而且還有始於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和始於2002年的“香格里拉對話”等為此出謀劃策和宣傳造勢。相對而言,由俄羅斯主辦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始於2004年)和中國主辦的香山論壇(始於2006年)等非西方的安全軍事論壇在歷史、規模和話語權方面還不在同一等量級上，因而需要作出更大和更加持久的努力。但是，西方的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具有內生和難以克服的問題，如難以擺脫安全軍事大戰略上的敵手和擴張的零和理論，始終難以形成合作共贏的世界和平大理論，因而，西方尤其美國在具體的理論和戰略上的優勢遠遠不足以補償總體的理論和戰略缺陷，在二戰後被迫經歷了從前殖民地國家、印度支那、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軍。從長遠來看，基於和平與合作的非西方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要比基於戰爭和敵手的西方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更有後勁，但重要的問題是要成功應對近、中期的挑戰，從而在更高層次上贏得安全軍事理論和戰略的優勢。

結 語

我們在分析國際大格局百年變局時，需要以近代和現代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為背景，以戰後70年和未來30年的發展為分析的時間框架，從而對國際大格局作出正確的判斷，在把握歷史規律和順應時代潮流中繼續前進。

70多年來，國際大格局的持續和變化同中國的內政外交密切相關，呈現同步或交叉發展之勢。在二戰後的兩極格局中，“站起來”的中國最終成為“兩極”之外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形成了當時美蘇中的戰略大三角關係。在冷戰結束後，“富起來”的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約了美國“一超獨霸”的勢頭，延續了多極化進程。在未來30年，“強起來”的中國將同國際社會共同穩固多極格局，共同推進世界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這一時代潮流。

中國和廣大非西方力量提升夯實了它們與西方力量基本平等關係的基礎，豐富了國際大格局的地域和領域內涵，增加了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道德和道義導向，強調了和平發展同人民嚮往美好生活的邏輯互動。中國和廣大非西方力量具有強烈的時代進步意義，日益增長的實力後盾，因而它們主張和追求的總體穩定和基本均衡的國際新格局也是可望實現的。

國際主要力量在經過百年發展後，將真正結束500多年來西方的壟斷和主導，美國、中國、歐洲、發展中大國和一些地區大國將共同成為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主要貢獻者、決策者和推動者。而且，在中國倡導的“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和“APEC+”等已有實踐和理念中，人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實力和話語權的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大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還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不僅充分認識到自身在推進國際大格局發展中的歷史擔當和時代責任，而且還深刻認識到加強中國與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無論中國怎樣強大，它的力量畢竟總還是有限的，需要與國際社會一起努力。為此，中國應以新型國際關係為抓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共同目標，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發展規律，促進經濟增長，加快科技創新，重視思想文化建設，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強調多邊主義和加強夥伴合作關係，伸張國際公平正義與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在應對各種挑戰中建設新型國際大格局。

（註釋略）

責任編輯/張玲 顧心陽

圖文編輯/郭童

作者：楊潔勉，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會長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3期